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早去华泾镇探访旧迹，到邹容墓已是最后一处。墓园绿树成荫，十分幽静，除了一位正在扫地的老阿姨外空无一人。原拟拍几张照就走，刚在那驻足看碑文，那位老阿姨问：“弟弟，侬对邹容个事体有兴趣？伊是我外公埋在此地的。”我一惊：“你是刘三的后人？”1905年邹容瘐死狱中后，正是华泾人刘三（刘季平）不畏株连，将他尸首运出安葬，当时可说是闻名一时的义士。她点点头：“邹容死后，我外公去提篮桥监狱里把他带回来的，到我是守墓的第三代了。”
“赠大将军巴县邹容墓 余杭章炳麟书”
我说：“看入口处的标记碑，这里是1981年才修复的，以前不在这里？”她叹了口气：“以前的早没了。邹容墓原本是我外公花了十两白银，在华泾这里乡下买的三亩地，我小时候，墓地四周都是稻田啊。文革时，邹容墓也被冲击，尸骨掘出来扔到河里，棺材拿去做家具，只有剩下一大块石碑没办法，他们就拿去当桥板用。1981年汪道涵当市长的时候，才重修墓地，把那块石碑再找回来。但除了这块碑，这里别的都是新造的，墓里面当然也没邹容的尸骨在里面。”
我问：“我刚才路上过来，看到前面的刘三故居（邹容纪念馆），那个是原来的吗？”她摇摇头：“那就更不是了。我家的老房子早毁了，也不在那个地方。”难怪，之前看到那故居那么新，还搭着脚手架在翻修，工人说清明前后开放。她说：“这些年对这段历史有些不一样了，以前的时候啊，我们家吃的苦可不少。”
邹容纪念馆（刘三故居）
她说话有浓重的乡土口音，有时不易听懂，讲到往事时常不时插叙倒叙，讲到后面情绪十分激动，一把鼻涕一把泪，墨镜也摘下来了。起初我不以为意，但听了几分钟就意识到，她这一家三代的经历，可说就是一部中国百年史。下面的记录，是我根据时间线重新梳理后的“口述史”，和她的口语在用词上或有些出入，但历史细节上都是根据她所说的：
“刘三是1903年去日本留学的，也是在那边加入了兴中会，他和邹容就是那时候认识的（按，此处应有误，刘三和邹容的经历原似无交集）。回国后还曾想刺杀两江总督，但起事前被叛徒出卖，他所以也蹲过巡捕房监牢。邹容死后，陈去病委托他安葬，那时我外公也是南社的，柳亚子他们那时都常来找他，有一年南社成员都在金山的张堰聚会，他也去的；所以陈去病一说，他觉得义不容辞。当时清朝还没灭亡，要埋邹容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当时说起刘三，别人都会竖起大拇指。那他靠什么做成这件事呢？就得花很多钱。他父亲是布商，华泾镇这里早先离乌泥泾不远，棉布很多。以前华泾港是行船的，镇上的货物进出都靠船运进运出，直到六七十年代都还是这样，现在才被‘漓江山水花园’圈起来，都不能进去了。刘三靠着祖上的家产，在这里办教育，请了黄炎培他们来教书。他这人性格很慷慨，喜欢交朋友，像黄宾虹你知道吧，那时来住了很久。所以他在外名声好，但在老家这里，很多人却说他是败家子。”
“刘三的花烛，就是结发老婆，生了四个女儿，我妈最小；第二个老婆没生孩子，后来病死了；他一度过继了一个侄子，这侄子也病死了。在这些孩子里，他最喜欢的是我妈。大女儿跟着康有为学，书法那是极好的，卖钱的；二女儿夭折了；三女儿后来出家了，送走了；四女儿就是我妈，那时他当儿子来养的，所以我妈的堂弟堂妹叫她‘小哥哥’，是这么称呼的。我妈琴棋书画都会，还会吹笛子和箫，那时受了很好的教养，还练过功夫，所以活到96岁，走的时候小臂上的肉摸上去还是硬的。我外公太宝贝这个女儿，指望着她养老，总不让她出嫁，相亲看了一个又一个，都一个个退掉，直到1938年我妈31岁才订婚，没多久，刘三就在这一年去世了。刘三那时想生儿子，生前还娶了第三个老婆，生了一儿一女，1938年他去世时，这对儿女才五六岁，这小老婆就扔下孩子跑掉了，是我妈把他们抚养大的。那时甚至还有人说这两个孩子是我妈生的，年龄差那么多，是可以生得出来。这两个孩子，后来男的在山西大同，女的在北京，现在也八十多岁了。”
