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你以为清朝的知府真的有这么酸爽吗？
别的不说，就看大清对破案率的惩罚制度。
据晚清吏部官吏何刚德所著《春明梦录》记载，对命案和盗案的办理时间，清朝是有严格规定的。
请看清楚了，
命案：限六个月破案。
盗案：限四个月破案。
如果过此期限没有破案，就批评一次，起诉相关管理办案不力，这个就叫“初参”。
拖延到一年未能破案，就再批评你一次，这个叫“二参”。
拖延两年未破案，就来个“三参”。
拖延三年，就来个“四参”。
事态发展到“三参”的时候，就该降薪了，但还可以勉强睡得着觉，因为职位和级别还可以保住。
但如果发展到“四参”，事情就由量变到质变了——
降薪！
降职！
双降！
而积案，就是大清官员的宿命，不管如何你如何地神明勇武，文武全才，举世无双，积案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不多不少。
乾隆朝五十二年（1787年）湖南省宁远县知县汪辉祖说，他每个月在举行三八放告时，每天能收到两百多张状纸。所谓“三八放告”，是清朝的一种司法制度，是指每月初三、初八、十三、十八、廿三、廿八日，衙门开放受理各种诉讼。
而清朝学者包世臣也调查到，在清朝中叶，江浙一带的州县，平均有积案千余件。
你一辈子的功名，很可能就毁在积案上了。
如果那时候你身边有个元芳，如果你问：元芳，这事你这么看？
他十有八九会回答：大人，案是破不了啦，还是想办法弄个高配吧。
明知自己免不了要降职降薪，那就事先想办法将自己的级别储备好，“预备加级”，到时候万一要降，也够用。这个叫“有级可抵则抵”。
情况是这样的：
知县降一级，就是印官；典史降一级，就是捕官。为防备降职，九品知县就想办法弄到知府的级别，储备了这个高配，到时候朝廷责罚下来，降你两级，你还是九品，至少回到起点。
既然地方官怕这个，那么，朝廷关键部门的小编就拿这个讹你。
晚清，四川有一位典史官，手头有三件积案，拖了三年还是未破案，都已经到了“四参”的地步。这位仁兄未雨绸缪，早想办法将自己的级别升上去了。他满以为自己储备的级别已经够用了，因此也就不慌不忙地等着。
没曾想，到了吏部那里，三件积案居然变成了四件积案，积案还积出利息来了？
结果他储备的级别不够用，革职！
这个倒霉蛋不服气，跑到四川总督那里喊冤，于是报上吏部，要求重新查相关档案资料。吏部对此事也很重视，着手查资料，将四件积案一一查出来，告知了四川总督，也告知了这位前任典史：没错，确实是四件积案！
结果典史发现了破绽，说档案里所谓的“事主王曾庆被劫案”完全是发生在火星上的，根本没发生在四川。四川总督也声明：四川并无所谓的“事主王曾庆被劫案”，希吏部再查。
而这当中蹊跷的是，典史所经手的案件中，确实有一个案件叫做“事主曾庆被劫案”，怎么又多出一个“王曾庆”？吏部查下去，真相浮出水面，这个“事主王曾庆案”果然是多出来的。怎么会多出这么一案件呢？
原来，吏部在处理该类事时，一般是将案件资料封存，然后由书吏在封皮上面写一张浮签，标明里面存的是什么案件的资料。其中一位书吏故意做手脚，将“事主”的“主”字改成“王”，黏在“曾庆”的前面，又加一个浮签，写上“事主王曾庆被劫案”，这等于平白无故又多出一个案件来。书吏在贴了标签之后，接下来的看册司员也没细看，就在标签上点了红点，就算是法定事实了。
吏部查出真相后，审问这位书吏，原来是典史没有花钱贿赂他这位小编，于是无良小编改个标题，就把他的前程断送了。吏部将这名书吏查办，典史官复原职，但受的惊吓，已经不少了，那时候也没精神损失费这一说法。
在这种追责体制下，相关的清朝官吏过得也不轻松。例如在康熙八年，湖广道御史李之芳上奏：一些官吏在位才一两年，却因为积案，已经被罚俸五六年，甚至已经罚俸十多年了，基本上把后来的工资薪水全搭进去了。
不过，，既然十几年薪水都被预扣光了，那么这些官吏是怎么生存下去的，这么简单的问题，凭你的智慧也不需要跟你解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