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山深处，对抗老旧的观念，这不是一个迟滞的寓言，而是一场真实的胜利。现实题材剧《山花烂漫时》，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在张桂梅的感召下，云南大山里的女孩儿们由身处困境，到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故事。
主人公张桂梅，是家喻户晓的优秀教师。媒体的报道和影视作品的塑造，让我们看到了她的人生背面。剧中层层递进的叙事，更有力地传达出她的内心信仰。由她一手创立的华坪女高接通了大山和大山外的世界，“山，是认知的屏障，是野蛮和文明的分水岭，走出大山不只是走向大城市，更是突破愚昧、活出自我的一条路。”
由此，《山花烂漫时》不只讲述了一个人的故事，一所学校和一群人的故事，更传达了一种平等乐观、积极向上、坚定目标排除万难的浪漫主义精神与价值观。
从空间上看，相比“县城剧”和都市剧，很少有剧集以大山里的人和生活为背景。即使较乡村剧而言，很多时候它们也是被遮蔽的。贫困和资源的匮乏，是偏远地区叙事的主流，《山花烂漫时》则别开生面，打开和发掘了山区故事的另一重维度。
开篇的“家访”，由教师的传统工作进入大山的日常：14岁的女孩谷雨，正站在继续读书还是嫁人生子的岔路口。而这，不是她一个人的选择题，背后其实是大山女孩的整体生存秩序：生来就要干体力活、一成年就出嫁、不计辛劳地托举家庭，几乎没有留给个人的空间。如剧中张桂梅的台词言简意赅地点明，“她们没钱，没前途，没人关心，没希望；没有人告诉她们，除了嫁人生孩子，还有别的路可以走。”
这是一代又一代大山人“具体而稠密的日常生活”。仅就华坪县的这个小山村而言：家庭内部，打工的父亲工程款被骗、母亲的缺席；家庭外部，交通闭塞、普遍的认知落后……共同构成了谷雨和蔡桂芝、柳细莺、宁华们的求学窘境。在美好的年纪，她们本该“向上攀登”，却失去了读书的机会。
然而，在现实的夹缝中，改变并非不可能。在华坪的市井街头，当华坪县的马副县长、教育局局长周善群看到一个辍学的女娃儿在端茶倒水的间隙仍不忘写作业，不禁被触动，和张桂梅讨论起女高的招生人数、资金投入、建校用地等实质问题。这一场景中，开敞的户外实景、自然的情感递进，喻示着对华坪县来说，这将是一次重要的转折。
背景里的普通百姓们，则将建校这件事拉入真实的语境。诸如，背地里质疑张桂梅图名图利的建筑工，就代表了一种现实的声音。他们没有看到过别样的逻辑，选择用成见去理解张桂梅的教育理想。带头起哄的蔡工头，也是在见证了张桂梅真心实意办女高的朴实热情后，才决定让自己的女儿继续上学。若以蔡工头为参照，山区父母们的面貌逐渐变得清晰：一方面，他们被“运气不好”“没能耐”的“事实”拉扯，屈从于没有希望的代际循环；另一方面，接受张桂梅的游说与否，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他们的保守程度。
蔡桂芝的父亲尚且“知错能改”，谷雨的父亲则在遭遇挫败后一再沉沦，山区的家庭教育依然一言难尽。但在社会教育环节，《山花烂漫时》难能可贵地描绘了一个向好的局面。除了满口乡音、办实事的教育官员，剧集用温暖的白描笔触，刻画了善良的女记者方琼、在镜头中一闪而过的朴素女工人、默默把车推开不要张桂梅饭钱的小摊贩、低调表示要捐助女高的企业家……她们驻守在各行各业，当造福一方的事业需要自己时，就及时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山的阻隔，带来可发展和认知的时差，他们都是快速流动的时代里追赶时间的人。在这里创办一所全部免费、只招收贫困生的女子高中，由此显得意义非常。
在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张桂梅向各地的党员代表介绍，华坪的大山里住着从来没下过山的女人、因为丢了面子就让孩子成了孤儿的男人女人，还有“以为山的外面还是山”的人。
当视角转向华坪女高的招聘会，有家境优越、毕业自云南省重点大学的丁笑笑，宣称“人要有理想，要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姚小山，还有出身华坪、心系家乡教育的魏庭云，他们不仅是走出大山受过高等教育、见多识广的年轻一代，更是不怕艰苦、敢打赌“只要女高一天不倒就一直干下去”的理想主义的化身。
