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粹主义是什么？
对于一个自由主义者而言，二十一世纪开始意味着一系列的混乱与动荡。这些政治意义上的不安分，正将政治场域推向两极分化之境。
对此，不少人开始惊呼：这是一个民粹主义的时代。
但「民粹主义的时代」这个表述着实是一种懒惰的划分方式。毕竟当今的民粹主义这个范畴里面填入了太多彼此矛盾是指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主张再分配的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民粹主义；而叫嚣着赶走所有移民、退出各种国际组织的美国新右翼也是一种民粹主义；而印人党所代表的进攻型印度教主义也被称之为一种民粹主义。以至于目前而言，似乎任何远离中道政治的政治理念一旦获得大量的支持，都会添上一个民粹主义的帽子。然而所谓「主义」终归是一种意识形态，它需要有一定统一的价值观以及社会改革议程——那我们总不能说山本太郎的令核心选组与德意志选择党有什么意识形态的相近性吧！
那么这样看来，
我们似乎很难称民粹主义是一种具体的主义；更加准确的来说，它是一种
意识形态策略
。上文中提到的这些「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组织，往往会采用一套类似的话语结构；而在现实的政治行为中，它们确实也有着一定的共同性。
首先，（1 ）几乎所有的民粹主义的政治运动都强调要改革现有的秩序。而且这种改革的呼声往往非常之激烈，轻则要求改变现有的政治议题，引入全新的议题；重则要求彻底改变政治体制，要么彻底终结民主制，要么重新将民主制激进化。
例如许多欧洲的右翼民粹政党都踏入了一些此前数十年来的政治禁区：比如反对欧盟与欧洲联合，又或者是反对移民进而反对文化多元主义。而德国的德意志选择党，就特别体现为「重新强调德意志民族主义」。而反观左翼民粹主义，例如日本的令和新选组，便以重新强调「再分配税收」获得了其初步的支持。而所谓的文化多元主义、全球化、纵容大公司的权益以及不平等的加剧，都算得上是八十年代以来全球政治经营的基本共识。而一些更早期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甚至会提出的政治变革要求。比如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便直接要求废除议会民主。当然，今天的德意志选择党是否会继承其先辈的衣钵也是犹未可治。
其次，（2 ）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强调变革的姿态往往意味着「反建制」的「二元对立叙事」。
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往往会把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的群体划分成两个绝然对立的势力：处于执政地位的保守主义势力——这个群体可能是资本家、庞大的官僚体系或者是那些仰赖福利机关的贫穷家庭——以及团结一致的人民。一些文献将这种民粹主义的话语结构称之为「摩尼教的世界观」(Manichaeism)。这种观念下，整个世界被分成正义与邪恶的终极对决，而所有正义的人民必须团结在民粹主义的势力之下彻底消灭邪恶的既有势力。一般而言，右翼民粹主义者看来的「邪恶力量」会包括：
因此也可以想见，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受众多半是一个社会之中主流族群的中产阶级，他们往往认为自由主义当道的中道政治正在破坏他们应有的利益。而与之相对，左翼民粹主义看来的「邪恶力量」主要会包括：
反对富人当道、财阀政治是大多数左翼民粹主义者的共识，当然也有不少右翼民粹主义也会谈及这一点。而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那些深受新殖民主义影响的小国，反对帝国主义，往往是左翼民粹主义强调的重点。自这里可以见得，左翼民主的受众往往是社会之中的第三等级，比如少数族群、下层无产阶级、以及在金融危机之后愈发壮大的失业青年人群体。
而最后，（3 ）这种「二元对立」会构造出一个「同质化的人民神话」。民粹主义的人民观会强调一种不包含利益分歧、团结一致的同质化群体。
当然，在具体的政治行动之中，民粹主义的政治联盟一定是多元化的，而在政策纲领上也可以见得这些民粹主义领袖在这些支持者之中的一系列平衡。
但这里强调的关键在：民粹主义者不承认，「人民」是一个拥有多种利益取向的集合。
