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历史长河的一瞬间。当年那些当事人，大多已经驾鹤西去，剩下的几个人，也多半老态龙钟，步履蹒跚，有的连儿女都相见不相识了。现在为生存而天天奋战的人，大约那时还没有出生。于是，这位偶而在电视和网上露面的貌似慈祥的老太太，深情地向我们讲述，父亲如何地严格要求她，她又如何刻苦学习\奋力向上的励志故事，让人们心中正能量满满。这情，这景，很难同那位飒爽英姿、指点江山、所向披靡的造反的姑娘联系起来。
李 讷
李讷陪毛接见红卫兵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1967年1月至8月间，毛与江青的女儿李讷，化名肖力，以三张大字报，推翻军报唐平铸胡痴、张秋桥和赵易亚三任社领导班子，27岁即成为相当于正军职级的军报一把手。造反夺权及登上大位之后，制造了诸多冤假错案，给报社成员造成终身难以愈合的身心创伤。
先让我们看看肖力当年奋勇地声讨旧势力的檄文。
《解放军报》向何处去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初期，《解放军报》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军委的直接领导下，曾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起了先锋作用，受到军内外群众的普遍赞扬。但是，从六月下旬以后，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在刘志坚的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报纸的宣传和社内的文化革命，就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走上了歧途。
一、在宣传上，忠实地执行了刘志坚的“愚民政策”，把部队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隔离开来。以部队特殊为借口，放弃阶级斗争阵地，脱离文化大革命，脱离阶级斗争，脱离两条路线斗争。去搞什么正面教育，去宣传学习“老三篇”，单纯提倡做好人好事。几个月来，没有一篇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社论和文章。在《人民日报》《红旗》元旦社论提出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时候，作为指导我军全年工作的元旦社论，却依然调子很低，使我军广大干部战士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有的部队就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利用，成为镇压革命群众的工具。有的战士不知道什么是反动路线，看到揭发刘少奇的传单，竟视为“大逆不道”。这种状态，难道和军报宣传没有关系吗这样的部队，能自觉地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吗？
二、这种宣传，在地面上已经起了极坏的作用。不少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搞“红海洋”，脱离阶级斗争，去组织学习“老三篇”，开讲用会，提倡做好人好事，限制群众，压制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他们这些阴谋活动，却恰恰从“高举红旗”的《解放军报》找到了理论根据，岂非咄咄怪事！革命学生对此极为愤慨，许多人向外出采访的记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我们不爱看你们《解放军报》，我们爱看《红旗》。”林副主席指示，要热情地支持左派，狠狠地打击右派。而我们的宣传却起了这样的作用，难道还不应该引起我们报社每个革命同志的深思吗？
三、目前，全国发动了对刘、邓路线的总攻击。刘邓路线在我军的代表人物刘志坚已被揪了出来。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全军文革小组重新改组。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在这种形势下，军报为此发表的社论，却是一篇空洞无物，毫无热情的官样文章。社论只字不提军队内部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讲全军文革小组的改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胜利，也没有表达出全军同志对伟大领袖关怀的满腔热情。这样的时候写出这样的社论，是报社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解放军报》的耻辱！
四、几个月来，军报宣传的方向偏了，报社内部的文化革命也相当一段时间冷冷清清。党委一开始就为运动划框框、定调子，继而又整理黑材料，抓扒手，压制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派工作组到工厂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直到广大革命群众纷纷起来革命的今天，社党委仍然以正确者的姿态出现，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军报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完全是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果。