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十年里，越来越多国家加速发展并制度化移民计划，通过简化居留和公民身份获取程序（Czaika & Parsons, 2017），以吸引高净值个体。尽管各国的时间安排和具体条件各不相同，但所有这些计划都针对那些能够通过直接的资金转移、投资，或凭借对国家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的专业技能，预期能够在经济上做出贡献的潜在移民。许多人因此迁往能够提供更优质工作条件的国家，特别是拥有“人才资本”的个体，他们能更自在地综合考虑气候、民主程度、工作时长、生活成本等因素，以决定工作与居住的环境。
尽管人才计划的制度化是近年来的现象，关于高技能移民的讨论却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已出现，学者们探讨了相关经济效应以及人才流失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潜在影响（Hamada & Bhagwati, 1975）。高技能移民要么被视为有助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公共产品，要么被批评为加剧国家间不平等的负面缘由（Clemens, 2013）。此外，学者们还关注这些移民计划对全球移民格局的影响
（
Barbulescu, 2018；Ellerman, 2020；Menz, 2019；Shachar, 2018；Shachar & Hirschl, 2013；Spiro, 2018；Surak, 2021）。尽管部分学者认为这些计划促进了全球流动性，增加了移民机会，但大多数研究认为，不论移民计划是否要求资本转移，或申请人应具备特定技能，这些选择性行为都加剧了全球移民机会的不平等（Amanta & Rodriguez, 2021；Glick & Schiller, 2013），尤其是在全球大多数人口面临日益严苛的边境限制时。这一不平等还可能通过吸引欠发达国家的高技能人才向富裕国家流动，形成新的剥削模式（Skeldon, 2009）。
除了人才计划，以现金转移和/或投资为基础的投资型移民计划也是获取公民身份的途径。尽管两者通常被视为不同类别，但后者常因其将公民身份转化为商品的意图而备受批评（Barbulescu, 2018；Espejo, 2018；Shachar, 2008, 2014）。Shachar（2008, 2014）指出，这种转变可能会削弱公民身份作为政治纽带的功能，抹杀互惠和参与的核心理念。许多学者认为，投资型移民计划要么是导致公民身份空洞化的原因，要么反映了通过资本主义竞争逻辑推进公民身份去核心化的过程（Bauböck, 2019；Shachar, 2018；Spiro, 2018；Surak, 2021）。然而，当谈及人才计划时，对公民身份商品化的批判却难见踪影。
简言之，现有研究倾向于区分这两类计划，并主要关注投资型移民计划，因其将公民身份的特质转变为了一种可以通过经济资本购买的市场商品。相比之下，尽管关于人才流失导致不平等的讨论较为普遍，但对技能型移民计划相关运作逻辑的探讨仍然有限。因此，我们希望重点研究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这两类计划的共同点何在？二是，这些共同点如何助长新的话语蔓延，从而自然化公民身份制度内外的既有不平等？
为了验证研究假设，我们选取了被广泛认为在吸引高技能人才方面最为成功的OECD成员国的高技能移民计划作为研究样本（Czaika & Parsons, 2017）。尽管这些国家通常不直接授予公民身份，但其移民政策在国家话语中融入了选择性逻辑，并塑造了“未来公民”的应得性标准，因此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本研究采用综合性的三重研究方法以收集相关数据。首先，我们对各国政府的移民网站及相关法律文件进行了详细审查，重点关注面向潜在移民的信息资源。其次，我们利用了国际移民研究所的相关数据，尤其是其国际移民决定因素的政策数据库（DEMIG POLICY data）及数据库中关于各国法律条款的文献资料（de Haas et al., 2015）。随后，我们回溯了基本立法，以确保关键法律文件内容完整无遗。
在回顾各国法律框架后，我们采用了两阶段编码法以进行研究。第一阶段是二元编码，即判断某国是否设立了高技能人才计划；第二阶段则细化分析各计划中对“人才”的定义，对申请者的教育背景、职业状况及市场需求等领域进行编码。此外，特别关注政府话语如何界定国家需求及理想技能。最后，审查了通过人才计划获取公民身份的官方程序。
本文借鉴既有研究对公民身份市场逻辑及民族国家争夺“理想公民”的分析，突破了以往研究主要依赖个别典型案例推测移民模式及公民身份制度影响的局限。通过系统考察一组OECD成员国在界定高技能个体及其期望方面的共性与差异，研究揭示了市场逻辑如何渗透相关话语定义，并进一步探讨了技能型与投资型移民计划之间的相似性。最终，我们分析了当前高技能人才计划如何将经济能力的定义与政治成员身份相结合，从而重塑公民身份的内涵，并延续和强化基于价值等级制度的公民身份体系。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这一分析挑战了市场化前后公民身份概念之间的严格区分。
