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川从未把“春芽”的名字叫出过口。
在野生动物救护员陈月龙看来,野生动物本来就不该有名字,因为“救护不是养宠物”,而是让它们有一天能回到自然环境里去。即使对那些伤病太重再也不能野外生存的,也要保留它们野性的尊严。
陈月龙曾在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工作。最忙的时候,一天要照顾200多只野生动物,“豹猫就是豹猫,狗獾就是狗獾,大自然不会给他们起名字。”
在李川看来,送别时野生动物对人有眷恋,那说明救助不成功。救护中心的动物出于本能地畏惧她,她很高兴。
但她还是忍不住起名字,在心里默念。“它们离开很久后,我还记得每一只的样子。”李川说。
可能是因为虚弱和恐惧,母亲将春芽挡在了盔甲之外,拒绝哺乳。李川成了春芽的代理妈妈,把鳞甲柔软、泛着粉红色的它捧在手心里。
春芽出生的那一晚,李川第一次离开不到一岁的儿子,住在单位。
小家伙的保温箱直接占据了主任办公室。动物实在太多了,工作人员只能给它们腾地方。鸟儿飞走,鸟舍就改造成两爬(两栖和爬行动物)馆,蜥蜴放生,两爬馆又变成猫科动物的窝。
李川学兽医出身,毕业当上救护人员,她认为自己是名副其实的铲屎官。
这位年轻女士手机里的照片,一半是儿子的,另一半是穿山甲的。这其中,三分之二是穿山甲的粪便。
有一次,她像女伴晒包一样,在朋友圈晒出了一坨黄褐色的成形粪便。“我实在太高兴了,这说明穿山甲的消化系统恢复健康了。”
李川不认为自己是个喜欢动物的人,她觉得被一种更强烈的情感牵引——得对野生动物负责。
但很少有人会对这些救护者负责。李川一直没有获得正式工作编制。北京小伙陈月龙的月薪则一直没超过4000元。
2016年年底,陈月龙离开了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他的离别信这样写道:“我无法再为动物做更多事情了……我和我的生活,也需要被救护。”
母亲患癌病重,这个工作了5年的青年突然发现自己一穷二白。他从小爱动物,屋里的蜘蛛也要喂上两只虫子。生物技术专业使他本可以做一份收入更可观的工作。
陈月龙的失望不只在物质上。他开设了一个公众号,讲述救助动物的点点滴滴,想给同事介绍科学的救护理念和方法。但后来他发现,没有人关心。
“其实也不怪他们。”他说。
每个救护中心都太忙了。每次李川的单位接受大批量的动物,保安和保洁都得上阵帮忙。即便如此也不过是11个人,加班到深夜。
根据2016年的一项调查,全国共有115家野生动物救护机构。职工中近半数没有编制。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仅占工作人员总数的29.6%。
“有想法的都在离开。”陈月龙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