胡痴同志身为党委书记，在这方面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这一段，报社党委在思想上贯彻了刘志坚的一套黑货，在组织上包庇了一批犯有反党罪行的，有严重错误的人，把他们放到了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冯征过去是反党野心家彭德怀的吹鼓手，也是罗梁反党集团的爪牙，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文化革命中，上窜下跳，大捞政治资本，在群众强烈要求罢官的情况下，依然稍坐副总编的太师椅。王焰、彭德怀的忠实走狗，是反党分子华楠的走卒。张秋桥，反对记者学毛主席著作，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采通处革命群众写了多揭发他的大许字报，他并不作检查交代，这样的人，却代表党委领导全社文化革命。吕梁一贯右倾，软弱无力，却主持报社的日常工作。另外，还有不少犯有严重错误的主编和处长，在党委的包庇下，也没得到充分的揭发批判。请问，报社具体工作的领导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在这样一些人把持下的《解放军报》，怎么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怎么能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的历史使命，怎么能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如果断续这样下去，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将被革命的群众唾弃，以至彻底垮台。
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的同志们，《解放军报》已经到了严重的时刻。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社的恶劣影响，学习《文汇报》《解放日报》闯将的革命精神，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同时，我们强烈要求报社党委悬崖勒马，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和革命群众一道，把《解放军报》办成一张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非常无产阶级化的革命的报纸。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革命造反突击队：
肖 力、方抚时、孙浩刚、李志高、宋玉芬、武 将、杨秉文、刘福山
［注释1］肖力是“小李”的谐音，即李讷。百度的人物条目这样说：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1940生于延安。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67年1月13日组织“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揭批胡痴（时任解放军报代总编、新华社代社长、全军文革成员）等领导人，推翻了解放军报社领导班子。
［注释2］1966年，文革猛然兴起。秋，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对胡痴说，让李讷到军报学习锻炼。胡连连表示欢迎，受宠若惊。
［注释3］李讷进入军报，化名肖力，其真实身份仅胡痴等极少数人知晓。她被分配到军报当时出版的一份高机密刊物一一《快报》当记者。《快报》是直送中央文革的文件，高速反映各地造反和揪斗黑帮情况，每天少则一二期，多则五六期。每期只印六至八份，有时连朱德老总都无权看到。《快报》印出后，立即毁版。参与此项工作者，均为社内政治可靠、业务熟练的新老记者。《快报》组初在军报平安里大楼办公，旋即进入钓鱼台，与中央文革办公室、江青办公室，近在咫尺。
［注释4］军报领导派专人到军事博物馆，选调有军籍、年轻秀丽又有文化的解说员宋玉芬，陪同肖力工作和生活，但只暗示要“保护”肖力，并未明确告知肖力的真实身份。
［注释5］1967年1月，元旦刚过，全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揪出。军队负责文革领导工作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被揪出。中央军委文革小组改组，江青进入，军报的胡痴、和谷岩（记者处长、报社文革办公室负责人）亦进入。这时，正在京西煤矿采访的肖力，首先提出与同来的记者一起，撰写造军报领导反的大字报。上下是否有关联？不敢妄议，有待史家考证。
［注释6］肖力主持下，数名记者草拟出大字报初稿，即送《快报》组众“叔叔”（肖力曾亲切地称呼众老记为“叔叔”）帮助修改。《快报》组负责人宋琼（原军报记者处副处长、时已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报纸上常有露面）说：“小李（肖力）他们几个人写了张大字报，来，我们大家一起来把把关！”众老记本着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逐字逐句推敲，用语当否，分寸如何？均作反复思考。宋琼还提出，大字报应点胡痴的名，他是社班子主要负责人。怎样点？宋说，对胡不提不好，提重了也不好。于是，文中在批评军报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就有了“胡痴同志身为党委书记，在这方面是负有严重责任的”这句话。轻重得当。这个战斗队该取个什么名字？宋琼略作沉思，说：“就叫‘革命造反突击队’吧！”原来战斗队的名字也是“宋叔叔”定的。
