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高质量城镇化，其内容到底是什么？和旅游规划有什么关系？这篇文章，从规划的角度，阐述了对高质量城镇化的思考，宏观视角与微观思考齐备，可谓抽丝剥茧。小编梳理了演讲全文中和旅游规划有关的内容：
1、弱化行政边界的限制，以真实的经济区划和环境区划为基础，重构国土空间治理体系。
2、均衡不等于空间资源均质化，要有差异化的区域发展策略。
3、大都会地区应朝着“和谐高密度”的方向发展，但“大城市病”得治，可以通过空间结构的调整，以及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来解决社会问题。
4、乡村振兴，需要农村承载更多元的城乡复合功能，输出与有差异化的社会公共产品供给。
5、城乡边界如何划分，这涉及到城乡利益分配的问题，但是否要实现城乡同区位同权力，仍是值得审慎思考的问题。
6、未来的知识阶层和富裕阶层，或将返回乡村定居，历史上有价值的乡村遗产也是由这些人创造的。
以下为演讲全文——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概括起来就是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均衡”，这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与之相应的“高质量城镇化”，目前的讨论往往关注诸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技术细节问题。而中国真正实现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需要回到对社会核心矛盾的关注和化解。由此，“高质量城镇化”与国家整体空间治理战略重新布局，以及空间规划体系的再造，都有相对密切的关系。
回顾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通过建立“一体化”的国土空间治理模式，把空间资源进行统一有效的管理是必然选择。而在具体路径上，通过立法、规划和管理之间的相互配合，构建层级清晰、分工明确的国土空间治理体系；通过覆盖国土全域的空间综合管理方式，引领国土开发建设，也是大家达成的共识。
中国作为广域大国，构建统一的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对解决整体不均衡问题，无疑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但其中有一点需要注意：行政区划跟真实意义上的经济区划和环境区划有区别。由于我国强行政体制特征，目前遗留了大量经济区划和环境区划不匹配的矛盾。
而从未来发展来看，
弱化行政边界的限制，以真实的经济区划和环境区划为基础，划定一系列的特殊政策区域，将行政区划和经济环境区划结合，才能真正推动国土空间治理体系走向区域差异化、动态化和多样化
。
1. 自上而下——国家层面差异化政策导向
国家层面应清醒地认识到：区域空间单元属于不同类型的集群，需要配套差异化的区域策略。
均衡不等于空间资源均质化，正如西部大开发绝不意味着在西部可以重建“深圳”与“上海”，它承担的国土职责与东部地区有本质差异，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宏观调控
。
2. 自下而上——多元主体联动推动区域协调
通过建立政府以外的多主体联动区域协调机制，解决区域发展中的各类问题。
在目前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下，多样化、非政府主体的积极参与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从笔者参与的三轮“长三角区域规划”研究来看，参与角色的多元化正在逐渐成为非常显著的特征，也是整个区域规划具备可实施性的关键。
这里的多元主体联动不仅仅是城市之间的协议和联盟，而是参与地区建设的市场力量形成各种类型的协议、契约与联盟。
在自然资源保护和背景条件的制约下，中国真正适于高强度城镇化的地区非常有限，我们面对的是目前亚洲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高密度人居环境下如何实现发展与舒适、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平衡。
1. 不能以“战术级”的失误否定“战略级”的方向
中国特大城市陆续出现的“大城市病”并不是战略级的错误，很多是空间扩展模式的战术级错误，
与政策制定的具体历史阶段有直接关系。比如，深刻影响我国城市规划领域的雅典宪章，在其五六十年代的高潮过去后才逐步影响中国，而当时主流的发展路径和发展策略已经远离雅典宪章，我国当时的发展基础与宪章发布的年代也已经有巨大的时空差距。
2. 抓住新型城镇化契机，进行空间结构调整
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将在三四十年内完成2~3亿人的城市化进程，仍然需要完成大规模的空间建设，这也是中国进行空间结构调整的契机。
首先，需要实现单级集中向多心多核的转变，
既要认识到大都会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域聚集作用，同时也要防止单级过度聚集，实现功能和人口在一定地域内的疏解。
其次，通过前瞻性、动态更新的城市圈规划应对大都会地区的空间治理，为人口和功能疏解及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大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尚未进入城市群发展阶段。除了一两个地区之外，绝大部分地区谈论城市群都为之过早。现阶段的区域协同首先是解决国家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范围内的均衡发展问题。
第三，通过规划、立法等严格管控措施，集中保留大面积的自然生态空间，实现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生产、生态、生活的“三生空间”，作为政治口号可以，但作为严格的土地利用分类，则需要回到科学本源，把理想的政治口号变成技术上可规范、可操作，可与产权制度挂钩，与具体责任人挂钩的科学土地利用分类上。
3. 通过社区治理，实现和谐高密度集聚
中国作为高密度生存的国家，必须提高建设强度，推进土地混合使用，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只有城市聚集到一定程度才能真正实现资源节约和生态友好，而中低密度扩展的方式将引发进一步的能源和土地资源过度消耗。
高密度地区的空间治理，难以完全通过自上而下的途径解决。当今中国的大城市，除了空间集聚过于严重外，社会治理单元也高速发展。而如何建立可以有效管控的城市社区单元，
通过自上而下的空间资源调控和自下而上的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来解决社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实现高度拥挤环境下的和谐氛围，社区治理的作用不容小视。
乡村振兴并不是中国特有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经历城市化高潮后，普遍推出过国家级的乡村振兴战略、农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农村向自然和谐、生态安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现代价值观转型。
1. 以空间属性为核心，转变城市与乡村的接轨方式
我国在这一领域进行过较多探索，但从实际情况看，究竟城乡边界如何划定，尚未形成成熟的方案。而错误或者不科学的边界划分将影响城乡之间的资产分配和资产利益的二次分配。
2. 以核心价值为导向，推动城乡差异化发展
是否要实现所谓城乡同地同质、同区位、同权力，需要慎重研究。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现在推动的城乡绝对同权，可能会在国家特色小镇建设以及乡村振兴运动中带来非理性的圈地高潮。
未来农村土地价值会高于城市土地价值，在精品建造、环境友好、文化传承方面将发挥更有效的作用。而知识阶层和富裕阶层，可能重新选择乡村定居，由此，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而历史上有价值的乡村遗产也正是这些人创造的。
3. 中国乡村发展的时代特殊性
中国的乡村振兴，因为时代变革也带来额外的挑战——与自然保护结合，与现代化技术应用结合，与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结合，以及与新一代农民培养计划结合，而这些都涉及到根本性的农业公共体制变革问题。
美国的乡村发展模板是与美国的自然条件、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的，强调的是规模、效益与产量，而这个模式在当今的技术条件下是否仍是唯一解？另一方面，中国极度复杂的地形地貌，也难以全盘推进美国式的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甚至在电商时代，传统的小农经济能否重新焕发全新的生命力，都值得关注和探讨。
4. 差异化的社会公共产品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