“我爸是苏州同里人，在浙江法政学院读的书，订婚时日本人已经打进来了，他后来撤到大后方去了。我妈在这里守孝三年，到1941年才去西安找他，两人就在那里完婚。不久生了我大哥，然后又继续撤到兰州，那地方条件艰苦，太冷，我二姐出生后就夭折了。我是1946年生的，那会抗战刚打赢没多久，又打内战了。解放军打过来，我爸是拿笔杆子的文官，就跟着投顺了。他们保住了性命，但觉得西北也不能呆了，就回老家来。结果政府说他这样投顺，要枪毙。总算找了人、花了钱，人是没死，但工作也没了，生活没了着落。我妈只能靠刘三留下的六亩地过日子，但她是大小姐，不会种田啊，没办法，只能学着做。”
“解放了，新政府又说我爸是国民党的，要判刑五年。他自己也没闹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就被关进去了。家里刘三的老宅也被解放军征用了，不过那时还给房租。那时我还才三四岁，一家人活不下去了，我妈只能把我送到我爸同里老家的乡下人家那儿寄养。那家人有肺结核，我后来的肺结核就是这么来的。过了一年多，情况稍好，她来看望我，我这次哭着跟了她很久，拽着她的裤脚管，说什么也不让她走。她没奈何，只能把我带回来。但回到华泾这里也没家底了，土改后地也被没收了，因为被定成分为‘地主’，什么工作也找不到，我那时还经常被一群孩子骂‘小地主’，朝我丢小石块。我很委屈，我出生后就过的都是苦日子，为什么说我小地主，不知道做错了什么，回家问我妈，他们为什么叫我‘小地主’？她也说不出话。”
“那时候日子艰难，真的全是苦日子，想想都觉得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太苦了（流泪）。家庭成分不好，备受歧视。普通人出一天工记8分工分，我爸妈就只有3分，到年底还要再扣掉些工分，说你们是剥削阶级。这样下来，实在没法活。小时候记得的就全是哀求亲友借钱，这里借一点，那里借一点，真的像讨饭一样。我爸还有一个弟弟，解放前读中山医学院的，后来因为在广西有贡献，当上了柳州的卫生局长，他会不时寄点钱来接济，如果没有这，我可能早就死了（流泪）。不过这位叔叔说，家里男丁将来还有指望，现在这么困难，你女孩子就不要读高中了。所以我就只读到初中，哥哥成绩好，读到了高中，但大学是不能上的，眼看着那些成绩不好的同学因为是贫农出身就能上大学，就是不让他上。”
“文革一来，我家逃不掉，受了反复冲击。刘三那时有一万五千册线装书，日本人入侵的时候全都拿走了，知道这些是宝。红卫兵抄家，那是真的掘地三尺，来了好多次，什么地方都找过了，连抽屉都拿走了，后来有些亲戚都不相信，怎么我们家里五斗橱连抽屉都没有。我们家早就没什么东西剩下了，最后还值钱的也就我父母的一对婚戒，都被拿走了；刘三留下的好多照片、文稿、信件，都被一把火烧了。抄家完，我妈发现有三斤粮票找不到了，她很着急，去问那个造反派头头，有没有看到那几张粮票。好了，说了这一句话，又给戴上高帽子游街。那时我哥终于上了江西的劳动大学，你知道吧，那地方苦得不得了，他有几次都在家信里说受不了了，想回家来，我爸勉励他一定要坚持下去，何况回来干嘛呢？回来也是种田啊。他后来熬过来，改革开放后教书，评上了高级教师。”
“1981年，汪道涵市长说要重修邹容墓，我妈听到这消息就哭了。汪市长那时还把我们一家找去，我是没去，我父母去了，说邹容是革命先行者，刘三那时冒巨大风险守护他英灵，鼓励我们要好好守下去。他们那时更艰苦，但爱国这一点是没错的，我到现在还是这么觉得。墓迁过来，当时华泾村委里本来还不愿意，但因为之前刘三买下了三亩地，所以还是得拨出三亩地来。墓修好了，我们一家四口都经常来，我爸扫地，我老公会修剪枝条，我妈和我拔草——那时没有除草机，这些石缝里的草很难拔。那时给的每月工资是3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