［注释7］肖力拿走大字报原稿，回到平安里办公室，找人用毛笔大字抄好，在办公室走廊显著位置贴出。时为1月13日晨。
［注释8］肖力前脚走，后边宋琼立即组织快报组人员，连忙草就热烈支持和拥护肖力（突击队）造反大字报。
意外出在一个小岔子上。这份拥护突击队造反的大字报，特请记者处一位书法好的老记者胡学方来抄写。胡不在快报组，无资格签名。但在抄写过程中，弄明白了，这次造反，善后诸事宜都作了妥善安排：原军报副总编唐平铸，已随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取代原社长兼总编辑吴冷西，成为人民日报代总编；胡痴已调任新华社代社长；宋琼已任中央文革办事组长，日益接近中央领导核心；正在主持社文革工作并且刚刚进入中央军委文革的记者处长和谷岩，勿庸置疑，是军报后续领导的最佳人选。胡学方不甘寂寞。抄完《快报》组一干人拥护肖力大字报后，兴之所至，自己以“金猴战斗队”名义，也草就了一张大字报，热烈拥护突击队造反大字报之外，还提出了“立即成立以和谷岩为首的新的军报革命领导班子！”
［注释9］三张大字报同时出现在办公室走廊上。人们看看突击队带头造反的大字报，再看看宋琼等人联名支持的大字报，又看看金猴的那张并不显著的大字报。金猴大字报的大标题“立即成立以和谷岩为首的新的军报革命领导班子！”这行大字有点扎眼。众老编也非个个都是脑残的书生。有人怀疑，这不都是胡痴安排好了的吗？这算什么“造反”！有人说，他们几个人捏咕一下，就什么都定了，把我们都当成阿斗了！有说得更直接：“胡夺胡权，糊弄咱们老百姓呢！”议论纷纷，一片混乱。有人去总政，当面向肖华主任告状。有人直奔钓鱼台，要向中央文革申诉。各种斥责、批判，呼声不断，有的人呼口号喊哑了嗓子。揭露这“一场有计划耍阴谋”的大字报，贴满了墙壁。办公室往日斯文气氛荡然无存。
［注释10］混乱之中，平地巨雷一声；在拥满会议室的吵杂人群中，肖力真身突现。只见她短发齐耳，面庞秀丽，皮带紧束着军衣的腰身，迈着女军人矫健有力的步伐，挤过人群，站在台前，郑重宣布：“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革命造反突击队，同宋琼联名的大字报，完全是两回事！”华丽的转身，阵线立即分明。肖力的突击队是革命的、造反的，而胡（痴）、和（谷岩）、宋（琼）是假造反，胡夺胡权，是阴谋！肖力还深情地说：“爸爸告诉我，你还是个娃娃，要好好向报社的叔叔们学习……这是最高指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知道，那时区分革命和反革命，说难也不难，如林彪所言，“就看你站在哪一边”。站在毛主席一边，自然铁定是革命的，紧跟肖力还会有错吗！伟大领袖也是知道自己的女儿正在军报干革命的呀！
［注释11］当夜，江青对胡痴和宋琼说：“你们全部回报社参加运动。”即后来被称之为的他们被“撵出钓鱼台”。那份作为辉煌政治资本的《快报》，随之停刊。《快报》从8月25日第一期出版，共出了909期。他们一回到军报办公室，立即遭到报社众人怒斥、声讨，甚至有人还把铁网纸篓当作“高帽”扣到胡痴头上。随后，有关方面将胡痴、宋琼等若干人押至卫戍区禁闭看关。另一些人也陆续作了关押、批斗，以至最后作了遣返回乡劳动的处理。1月17日，林彪下达《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以及毛泽东的亲笔批示：“林彪同志，这样答复好。”
解放军报社由肖力、方抚时、孙浩刚、李志高、宋玉芬、武将、杨秉文、刘福山等八位同志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你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地支持你们！
解放军报，非常需要革命。只有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报纸才能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为了照顾人民解放军的威信，照顾国际影响，对于解放军报要采取“内批外帮”的方针。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得越旺越好。但在形式上不能采取《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做法，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解放军报社的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以胡痴为首的小集团要那样做，完全是个阴谋。对于这个阴谋必须揭穿。对胡痴等人，必须彻底巨鹿，彻底批判。
报纸的社论、评论，责成总政负责，重要的社论和评论，送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审阅。
解放军报是保护单位之一。你们要耐心劝说学生和其他机关的干部，不要到办公大楼上去。你们可以在办公大楼外面设接待站，接待来访的学生和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欢迎他们送大字报。劝说他们不要到解放军报社揪人，要相信报社的同志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
［注释12］军报“1·13”事件迅速发酵，引来大批军事院校造反战斗队人员冲向报社大楼，他们挥舞小红书，手持铜头皮带，横冲直闯，声言要接管军报。陈伯达两次下达通知，劝说学生离开，无效。1月20日晚，关锋（新任总政副主任）来报社与各校战斗队会谈，说“大水冲了龙王庙”，劝他们离开，仍然无效。关锋令警卫战士将几个头头抓走。事件平息下来，但却埋下了后来的一个所谓“1·20事件”冤案的根由。
［注释13］至此，那个——
按照林彪理论：“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勇担“笔杆子”重任的军报；
