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面前，海归没必要畏首畏尾！

从1985年23岁赴美求学，到2007年选择回国出任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说，他不想做历史巨变的旁观者，而愿意与内心认同的祖国和人民共度酸甜苦辣的生活。“ 与其在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回中国实践 。”

“从追求以个人成功为标准的美国梦，转为实践以群己共同幸福为自豪的中国梦。”他认为，海归其实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海归不仅要带头营造好科研环境，还应该积极成为改革的主力军。 （上期获奖读者 菁菁正在学习 请在后台与小编联系）

海归不要畏首畏尾

1978年初，我上大学前不久，那时候，以郭沫若名义撰写的《科学的春天》、徐迟采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先后发表，激励了一代中国人投身科学。30年后，时过境迁，从海外回来后，我感受到国家的巨大进步，也感到全社会对科学的态度有很大变化。

油画《科学的春天》

当前，社会上有几种说法。比如，中国用不着做科学，抄别人专利也能发展；日本不发展科学，也成世界经济强国；娱乐、服务和金融是中国强大的关键所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应该重申科学研究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 。从精神层面来说，科学研究是现代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调和培养的创新精神为国家进步所必需；从应用而言，科学直接关系国家生存、经济发展、人民健康。科学与技术不仅是科技人员的事业，基础研究也不仅是科学家的爱好，它们值得中国科学界之外的民众来关心，因为它们从来就影响着国家兴亡、民族强盛。

在科技发展进程中，海归可以发挥其重要作用。

1．坚持原则，为人正派

我从1995年开始参与一些国内工作，见证或参与了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北生所等的工作。2007年9月，我回国任职于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做了一些体制、机制的改革。

饶毅老师

多年来，海外留学人员对中国的科学有过很多的作用。 今天，海归在中国科学体系里基本已占主导地位。 因此，有些存在的问题其实并非国家的失误，而是海归的实践所致。

相比较而言，“文革”后的海归要向“文革”前的留学归来者学习，后者回国后个人待遇一度很差。据悉，科技部前部长徐冠华从瑞典回国后，四口之家在北京只有11平方米的住所。但是，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并且 做人处事相当有自尊 。

“文革”后的大学生回国后质量参差不齐，还带来了不少负面形象，以至于我们要以行动扭转海归在中国科学界的负面形象。无论海归还是非海归，都应该继承中国优秀先贤的德性—— 坚持原则，为人正派 。海归回国后要适应该适应的，如果与不良习俗合流，则对不起国家对海归的引进。所以，海归更应该成为良性力量，助推改革。

2. 不能因意见不一致就不作为

无论在什么岗位，我们都可以推动改革。行政力量固然推动幅度更大，但单个海归学者在自己领导的研究组、所教的课程上也可以推动改革，也能通过支持其他人的实践而影响改革。有一种现象很普遍，需要纠正。科技教育界95%的人都说支持改革，至于怎么改革，很多人想法不一。还有90%的人一听说具体某人、某项目要改革，就开始说风凉话，设置一些软性阻力。结果是， 人人高喊改革，但很少人改革，而且不会因为不改革而受罚 。因为不改革就可以成为既得利益者，比如课题申请到国家项目时，费用平分，还会获得鼓掌，但没为国家发展带来益处。

我这些年的体会是，其实在任何层面，包括院系的改革都是能做的。无论是国家还是北大的行政体系，对改革坚定支持。 常常是基层的科研、教学人员不愿意再跨一步，有一劳永逸的倾向。 在与科研相关的研究型大学，教育需要改革，并非教育部不准做。我了解过，多个政策，学校批准即可实施，但院系负责人、老师不愿意尝试，或怕造成矛盾，或怕工作加压，或怕承担责任，等等。

另外，还要敢于做没有共识的改革。我在北大做教学改革时，每个老师都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应择其部分予以推动，而非意见不一致便不作为。

许多海归回来后担当制度设计者的角色， 千万不要设计漏洞为自己谋利 ，或者自己不执行。这都是假改革，最后可能还不如不改革。

3. 海归要坚持原则、扎实工作

我认为，海归对中国科学的作用有两个关键点： 一是在国内环境中，为人要坚持原则；二是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工作要扎实。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就可造就中国的良性科学环境。即使近五十年中国科学研究难以全面超过世界水平，但近三十年之内，在应用和基础方面必定会出现有重大意义的科学研究成果。某种程度而言，要通过自己的工作，影响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科技教育界应该走在前头。

我相信几十年后，中国科学界的人会笑话今天我们的一些言论，说：你们这也是改革？那是常识——为人自尊一点，做事扎实一点。

罗曼•罗兰曾说：“为了我们自己的幸福，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全世界的利益，我们应该形成一套能够真正衡量人或事的价值和地位的评价体系， 把头脑中所有高尚和高贵的思想放在前面，把所有对科学发展重要的东西放在前面，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相信这句话也适用于一百多年以后的中国科学界，可以把他说的“评价体系”改为“科学体制”。

本文摘自饶毅在“文汇讲堂”所作的演讲，已被收录在《大国梦起》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