民粹主义势力声称：自己所支持的意识形态代表了整体人民的利益，任何反对自己声音的群体都应不被视作为人民。譬如说美国的新右翼民粹主义者特朗普在自己的总统竞选宣传之中，似乎就已经不再将那些性多元主义者是作为国民的一部分。他会宣称：我们「美国人民」应当反对那些同为美国公民的性多元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也会强调我们「德意志人民」（deutsche Völker)反对犹太资本家。即使许多犹太人依然是德意志帝国的公民，这些人也不再被视为是德国人民的一部分。
而有了以上这三个特点，我们便可以为民粹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策略下一个简单的定义了：
“民粹主义的策略以改变现有政治格局为诉求。民粹主义政客往往会通过创造一个敌我对立的二元叙事来构造一种同质性的人民，并用这种人民来挑战现有秩序的民主主义合法性，以实现改变现有政治格局的目的。”
这种策略本身是超意识形态的。这也就意味着民粹主义可以各种各样纷繁的主张，而这些主张的内容往往取决于特定地区之下的哪一个群体在试图冲击哪一种现有秩序？因此，民粹主义者可以是民族主义者、亦可能是国际主义者；可以主张反对全球化，也可能支持全球化；最后民粹主义者可以反对精英为大众谋福利；也可以号称反对精英，而后帮助部分精英暗度陈仓，重新成为统治势力。
二．我们当下的民粹主义
理论上来说，任何意识形态都可以采用民粹主义的策略，这就意味着我们很难在民粹主义中找到什么共同性。但如果我们观察一下8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民粹主义运动，我们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世界各地不同声音的民粹主义者，似乎达成了一些神秘的默契。我们会发现他们似乎都反对全球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于文化多元主义颇有微词、似乎也都在强调国家之在场的回归。
那么这似乎与上文之中的结论有些矛盾，这些共性说明了什么呢？
其实，这只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
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者所在冲击的那个现有秩序其实是同一个。或者更为严谨地说——世界各地的现有政治秩序以及相应的政治精英组成了一个庞大而松散的「全球精英网络—全球现有秩序」——我们可以这个秩序「新自由主义秩序」。不同于一些简单的阴谋论主义者，我们不必设想新自由主义秩序背后存在着一个有意志的操盘手。
这种秩序更像是各地精英所达成了一系列默契的共识与底线。首先，他们基本上都赞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作用。而这意味着，这些精英们会愿意为了资本的全球化而牺牲社会保护网。在现有欧美的政治格局之，一切探讨机进的再分配乃至于计划经济的声音都会被彻底边缘化。而一如桑德斯这样一个在放在罗斯福的年代平庸的新政主义者，今天则被当作了民主党之中的极左异端。
其次，这些全球化精英都在拥抱一种多元主义的文化包容。在他们看来，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最终会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繁荣之下容混成一种「宇宙文化」。因此，一个全球化精英可能会在早上用英语听新闻；上午在办公室中与三个尼泊尔人一起远程办公；中午去瑜伽私教课练习普拉提瑜伽；晚上跟自己的叙利亚男友去听一下波斯古典音乐演出，最后再睡前读一读《庄子》——而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莫桑比克人。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只限于全球化精英的文化多元主义。齐格蒙特·包曼在《全球化：人类的后果》之中揭露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新自由主义」以来的全球化，无非是精英的同质化以及底层的碎片化。更具体来说，一个在三星级土耳其餐厅中享受鹰嘴豆尼与烤肉的德国中产阶级并不住在贫民区，更不必体会一个德国单亲妈妈看到土耳其邻居时候的畏惧。
这些基本的政治共识的光鲜一面体现为一种「二十一世纪初的世界大同」。所有人都其乐融融、赞同这个开放而包容的全球化以及更多的企业灵活管理。