按照林彪指示：“不打仗，总政治部主要任务就是办好报纸”，因而地位提高，身价百倍的军报；
按照林彪指示，在报纸上刊登“毛主席语录”，大量宣传活学活用毛著，响亮提出“三忠于”“四无限”口号的军报；
在文革兴起前夕，就将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有关论述政治与业务关系的社论，毫不留情地指责为“统统是谬论”的军报；
在转载上海《文汇报》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报按语都还当作学术讨论时，独树一帜，斩钉截铁，按语中一句话定性：“《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吓倒众人的军报；
文革兴起，高炬署名评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猛烈杀向黑帮的军报；
曾以整版整版篇幅，揭露《北京日报》的“燕山夜话”，以及“三家村札记”等所谓反党黑文的军报；
在陈伯达带领下，部分人员进驻《人民日报》，次日（6月1日），即撰写发表了名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引起红卫兵打砸抢高潮的那个军报；
特别是，文革开始前，很早就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提高〈解放军报〉的现实性理论性而奋斗》的长篇办报经验介绍，轰动了全囯，实际已成为报界领军者的军报；
……
军报，就是这样的一张军报，它的上通天下接地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领导班子，却出人意料地，被肖力的一张大字报，而且是一张经他们自己动手帮助精心修改过的大字报，如同一颗核弹，轰然一声，烟飞灰灭，彻底炸塌了！
我们对临时党委的几点意见
为了坚决贯彻林副主席“六·六”指示，重整旗鼓，彻底斗倒胡痴阴谋小集团，提高人的思想觉悟，迅速改变报社面貌，把报社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响应临时党委号召，把我们对报社运动和报纸宣传工作等方面的意见提出来，供临时党委参考，与革命同志商榷。
临时党委成立以来，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临时党委精神面貌不够好，在领导报社运动和报纸宣传工作上，没有很好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辜负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希望，辜负了全军同志和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当前，报社正在进行对胡的斗争。这场斗争，是我们报社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战役。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的根本目的，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揪出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一小撮坏家伙，把他们斗倒斗臭，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在对这一小撮坏家伙的斗争中，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实现思想革命化。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这一小撮坏家伙在政治上、思想上批深批透，肃清他们的流毒，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报纸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
在斗争胡痴阴谋小集团的问题上，没有经过群众充分揭发、批判和斗争，领导就在群众大会上定了性。根据《十六条》和中央军委一系列指示精神，我们认为，对胡痴等人的斗争，是不能先定性后斗争的，是不能采取包办代替的办法的。胡痴等人是什么性质的，只有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起来大揭、大烧、大批判、大斗争，把他烧成什么就是什么，揭成什么就是什么。革命群众一定能够根据胡等的罪行做出正确结论的。可是临时党委不仅首先给胡痴的问题定了性，而且在斗争的过程中，在斗争的每一个步骤上，都把群众严格控制在他们所画定的小圈子里，这实际上是把群众当成了阿斗。
这几次大会小会上，临时党委和社文革，都是强调材料，说什么“调查材料大有油水”，“根据这些材料，给胡痴戴个什么帽子是不成问题的”，等等。根本不去做政治上的动员，阐明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不从政治上、思想上充分发动群众，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组成最猛烈的火力，对一小撮坏家伙展开坚决的斗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临时党委在领导运动中，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材料上。每次斗争大会，领导不去引导大家分析批判胡痴的罪行，从政治上把胡痴阴谋小集团斗倒斗臭，而是热衷于挤材料，往往在一些具体事上纠缠不休，以致使斗争会开得涣散无力。正像有人说的那样：“斗争会变成了挤材料会”。