当前关于公民身份制度的讨论，主要聚焦于其是否已服从于资本主义竞争逻辑。尽管现有研究已为此提供了大量证据，但仍需更细致地分析这些影响如何改变公民身份作为公共产品的价值取向。
Shachar（2007, 2009）提出了公民身份与财产制度的著名类比，认为公民身份类似于古代的财产制度，是全球安全与机会的分配机制。而基于出生地权利的公民身份，则能使富裕国家出生的人享有更高的福祉、安全和自由。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指的“财产”是广义概念，而非狭义的市场商品。Shachar（2009）进一步强调，狭隘的市场商品视角无法全面捕捉公民身份的真正意义，因其核心在于为公众提供共享的资源、福利、保护和决策机制。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T. H. Marshall（1992）的理论框架，即公民身份在市场化之前仍是一种用于
缓解不利影响的
公共产品。
然而，投资型公民身份计划的兴起，使传统的公民身份逻辑及其公共属性受到挑战。面对全球竞争，许多国家不仅通过税收优惠、补贴、基础设施供给等措施吸引外国投资，还制定激励政策，以吸引富裕个体。研究显示，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富裕个体借助财富获取更有优势的公民身份，以提高国际流动性和政治保护（Altan-Olcay & Balta, 2016；Balta & Altan-Olcay, 2016；Harpaz, 2019；Harpaz & Mateos, 2018）。部分学者认为，这一趋势增强了个体灵活性（Armstrong, 2018；Joppke, 2019；Magni-Berton, 2018），但另一些研究指出，这强化了特权分配的不平等（Amante & Rodriguez, 2021；Glick & Schiller, 2013）。
此外，批判性研究则关注这些计划如何侵蚀公民身份的政治内涵（Barbulescu, 2018；Espejo, 2018；Shachar, 2008, 2014）。允许个体通过经济投资（通常是资金转移）获得居留权或公民身份的计划，实质上是将公民身份转化为市场商品（Magni-Berton, 2014；Shachar, 2008, 2014）。这一趋势反映了公民身份日益脱离民族国家的政治联系（Bauböck, 2019）。一些学者使用“商品化”来描述公民身份作为一种商品被国家出售给潜在移民的现象，并指出这一过程问题重重，因其玷污并削弱了公民身份的固有价值（Tanasoca, 2016）。在一些几乎没有或无居住要求的计划中，商品化的特征尤为突出（Shachar, 2008；2014；2018）。尽管部分学者认为投资型公民身份计划是更大跨国过程的结果，而非原因，但学界普遍认同公民身份正经历着持续的空洞化（Joppke, 2010；Spiro, 2008；2018）。因此，无论因果关系如何，这些有关商品化的论点都揭示了政治纽带作为公民身份核心的逐渐削弱。
这一讨论与波兰尼（Polanyi, 2001 [1944]）在《大转型》中的论点相呼应。波兰尼认为，市场经济的兴起通过商品化社会各个方面，导致市场逻辑脱离社会，并可能摧毁社会结构，因为社会依赖互惠与再分配机制，而非市场竞争。他指出，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并非自然发生，而是通过国家干预实现的。因此，国家并非市场的对立面，而是市场的推动者。这一逻辑与当代公民身份的重构密切相关：国家通过市场型公民身份计划，使公民身份与社会、政治关系进一步脱钩，强化市场逻辑的霸权，甚至在原本应创造平等的公民身份制度内也不例外。
有趣的是，学者们通常不会将高技能移民计划与投资型移民计划归为一类，因为这将会被视为公民身份商品化最极端的表现。其假设逻辑在于，高技能移民计划似乎不像投资型移民计划那样直接体现市场逻辑，因为技能无法与个体分离，而移民正是通过这些“受欢迎的技能”贡献于公共利益（Shachar & Hirschl, 2013, 2014）。然而，这一区分正受到质疑，理由是两类计划在歧视、不公平以及削弱政治平等方面存在相似性（Erez, 2021；Lim, 2017）。我们同意，相关区分被过度强调了，并提出两个理由来说明两者在市场逻辑上的共性，以及有关“理想移民”的话语如何自然化公民身份制度中的等级结构。
全球范围内的决策者正忙于制定吸引高技能公民的计划，而OECD国家则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de Haas et al., 2015）。相关计划常通过评估申请者的技能、职业、专业和就业潜力等因素，识别可能成为理想公民的群体。所谓更“理想”的潜在公民，则是那些预计能为一国经济做出更大贡献的人，其评估往往是在国家与市场参与者合作的框架下进行的。这一过程揭示了市场逻辑如何逐渐渗透入公民身份。本节将探讨OECD国家人才公民身份计划如何定义和量化“有价值”的公民，突出市场逻辑的作用。