但走进大山，实际的情况更复杂。能流利背诵《中国石拱桥》的女孩，自愿辍学在家；宁华听闻不收学费还发生活费后，才同意报名；柳细莺根本不想上学，嫁人才是她的首选。开学日大雨滂沱，路上泥泞不堪，很多人“走着走着就不见了”。如同一个象征仪式，马永强发动起山沟群众的力量，把100个学生全部送进了学校，实打实印证了办教育是整个社会的事。
华坪女高，是一个奋发向上的所在。面对参差不齐的摸底成绩，张桂梅不为所动，主张永远不分快慢班，又为这里带来了公平、自由竞争的空气。原本，和同龄人相比，大山里的女孩们就是没有起跑线的，“学习靠拼、吃饭靠抢，老师苦教、学生苦学”，是华坪女高为她们重新设置的起点。
大山赋予了她们贫困、没文化等种种难堪的“基因”——如张桂梅敏锐地说出“贫困对女孩子来说，也是一种隐私”；但也正是在付出成倍努力的过程中，女孩们绽放了青春的活力。为节省洗漱和吃饭的时间，蔡桂芝号召各班同学展开“错峰行动”，是活学活用生物课上“食肉动物分散寻找猎物”的聪明设想。宁华把例假当“绝症”、不和同学一起上厕所还背着人换衣服，显示了她青春期知识的贫乏和认知的偏差，是张桂梅的树下谈心，浇掉了她心中的性别块垒和羞耻之心。
如果说，在华坪女高成立之前，在局限底下生长的大山女孩，只能长出一种形态；那么，华坪女高招生之后，在众多的可能性面前，她们才拥有了一种开阔的生命视野。改变的发生促使她们成为一个个“立体而丰富的人”，借助于求学，她们才有望完成自己在文化水平、认知和命运上的超越。
实际上，无论就地理环境还是象征意义来说，华坪女高都不只是一所学校，更是张桂梅和众人在大山深处构建的一座精神家园。她不刻板、不教条，让留下的老师和同学们“酸甜苦辣、乐在其中”。
姚小山和同窗聚会归来，在喝醉的状态下倒了一肚子苦水，还赠予她一个绰号。张桂梅非但不记恨，还先发制人，让姚小山担任高三年级组长。办公室主任陈四海，两年没有回家，一众女性家属来校“声讨”，张桂梅没有公事公办，反而宴请她们，夸赞她们“可爱、质朴、单纯、热情”。学校没钱交电费，她心急如焚，从医院回来看到女孩们集体朗诵“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她瞬间神情焕发，感叹“这点黑暗算什么，光明还在后头”。
从建校到步入教学正轨，信念的支撑让众人渡过重重难关。而张桂梅，是从始至终的主力。光是在001号学生谷雨身上，她就花费了很多心思。她用3万块钱把谷雨从泥足深陷的家境中解救出来，彰显着她对物质、对金钱的轻视，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中间，谷雨因为父亲的缘故成了女高的“叛徒”，万不得已请她为自己保释，张桂梅仍替谷雨申辩“在洗脚城上班是她的自由”。经历过现实中的冷眼与困顿，谷雨想回到女高，一番坚韧执拗的操作，与张桂梅的“心高气傲”和做事的魄力如出一辙，但张桂梅看在眼里，几乎是不计前嫌地为谷雨赢回了第二次机会。
就像周善群说的，张桂梅把异想天开变成了现实，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华坪女高，是一个拔地而起的奇迹。它召唤和聚集了一群有着相同信仰的人。当谷雨在“二模考试”拿到全班第三的好成绩时，张桂梅提醒她，“长征两万五千里，这才刚刚走到遵义”，这句话，不止是对谷雨一人，对女高的第一届学生和女高本身，都具有同样的意义。
对于学生，不管是校服、模拟考卷还是成绩，张桂梅都要求好的，她会把学生初次填报的志愿提高两档，借此提振她们的士气；对于老师，她既要求学历，也会照顾他们的内心情感，有人情味地与之相处；而对于共事的领导，她也逐渐积累起共情的经验。
正如把基础打牢了，大山的孩子们才有走出去的可能，张桂梅的做法也体现出，在生活和学习融为一体的女高，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的氛围，对于实现每个人都想看到的成功，有多重要。
这是一项集体的事业，他们为之付出，相互激励，遇到困难共同解决，获得荣誉一起分享。努力之后，未来可期。事实也证明了，或许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只是一所华坪女高。
《山花烂漫时》的主角，是女主张桂梅，更是她所代表的信仰，其中，有知识改变命运、文化摆脱贫困的朴素愿望，有“救了一代人”的实绩，更有对屹立不倒的浪漫精神的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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