斗争胡痴阴谋小集团是要材料的。但是我们认为，材料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大揭、大烧才能真正掌握。也只有在斗争中把群众发动起来，彻底揭露一小撮坏家伙的罪行，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进行批判斗争，才能认清他们的反动面目，使群众受到教育，提高觉悟，从而在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批深批透。否则，只看材料，看不到广大群众，就不可能彻底揭露他们的罪行，既不能教育群众，又不能打到一小撮坏家伙，那么这些材料又有什么用呢？还不是死的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但是现在使人感到，似乎材料就可以决定一切。这样做，运动是搞不好的。
另外，临时党委不是充分发动群众，让群众自觉地对胡痴阴谋集团进行揭发、批判、斗争，而是让群众按照自己布置的一套程序去干。如胡痴阴谋小集团刚被揪回的时候，临时党委和社文革就提前准备好了台词，分配了角色，甚至想用摁电铃的办法召集群众，没有看到革命群众的积极性。每次斗争会也控制得很严，谁发言，谁插话，讲什么，安排得满满当当，没有引导大家根据揭发的事实去分析批判。正像有的群众反映的：“忙了几个人，闲了一大片”。
我们认为，真正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对胡痴阴谋小集团的斗争，分几个阶段，每个战役怎么打，临时党委根据群众的意见作出必要的部署，是应该的。但是，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基础上。革命群众是完全能够把报社的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像“一·二三”事件前后，群众对胡痴阴谋小集团的斗争，并没有什么人组织，都搞得轰轰烈烈，很有声势。这和经过领导严密安排部署的斗胡大会的冷冷清清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以上情况看出，临时党委在领导报社运动上，没有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充分地发动群众，因而使得报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冷冷清清，没有斗争气氛。我们报社是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编者注）的单位，但是近来情况怎么样呢？被毛主席称作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的大字报，几乎销声匿迹了。据不完全统计，从五月十九日以来，全社仅贴二十来张大字报，而华楠写的竟占了十张。同志们想一想，这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有的群众是有看法的。他们说：“开斗争会有没有我们都可以，我们的任务只是喊喊口号，助助威”；“斗争胡痴和斗争华楠一样”；“胡痴越斗越不老实”，等等。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把胡痴揭透、揭深、斗倒、斗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广大群众又怎能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运动中受到锻炼、提高觉悟、发挥积极性、增长才干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抓革命，促生产。以前胡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报纸糟蹋了。临时党委成立以来，搞了这么长时间的运动，报纸还是没有什么大的起色，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报纸的面貌，这究竟是没有处理好运动与生产的关系呢？还是运动有问题呢？我们希望临时党委考虑，也希望革命同志们考虑。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中，作为军委机关报的解放军报，担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在伟大统帅毛主席交给我军“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编者注）的光荣任务以来，成百万部队投入了阶级斗争第一线，中央文革曾多次严肃地给我们指出，办好解放军报，对指导部队搞好“三支”“两军”，少犯错误，负有严重的政治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军报理应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一边，抓好两头，用毛泽东思想去提高部队，统一思想，指导部队在阶级斗争新形势下打胜仗、立新功。
但是，我们报纸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在两个阶级进行激烈决战的关键时刻，相反却“保守了，下降了，落后了”。广大指战员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限忠诚，无限热爱，他们在执行“三支”“两军”的崭新任务中，遇到了大量问题，迫切需要军报指导他们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但是，我们的报纸“打开一大片，说不到战士心坎上”，“文不对题，打不准要害”。有的记者下去采访回来反映，解放军报发到连队大家不是争着看，而是可看可不看。他们说，“解放军报这个不见面的指导员真的不见面了。”对这种状况，我们感到十分痛心。