令人惊讶的是，针对这些计划的批评远不如投资型移民计划那样激烈。主流观点要么称赞这些选择性技能型计划有助于弥补国内经济的短板，要么更关注其预期贡献能否随着时间的推移得以实现（Clemens, 2013；Czaika & Parsons, 2017）。一些批判性学者则从移民对公共利益所作贡献的不同角度来审视这些计划，认为这正是构成公民身份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Shachar & Hirschl, 2014）。相比之下，投资型移民计划最有可能将公民身份商品化，因其基于一种明确的逻辑，即通过金钱交换护照（Shachar, 2018）。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两类计划之间的差异被夸大了。例如，Erez（2021）认为这两者在规范上都存在不公正问题，错误地蔓延了潜在移民间的歧视，从而削弱了实现平等迁移的可能性。Lim（2017）同样展示了技能型移民计划在实际中如何制造不正当的歧视。此外，Ypi（2018）主张，如果只批判相关政策中的种族或“文化身份”歧视，而忽视社会阶层的不公，就无法真正理解移民不平等的本质。这说明社会阶层对于个人能否成功申请任何一类移民计划至关重要。实证研究显示，许多选择性移民政策虽然不再直接使用种族分类标准，但仍然延续了历史上对某些群体的系统性排斥（FitzGerald et al., 2018）。然而，这些阐释都未对投资型和技能型人才计划如何演变为公民身份与市场逻辑融合的表现形式作出充分解读。
在OECD成员国中，存在三类移民计划。第一类是面向高技能移民的工作签证计划，通常根据教育背景、语言技能、年龄和职业来定义“高技能”。尽管没有明确界定“杰出人才”的标准，其中一些计划仍使用了这一框架，以强调申请人可能对某一特定行业作出的“杰出”贡献。而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采用这类工作签证计划的多数国家，至今未对其做出显著更新。第二类计划主要由波罗的海国家和部分东欧欧盟成员国采用，这些国家本身没有专项移民计划，而是鼓励意向者申请欧盟蓝卡以获得工作许可。换句话说，这些国家的高技能移民政策受限于欧盟框架。2009年，欧盟蓝卡作为欧洲理事会指令的一部分推出，以促进高质量就业，并使欧洲成为吸引来自非欧盟国家优质劳动力的热门地区（Přívara et al., 2020）。该计划的逻辑与前者一致，即认为欧盟在吸引技术型人才上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第三类计划是由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法国、日本、新西兰、土耳其、英国和美国等国家实施的最为复杂的人才移民体系，通常以引入“特殊技能”和“人才”为目标。这一计划的新颖之处在于通过量化的方式定义所需技能，并在市场指标的参与下展开规划，呈现出表面“去政治化”的特征。我们将在后续对此展开讨论，以进一步解释市场逻辑的渗透。
诚然，许多实施特定人才计划的国家总采用基于积分的方式来衡量申请者的技能和潜在经济贡献，相关案例比比皆是。以被视为该领域先驱的加拿大为例，其早在1970年代便确立了积分制移民计划，之后成为他国效仿的典范（Shachar & Hirschl, 2013）。2015年，加拿大进一步改革了这一体系，引入了“快速通道系统”，以解决旧有的积压问题并增强政策的灵活性。在新系统中，申请者根据“人力资本”标准最多可获得1200分，而评分权重则由综合排名系统决定。未达到最低分数线的申请者将被直接淘汰，符合条件的候选人每两周进行一次排名，排名最高的申请者将被邀请参加不同的移民计划（Hiebert, 2019）。
英国的全球人才计划面向在科学、工程、人文、医学、数字技术或艺术文化领域展现杰出才能或潜力的移民，同时还设有基于积分制的技术工人签证，申请者需累计70分方可获批（Government of UK, n.d.）。类似地，澳大利亚的全球人才签证计划针对在体育、艺术、学术研究及重点行业（如医疗、信息技术、教育）取得国际认可的杰出人才，申请者同样需达70分（Australian Government Home Affairs, 2020）。日本的高级技能专业签证则适用于从事先进学术研究、特项技术和商业管理的专业人士，要求申请人获得至少70分（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15）。
总体而言，除积分分配上存在细微差别外，这些计划在定义和量化“有价值”技能方面具有相似的资格标准。积分通常取决于申请者的最高学历、语言能力、职业（及其是否符合东道国短缺的技能需求）、收入、财富、就业机会（部分计划需有特定工作邀请）和年龄。申请者需积累大量资源、工作经验、教育背景、特定技能和成就，且通常要求申请人年纪较轻，以保持经济活力。种种要求有意瞄准那些不太可能依赖国家福利支持（de Jong & de Valk, 2020），而更可能为东道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福祉作出贡献的个体。
