陈稻田：中国经济没有大的经济金融风险，但是, 维护经济金融平稳所采纳的短期政策, 却可能导致长期和深层次的风险。
编者按：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中国评级，再次引发对于中国风险的诸多讨论，防范风险亦是近年经济政策重点。中国经济最大风险存在何处？应该如何应对可能风险？对世界而言，中国经济风险又意味着什么？FT中文网近期组织《中国风险之辩》专题讨论，编辑事宜，联系徐瑾 [email protected] 。
对于中国经济的观察者来说，一个常常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以很多常识标准来说，中国经济问题很多，如果看一些微观案例，甚至说乱象丛生可能也不为过。最近周小川行长提出中国要警惕“明斯基时刻”，表达了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担心。但是，在“狼来了”的警告声中，中国的经济却一路平安，呈现超级稳定的状态。本文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存在一种叫做“金融集体主义”的机制，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因为这种特殊机制而在相当长时间内超级稳定。但是, 凡事有利有弊，这种机制自身的逻辑也内生孕育着长期风险。
大的宏观经济风险通常由实体经济的不平衡引发，但集中表现在金融货币领域。实体经济的恶化总是较为缓慢的，而只有在金融领域，当市场对经济状况感到集体焦虑的时候，货币需求会发生急剧变化，从而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进一步导致实体经济的衰退。过高的房价，不平衡的汇率，都是诱发金融风险的因素，但是没有高债务率，房价和汇率的剧烈调整影响也有限。因此，能够造成严重后果的金融危机本质上都可以说是债务危机。
债务问题，它本质上是债权债务人的利益分配问题，政府的强力干预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防止债务问题的恶化。比如过度杠杆的风险，在一个分权化的经济体制，它有很大的威胁，因为当恐慌蔓延，人人都要现金的时候，一个好企业可能也难以获得必要的资金，债务违约就会普遍出现。但是，如果政府可以要求债权人延长偿债时间或者干脆债转股，这正如最近一些银行所做的，债务就不是大问题。从金融体系的角度来说，债务危机往往是在某个债务链的薄弱环节爆发，然后通过影响资金市场和经济增长，传导到别的部门，从而可能造成系统性的债务通缩。 政府强有力的产业政策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恰恰可以把债务薄弱部门的漏洞给堵上。例如，有两个上下游行业，下游暴利，上游巨亏，即便总的利润水平较高，这个经济的债务风险是比较大的。如果政府通过限制巨亏行业的供给，让两个行业都变成微利，那么总体的债务风险反倒是降低了。最近的煤炭钢铁行业和下游的火电等用煤行业正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在2015年煤炭钢铁都经历了全行业亏损，两个行业对银行负债达到几万亿人民币，债务风险不可谓不大。但是2016年的去产能政策出来后，上下游行业的盈利水平被重新分配，钢铁煤炭行业的债务风险也就降低了。
在更微观的层面上，当有重要的企业不能还债的时候，政府还可以要求银行和企业重新谈判债务条款，延长债务期限，保持续贷资金，或者干脆债转股，在中国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这种行业间、企业和银行之间“均贫富”的机制，本文称之为“金融集体主义”，可以做到经济中没有债务的薄弱环节，这样经济整体的负债能力就大大提高了，金融体系在整体上呈现出超级稳定的状态。我个人认为，中国特有的“金融集体主义”机制起过去能够不断推高宏观负债率，维持高投资，这种机制起了很大的作用。基于这个原因，至少在中短期，中国的债务风险并不大。
中国经济
中国风险之辩：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胡伟俊：金融风险源于微观主体的市场化不足，背后是中国经济未完成的转轨过程。资源错配是中国债务和房地产问题的症结，也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
但是，这种体制的巨大优点在长期也内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它的风险在于，这种稳定机制牺牲了整体经济效率，在追求经济高增长的目标下，债务问题会积累到难以持续的程度。由于经济效率不高，为了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速，自然会依靠投资，依靠举债。例如，近些年社会融资总量和新增名义GDP的比值不断攀升，最近几年都保持在3以上。这样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债务的薄弱环节，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重新调整收入分配，以增强薄弱环节的偿债能力。而由于“金融集体主义”机制，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会受到保护，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不充分，这进一步降低整体经济效率。为了维持经济增长，越是没有效率，越要依赖负债来投资，这就造成恶性循环。即便有“金融集体主义”的机制不断维护稳定，但债务总会有个极限水平，当债务水平接近到极限水平附近的时候，超级债务危机就可能会爆发。 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的真正风险。
令人担忧的是，为了追求短期经济高增长，中国很多政策可能削弱了市场功能，降低了经济效率，从而增大了中长期的金融风险。如果从数据指标来看，中国经济最近的表现不错。 从经济增速来说，2017年前三季度实际GDP累计同比增速为6.9%，较2016年同期的6.7%有改善。名义GDP更是出现了大幅的回升，2017年钱三季度累计同比增幅为11.3%， 而2016年同期只有7%，可以说是走出了通缩。在金融风险的防控方面，市场最关心的银行不良率从2016年一季度以来也出现了企稳迹象，到了2017年二季度为1.74%，比16年同期还有所降低。