我们认为，首先，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关于部队“三支”“两军”的许多极其重要的指示，临时党委没有认真的领会和学习。对上头跟得不紧。因此，对这些极其重要的指示没有及时传达，更没有主动地、及时地、深入地在报纸的宣传上贯彻。如：毛主席关于贵州省军区识别左派的经验的批示，关于北师大以及延安中学军训的批示，等等，都是在中央文革一催再催的情况下，才派人采访，有的时隔两月之久才见报。毛主席这些对于“三支”“两军”的一系列极其英明的指示，对部队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任务，有着伟大的深远的意义。在支左工作中，有些部队的同志糊里糊涂地犯了错误。这和我们报纸没有及时地宣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是有直接关系的。临时党委为什么对宣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一拖再拖？为什么不为战斗在阶级斗争第一线的百万部队着急呢？你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到底怎么想的呢？
林副主席三月二十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是指导部队搞好支左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中央文革小组多次指示要根据这个讲话写一系列的社论。可是，到现在时过两三个月，我们的报纸没有拿出东西来。三军联合出演（1967年5月13日，驻京部队两派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举行演出的问题，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发生冲突。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彪死党李作鹏支持一派演出，有预谋地压制另一派。事后，林彪、江青等人通过观看演出支持单独演出的这一派。这一派也就成为“林副主席所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另一派可想而知——编者注），从五月十三日以来，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的领导同志多次明确表了态，我们迟迟不宣传。最近，中央文革明确指示军报一定要宣传，阻力仍很大。甚至在林副主席看了演出以后，有的领导还不以为发表三军联合演出的文章是支左。像这样的事情还是不少的。
由于临时党委没有深入实际，没有深入斗争，也没有深入群众，对参加“三支”“两军”的广大指战员很不了解，缺乏感情，因此也就不能急他们所急，痛他们所痛，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没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样怎么能指导他们搞好“三支”“两军”呢？
其次，报社领导自己不下去，还把编辑记者集中在家里。有的记者下去采访还没有搞完，就以斗胡痴为理由把他们调回来，回来以后多次要求汇报情况，临时党委对送上门的情况也不听，两耳不闻天下事，只管闭门办报纸。这样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斗争，怎么能反映出群众的呼声，怎么会有新的思想、新的语言？这样办报只能越办越死。
在报社内部，也不发动广大群众，调动每个人的积极因素，不交给他们上头的精神，少数人忙得团团转，多数人闲得没事干，很多人由于不了解上头精神和下头情况，有劲使不上，打糊涂仗，搞了不少无效劳动。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临时党委在报纸宣传上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林副主席亲自指导下，解放军报宣传“四个第一”、突出政治是有成绩的。曾受到军内外读者好评。但是，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报社内部却不突出政治，思想工作无人过问。
报社内部学习毛主席著作流于形式，没有当做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更谈不上活学活用了。
报社各处的群众以及工人和家属，用于工作性质不同，情况不同，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具体思想、具体问题、具体困难、具体要求。这些都需要临时党委去关心过问，去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抓好活思想，促进报社人员及工人、家属的思想革命化。但是，临时党委对这些不予过问，不做思想工作。有些思想工作送上了门，有的领导却采取回避态度。无论什么工作都不是思想先行，动员往往不是政治思想上先行，有时干脆就不动员了。斗胡没有从思想上动员，报纸重大宣传，如对“五·一六”通知的宣传，或对刘少奇黑《修养》的批判，都没有做活思想动员。因此，使这些重大的宣传不能和报社的思想革命化挂起钩来，社会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在报社都引不起反应，报社几乎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隔离开来，像一潭死水。林副主席“六·六”指示是报社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全军也是有重大意义的。可是，临时党委对这个指示缺乏应有的激情，把它当成一般的工作布置，措施也很不得力。