但如果我们揭开这层光纤的表面，会发现这个共识的阴暗面则是「政治议题的极度收窄」。任何不符合这种共识的政治声音往往会被边缘化，只是被禁止。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支持者，譬如那些信仰基督教的德国中年白人、或者是美国中南部虔诚的基督教家庭，或许真切的不喜欢伊斯兰教的移民，或者是墨西哥人的涌入。但是在政治场域上一度并没有这样的议题，倘若有人提出限制移民方案就会被打成是极端主义者。而对于那些左翼民粹的支持者、那些毕业之后就失业的大学生或者是工资不断下滑的工人群体，他们所提出的再分配追求会被视作为「社会主义的回归」而直接被无视。虽右翼势力民粹主义和左翼民粹主义者所渴望引入的新议题并不完全相同，正确，同样是在反对着新自由主义共识之中的一些组成部分。
而这也就不奇怪当前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有着些许的共同之处了。譬如在德国，新成立的左翼民粹主义政治政治家萨拉·瓦根克内希特所创立的新政治联盟吸纳了不少翼民粹主义的政策；相对美国的特朗普也在努力的讨好传统左翼所视为禁脔的蓝领工人。
这似乎会让我们注意到全球民粹主义支持者的第二个共性，这些人都是现有秩序边缘的失意者。
因此一个民粹主义的时代，其实是必然意味着主流政治场域愈发封闭。
一种实质上的「政治精英」—「边缘群体」构成了一种同心圆格局，而这个内部区域的边缘，就是中道政治的基本共识。
民粹主义的支持者必然是一些排除在外的群体——对于右翼民粹而言，这往往是边缘化了的部分精英以及相信这些精英的底层民众；而对于左翼民粹而言，这些群体往往是朝不保夕阶级以及无产阶级化了的中产阶级。而这些民粹主义支持者不管出于何种立场，都渴望改变现有的政治格局——要么是想夺取议题的中心；要么是想扩大这个圆的范围让民主深化。
不过无论如何，民粹主义的存在必然意味着一个事情：现有的民主秩序已经病了，要么是这个秩序已经过于僵化以至于无法容纳新的声音要么就是这个秩序已经无法反映这个社会中彼此冲突的一系列声音了。而民粹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激进的变革。它既可能带来改变的机会，也可能造成新的灾难。
三．民粹主义如何挽救民主？
我们如果去看一下民粹主义(populism)这个词的词源的话，我们会发现民粹主义在早期必然指向一种平等主义。而民粹主义的承诺往往是终结精英统治，把权力交还给普通的民众。如果这个过程真的如同这个话语所描述的那样自然，民粹主义者获得权力之后也确实改造了政治格局，使政治体系更加民主化。
那么也许民粹主义对于民主来说是一件好事——如水岛治郎在《民粹时代》一书中所说，民粹主义很多时候反而是重新让制度化的民主回归其源头，并且重生的过程。而现行的激进民主理潮，例如协商民主、参与式民主、抽选制等理念与民粹主义也有着很多共同之处。
因此，我们其实应当用一种用全面的视角来审视民粹主义，而不是单纯世界视之为洪水猛兽。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垂垂老矣的制度了，那个民粹主义也就仅仅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诸多势力之一。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势力还是最为民主主义的。毕竟在一些声音批评新自由主义不民主同时，一些传统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批判者则是在批评新自由主义太民主，我们应当尽可能的减少民主来恢复新封建主义。因此这样来看，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策略——如果用更广义的视角来说，社会主义者也往往会采用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策略——或许是进步主义突破新自由主义之死局的最好策略。
那么问题的关键也转移到了民粹主义本身上。许多政治学者都观察到：
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策略，往往会有孕育卡利斯马领袖的风险；许多民粹主义政治势力上台之后，也并没有把他们的民主承诺制度化，而是保持另一种施米特式的领袖民主——赋予魅力的民粹主义领袖与人民直接对话，而真正的民主制度改革则荒废在一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