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国是一个盛产清谈家的国度。
本来，清谈家们的清谈，如果只涉及自家的私事，即便清谈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也无可厚非。毕竟，清谈家们身上都长着一张口，清谈是他们的一项天赋人权，别人是不便干涉的。可清谈家们如果偏爱清谈国家大事，有时候还到了是非不明好歹不分的程度，而且还能振振有词，好像世人就数他最爱国，他巧舌如簧的清谈才是最佳的救国大计，这时候的清谈就非误国不可了。
最典型的是清朝末年，清谈家们的误国到现在还是那么触目惊心。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清军节节败退，从此大清帝国兵败如山倒，元气大伤，然而坚守国粹的清谈家们还是能引经据典找出一套又一套充足的理由。当时的洋务派虽然不能拯救国难于水火之中，相比之下，总算还看到了中国不如西方强盛的事实。但就是这样，也不能为清谈家所容忍。他们清谈起来端得是惊天地泣鬼神：“御敌之道，，但当论我之欲战不欲战，不当问战之能胜不能胜。孔子曰‘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故弱女夺掌而纣虎避路，相如张目而秦王击缶，岂力能胜之哉？志以为必胜也”。说的冠冕堂皇，颇有点气吞山河扭转昆仑的气概。然而，这样的清谈有用吗？一点用处也没有。
实际上，当年甲午战争失败，清谈家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晚晴的清谈家们是一群清流党人，他们虽然没有什么固定的组织，但却是一支可以左右政坛的重要势力。其成员基本都是经过传统科举考试上来的官僚。这些历经寒窗苦读满腹八股的官僚们醉心于传统的名教道德文章，昧于世界局势，却左右着中国社会的舆论走向，引导着传统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
清流党以臧否人物、议论时政为能事，却对近代洋务事业一无所知，其实他们在内心深处更担心洋务改革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会触及到他们的既得利益，因而对洋务天生就持排斥态度，对具体操办洋务的李鸿章和他的淮系集团更是敌视。在对外交涉上，务实与妥协本是一条基本原则，而清流党人“大都与外国人少有接触，对于中西实力之悬殊，颇无所知，亦几于无法想象。唯见外人之活跃强横，无孔不入，而我方则迁就屈辱，勉求息事，愤懑莫名，遂自然归咎于当轴大臣之畏怯无能，甚而诋为汉奸。
中外有事，此辈攘臂言战，殆事不利，则归于用人不当，唯其不审外敌之强，故亦不知中国之弱与危
”。
1894年，当日本海军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战时编组，即将发动战争之时，7月11日，中国驻朝将领叶志超急电请求：要么水陆军齐发入朝，争取主动；要么撤军，在外交上陷日本于被动。李鸿章从企图和局的愿望出发，建议清廷中枢采取后者。然而，清流党人却鼓动皇帝干脆拒绝了这一老成稳妥的建议。此时清流党人为首的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和侍读学士文廷式，他们只会侃侃而谈，疾呼主战，文廷式甚至指责北洋海军练军十余年，靡费千万却不能一战。于是，并不熟谙军事和国际形势的年轻皇帝也热血沸腾了，命令清流党领袖翁同龢、李鸿藻会同军机大臣、总署大臣详议朝鲜事宜，并下定决心主战。
让清流党人们来商量大战事宜，这真是非常可笑的事情。清流党人们对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完全懵懂无知，对外策略上全凭想象和一腔愤懑，只知道对李鸿章力求妥协表示极其不满，对其多方攻击，或称其胆小懦弱，或称其别有用心，更有说李鸿章年老昏聩，性情乖异，要求朝廷予以撤换。清流党人们不满李鸿章了，就要高声主战，其实却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作战；这就只能纸上谈兵地提出一些“策略”了——征集全国拖网渔船，堵塞日本长崎港口，以便困死日本海军——这与鸦片战争时代寄希望于马桶秽物能降服英国舰队的颟顸愚昧如出一辙。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清谈家们的思想境界竟然没有丝毫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