林副主席说，全国人民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临时党委却没有抓住这一最大、最根本的工作，不注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抓人的思想革命化，有时抓一下，也往往流于形式，忙忙碌碌，成效不大。这种情况是应该引起临时党委严重注意的。
林副主席说：“解放军报非常需要革命”，又说：“报社工作人员的精神面貌好些，报纸就办得更有力些。”要贯彻林副主席这些重要指示，临时党委的成员就得有个高姿态，把“怕”字换成“敢”字，把“我”字换成“公”字，把“相信自己”换成“相信群众”，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坚定不移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我们诚恳地期望临时党委发扬成绩，修正错误，和报社革命群众一道，把胡痴阴谋小集团批深批透，把报社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把解放军报办成一张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报纸。
［注释1］“1·13”事件后，按照当时到军报直接处理善后事宜的中央文革成员、总政副主任关锋的安排，立即成立“监督组”，由肖力主持，以保证军报工作正常运转。被临时指定负责日常工作的原副总编张秋桥，多年后写的回忆文章说，他们一班社领导者“瞬间，变成了被监督工作”。这个组，除了肖力这个刚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不经任何正规组织手续直接从中央文革突击发展飞来的党员外，其他几个人，有的是“革命造反突击队”队员，有的是各编辑处推荐的联络员，有的以学毛著积极分子身份进入，有的甚至还不是党员（那时的记者编辑，党员是个起码的条件）。不说什么新闻业务水平，也别讲什么实际工作经验，说他们连汉字未必能认多少，也不是夸大之词。但是，就这样几个人却掌握了报社大权。张秋桥回忆文章说，他们“可以任意指责我和其他仍在工作的副总编，动不动就编造‘你们搞阴谋’的罪名，加以训斥”。对一般编辑，更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他们可以随便一个电话，把编辑叫来，稿子往桌上一摔，声色俱厉地说：“你编的这叫什么东西？拿回去重编！”编辑战战兢兢拿回稿子，不知错在哪里，也不敢问。有时，他们对一些老编辑无缘无故地找来戏弄一番，借以取乐。文化处编辑、著名诗人顾工（后来的著名朦胧诗人顾城之父），曾被叫去，让他当面朗诵他编发的诗稿，嘻笑着讽刺他是中国的“叶甫图申科”（当时被批为修正主义的苏联诗人）。
顾工
1967年3月3日，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总政干部大会，周总理讲话，明确告诉大家，毛主席、党中央认为“总政治部是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总政机关不能乱，只有总政保持稳定，部队才能保持稳定”。会后总政决定，由张秋桥负责，恢复军报党委工作。肖力主持的军报造反派联络站的联络员电话问张秋桥：恢复党委领导了，“监督组”怎么办？张秋桥请示总政肖华主任，并说明“监督组”原由关锋领导，宣传计划、稿件都送关锋审批。肖华思考后，确定将“监督组”改名为“版面组”，“继续发挥小将们的作用，对报纸进行政治技术检查，提高报纸质量”。
“监督组”也罢，“版面组”也罢，名称改变，并未改变肖力主持下凌驾于报社党委之上的状态。当然，也应当也应补上一句，最早被选入监督组和版面组的几位，后来，有的连自己都没弄清楚，怎么得罪了肖力，被赶出版面组，有的甚至还被冠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而锒铛入狱。这是后话。
［注释2］军报组成临时党委，没有让肖力当上一把手。3月，按照经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军队机关一律取消战斗队，恢复党委工作。据此，总政指定由张秋桥负责醖酿提出报社党委组成员名单。张秋桥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广泛征求各处意见，最后确定了一个九人名单。首位是邱岗，原军报年龄最长的副总编辑，当年范长江发现和召收的《大公报》记者，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大捷新闻的报道者，抗美援朝魏巍那篇著名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经他修改定稿发出的。只是近年体衰耳聋，少管业务，现在出山，当无问题。此外就是各编辑处仍在坚持工作的几位主编、副主编。还有一位，是新近调来的全国闻名的“学毛著标兵”廖初江。当然，名单中最重要的还有肖力。包括张秋桥本人，共计九名。张秋桥赴会前，还专门当面征求过肖力意见。肖力让张带给肖华主任一封信。会上讨论时，肖华读了肖力表示不愿意担任军报领导的信。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由张秋桥任军报临时党委副书记（书记暂缺），肖力任委员。肖华说：“肖力还很年轻，现在可以当党委委员，管版面组，经过锻炼再担任社的行政领导职务。”3月20日，军报临时党委正式成立。