这些成就的取得和一些列宏观政策密切相关。在2014和2015年，煤炭钢铁等上游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出现全行业亏损，并危及银行资产安全。进入2016年，中国进行了规模庞大的去产能政策，重点集中在钢铁和煤炭等上游行业。 这些行业不仅进行了去产能，还通过限制工作日和加强环保执法等办法进行了广泛的限产。 在2014年，国务院43号文出台，对地方政府举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但是到了2016年，各类PPP项目和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大量涌现，这些带有“资本金”的项目公司，在相当程度上绕开了财政部对城投债的限制，增强了地方政府的举债能力。2014和2015年地产行业相对低迷，房地产库存高企，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各种限购开始取消，银行开始大规模发放按揭贷款，2016年的按揭贷款占新发放贷款的一半，创下历史新高，房价也快速攀升。2016行业销售额创下了记录，商品房销售额达到11.7万亿亿元，增长34.8%。到了2016年国庆节，过快上涨的房价似乎带来泡沫的风险，政府紧接着密集出台了限购限价等政策。
这些政策都几乎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些为了短期目标采纳的政策削弱了更基础的市场制度，按照前面对“金融集体主义”的分析，这带来的风险是长期的。
例如2014年的国务院43号文，出台前后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了很好的规范。 但是到了2016年，很多规范实质上是被突破了，很多PPP项目只是新形式下的地方政府债务。虽然投资有了起色，但是这种政策的变通对政府的公信力造成损害。在煤炭和钢铁行业，去产能和限产确实帮助行业恢复了盈利，但是公平问题出现了，市场经济的原则遭到了削弱。在体量庞大的房地产市场，政策从鼓励到限制，政策方向变化经历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 经过多轮的松紧反复，公众对房价只涨不跌的信念不断增强，这不断推高房价，将来如果真的出现泡沫的破裂，政府的公信力可能将面临考验。
在不少领域，当过多的资源集中于短期政策目标，具有长远意义的改革往往被搁置。在房地产市场，为了短期增长目标而鼓励房地产投资，房产税迟迟不能够推出，这导致房地产的过度投资。到2016年底，中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了37平方米（当年新竣工住宅面积,包括商品房和名目众多的非商品房，则高达20亿平方米），达到或者超过了欧洲发达国家的水平。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这样人满为患的大城市，住宅空置率也接近20%，一方面很多人买不起房，另一方面很多住宅空置，浪费十分严重。房产税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可以提高住宅持有成本，鼓励居民理性购房，降低住宅空置率；可以调节地方政府税收结构， 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稳定，具有长期的好处。但是，因为短期保增长的需要，房产税这种提高经济效率的基础制度迟迟不能建立。
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资本预算，都应该有明确的界定。国有企业，因为是政府出资，在严格的意义上讲，是公共财政的一部分，其业务范围、资本开支、利润留存、雇员人数和福利待遇，和公共财政一样，应当受到立法机构的批准。但是改革这么多年，这些方面的约束还是很薄弱。很多大型国企的投资自由度非常之大，比如一个矿产企业，赚了钱就可能进入金融产业，也可能进入房地产行业。
由于政策目标的短期化，被拖延的基础性改革还包括教育、医疗等和户籍等领域。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例，中国人同种同文，但由于不同的户籍，带来了公共服务、就业和教育机会的巨大差距。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上采取歧视政策，但是在税收上却对户籍和非户籍人口”一视同仁”，有其短期利益考虑，因为这样可以降低政府支出压力，把更多钱用于GDP增长这种易于出政绩的地方。但是，户籍制度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以农民工问题为例，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不能在工作所在地获得平等的公共服务，因而难以在工作地定居，造成大量的农村留守儿童；他们频繁的往返于居住地和工作地之间，造成巨大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农民工不能定居，流动性就大，这导致企业对其人力资本投入远远不足，劳动效率难以提高。最近有媒体报道，一个中美联合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在陕西和河北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在6-30个月年龄段的受调查农村儿童中，有接近50%的儿童认知发展滞后，远远高于15%左右的正常比例。专家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是孩子缺乏和父母的正常的交流所导致的。这些认知能力不足的儿童，其成年后的工作技能和收入水平都将处在较低水平。考虑到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这个代价是高昂的。
法律、制度、习俗、惯例和传统，是一代代人积淀下来的，可谓是集体智慧、民族智慧的结晶。在长期来说，它基本定义了一个民族的福祉。好的政策，既要达到当前的短期目标，也要精心维护保障长远利益的基础制度。不少人觉得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更有用，更具有智力上的挑战性， 而对社会科学则较为轻视。以我个人的看法，能够被数学语言描述的东西都是机械的，机械的东西再难再复杂也有限度，往往有天才人物单枪匹马把它解决，到了现代更可以用计算机来模拟。而社会科学，无法进行试验，概念都很抽象，对基本概念良好的理解，在思考的时候能够正确运用，需要很强的系统思考能力。比如我们研究经济理论，在每一个局部都是不复杂的，逻辑是清晰的，但是当把很多因素综合在一起的时候，研究者的全局分析能力就相差很大了。古代的罗马法，希望找到解决公平正义的自然规律！比如最常见的借贷关系，一个人借了另一个人的一匹马，如果马死了，责任在谁？罗马法区分了一些典型的情况，逻辑严密，又合乎情理，考虑那个时代的知识水平，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这个传统发展到后世成为西方法律体系的基石。这些都说明，制度问题是非常系统的大学问，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研究思考的问题还非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