［画外音］总政肖华主任，当年的红小鬼，军队政治工作专家，此刻却失手，陷入了两个误区：一是，张秋桥是张春桥胞弟，春桥时为中央文革要员，伟大领袖和江青身边大红人。有此背景，乃弟秋桥主持军报工作，当应稳妥。岂不知，老谋深算的春桥，早就看透了，现在军报已成为上面的“禁脔”，他要沾边岂非自找苦吃。因此，春桥不但成不了秋桥的后台，而且还要严格划清界限。后来秋桥被肖力的“红色政权”抓进牛棚，送河南农场劳改养猪，其夫人到春桥家求救，被断然拒见。至于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春桥已胜券在握，总理大位正虚席以待，头脑膨胀。据说暗地里已安排秋桥当总政主任。于是秋桥也就空前积极起来，四处组织部队批邓。不料“四人帮”一下子被粉碎了，可怜的秋桥赶上了个“末班车”，没尝到一点甜头，还差点进了班房。
肖华的另一个误区，是把肖力当成了刚出门的年轻人，需要锻炼一番。他还把肖力那封不想当社领导的信当了真。胡痴在文革结束后，曾对人说，我们觉悟太迟了，如果江青把她女儿送军报来“锻炼”，我们立即把她供奉到一把手的位置上，该省去了以后多少麻烦！什么资历浅呀，能力不够呀，全是旧框框。王洪文，一个小痞子，有什么能力？还不是一下子就当了党的副主席，排名还在周总理之前。想想这些，你就一通百通了！
［注释3］军报临时党委正式成立前后，张秋桥实际上扮演的是“维持会长”的角色，每天穷于应付。1966年7月，军报内部运动刚开始时，按照以往运动的常规，胡痴主持的社党委和总支的部署，先预定下了十四名批斗对象。首位就是刚从军报社长岗位上调任战士出版社长的华楠，罪名是罗瑞卿反党集团成员、走资派、为彭德怀翻案等。另外，还有文化处长章文龙，被批为周杨文化黑线在军报的代理人。总编室主任王熖，曾任过彭德怀的秘书，现在理所当然的是彭德怀的“走狗”。反右中被划为中右的编辑宋群、林剑，两人又因一起以“路知音”笔名写过散文，于是就按时下流行办法，不但冠以“漏网右派”，而且仿“三家村”，称之为“路知音黑店”。诗人顾工，被扣上“叶甫图申科修主义诗人”的帽子，信手拈来，毫不费力。还有若干在旧社会干过一点事情的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几天之内，千余张大字报，贴满办公楼。不料这次运动脱离常规，主持运动的胡痴党委首先垮了，他领导下的文革办公室也垮了，他们事先操纵运动预定批斗对象的黑幕被揭示了出来。一些原来被批斗的人，贴出大字报申诉，“自己解放自己”，没有人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这些人就自行回去编稿去了。这算军报内部运动的第一阶段。
［注释4］在这种状况下，军报内部的文化大革命，注定从一开始就是糊弄群众的走过场。胡痴领导下的文革，批斗的头号对象是原社长华楠。在事先布置贴出一批揭发华楠是罗瑞卿黑线人物种种罪行的大字报之后，批斗会上你呼我喊，貌似群情激昂，其实都拿不出什么致华于死地的过硬材料。编辑们毕竟不是运动初期的红卫兵，上纲上线扣几顶帽子可以，让他们公然捏造事实，一时也还难以出口。批华楠在彭德怀专案组为彭德怀翻案，华楠一句话就回绝了：专案组我只是参加，我还远不够资格负责领导，我只是看材料整理材料，怎么替他翻案？是啊，下边参加批斗的众编辑又都没有参加专案组工作，你凭什么能再批斗下去！于是就喊口号：华楠！老实交代！不许华楠抵赖！
“1·13”之后，张秋桥接任领导社内文革运动，这实际上是社内运动的第二阶段。斗争情况与前期几乎没有什么大差别，只是把华楠换成了胡痴。斗的首要内容，当然是“胡夺胡权”的“阴谋”。但是斗来斗去，无论是他进入中央军委文革，还是当了军报代总编、新华社代社长，显然这也不是他伸手想干就能干的，有的还是伟大领袖亲批的。至于肖力那张大字报，谁写的，谁改的，字字句句，也都清清楚楚，再怎么“大揭，大烧，大批判，大斗争”，也批不出什么新东西。于是像批斗华楠一样，只剩下高喊“打倒胡痴阴谋小集团”的口号。这运动不“冷冷清清”又当如何！
［注释5］以张秋桥为副书记的军报临时党委正式成立没有几天，4月3日，先是将26军政治主任张志，调军报任副总编辑，又于4月14日任命赵易亚为军报总编辑和社党委书记，以加强军报的领导。赵易亚是陈伯达推荐并同肖华商定后上报中央任命的。赵易亚是军内著名老资格理论家。他1935年投身抗日救国活动，1938年加入中共，曾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长，1965年初调总政筹办解放军报，正式出版时任副总编辑。1959年后，调任总政宣传部副部长、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党委副书记（书记是陈伯达）。这次重回军报，看到文革仅几个月，许多老同事老部属，在运动中遭受到种种折磨，十分痛心。他不管运动初期那些人被贴过什么大字报、受过什么批判，都先解除其思想负担，恢复其正常工作。6月19日，肖力等又以“革命造反突击队”名义，贴出了题为《我们对临时党委的几点意见》，完全忘记她本人就是这个党委成员之一，假借群众组织之名，居高临下地指责临时党委“没有很好地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报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冷冷清清，没有斗争气氛”，“把群众当成了阿斗”。大字报还特别批评说：“报社内部学习毛主席著作流于形式，没有当作一件头等大事来抓。”
大字报一出，主要负责前一时期临时党委工作的副书记张秋桥，立即“靠边站”，以后又接受批斗，并被长期关押。“6·19”大字报，实际上是全盘否定了临时党委的前期工作，推翻了这一届社领导班子。
［注释6］赵易亚上任后，以他老政治工作者的丰富经验，深感要使全社同志从前一时期运动阴影中走出来，必须认真清理思想，分清是非，总结经验教训。于是，决定临时党委从7月3日开始，每天以半天时间，进行“开门整风”，听取大家批评意见。对此，作为临时党委委员的肖力，并未提出异议，她也多次参加会议，听取大家的申诉。许多同志讲到运动开始以来，受到的种种错误批斗，强加给自己的种种罪名，禁不住流泪痛哭。整风会历时45个半天，到8月18日为止，开了27次全社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