换言之，相关计划优先考虑那些“贡献大于索取”的申请者，从而将公民身份转化为一种生产力占主导地位的“求职申请”。这正是技能型人才计划与因更为明显的金钱交换行为而受到批评的投资型移民计划之间的第一个联系点：两者都通过类似技能与贡献的定义，根据“市场价值”对潜在移民进行即时或长期的排名。
公民身份的商品化发生在国家与资本的交汇点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运作的机构，设定了资本积累和市场竞争力的基本条件（Van Apeldoorn et al., 2012）。移民计划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在跨境流动中的监管职能，而这一职能在近几十年得到了加强。各国政府不仅希望吸引如外国直接投资或外资证券投资的流动资本，还越来越重视制定吸引高技能劳动力的移民政策，以提升国家的经济竞争力。
反映这种逻辑的是，国家常通过某种形式的市场研究或合作来设定人才计划的标准。那些依赖国家标准的计划由设立的公共委员会推出，并定期识别和更新需求。这类计划一般不要求申请者持有工作邀请，而是假定合格的申请者具备足够的资历，可参与本国就业市场的竞争（Koslowski, 2013）。例如，爱尔兰设有“关键技能就业许可证”，主要面向信息与通信技术专家、专业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并鼓励他们成为永久居民。该计划的目标职业清单由“未来技能需求专家组”根据劳动力市场状况进行分析和调整，其显著特点是追求实现科技、工程、数学等相关领域技能的最大价值效用（Department of Enterprise, Trade and Employment, n.d.）。
在其他情况下，政府还会与企业和工会合作，制定更明确的程序，以界定理想的引入岗和高技能标准（Koslowski, 2013；Menz, 2009）。在英国，来自受政府认可的雇主的工作邀请可以为申请者提供50积分，这彰显了市场信号在积分计算中的重要作用。工作邀请和担保人的身份还可代为资质要求的一部分（Government of UK, n.d.）。此外，要求潜在工作职位的薪资与国家平均水平持平或更高的做法也日益普遍。其逻辑基础是，已有工作的移民在加入后不太可能成为国家负担，而更可能通过在短缺技能领域工作并缴纳所得税为集体福祉做出贡献。尽管de Lange（2021）认为“受信担保人和雇主”的工具化使用虽私人化了移民工人的选择，但最终的决策者依然是政府。政府与市场行为体的合作计划实际上是通过将市场逻辑和公司需求重新框定为国家利益，技术性地、自然化地塑造了一套关于谁值得被接纳的政治决策。
以上内容最终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某些个体的技能对经济有益，进而对国家有益，而这种潜在好处应在市场需求、企业优先事项与国家对国际竞争力解读的交汇下加以确认（Sandoz, 2019）。这也是市场逻辑在人才计划运作中的第二个机制：在定义哪些人或技能对“国家利益”有益时，卷入企业利益。相关计划的实施往往被政府宣传为吸引世界上最优秀人才的全球竞争战略，政策制定者常常辩称，若非如此，国家将在这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高技能移民计划不仅巩固甚至加剧了公民身份制度中的历史性不平等，同时也通过技术性修辞掩盖并合法化了特定群体的特权。国家在制定移民政策时的多重叙事揭示了这一矛盾：一方面，移民被视为安全威胁或人道责任的对象；另一方面，“理想”移民则被塑造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能够填补高技能职位空缺、缓解经济危机（Ceccorulli & Lucarelli, 2017）。这类政策将移民逻辑重新定义为对企业家精神的认可，强调移民个体需通过自我投资提升生存和生活条件，以证明自己值得获得国家准入（Ellerman, 2020）。Ellerman（2020: 2516）将之称为“人力资本公民身份”（human-capital citizenship），即要求未来公民具备全球知识经济中高端和高薪职位所需的技能，使得公民身份与其所享有的福利之间的联系变得有条件且脆弱，将权利转变为需通过个人努力获取的特权。
事实上，许多高技能移民计划常以承诺这些移民将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创造就业机会、并弥补某些领域技能短缺的宣传方式来稳固国内市场（Czaika, 2018）。例如，西班牙的《创业支持法》宣称其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Parain Migrantes，2019），并认为这对保持该国在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中的繁荣至关重要。同样，欧盟蓝卡计划的设立基于三大逻辑：企业需要经济移民填补岗位空缺（技能短缺论）；欧盟本土无法培养足够的高技能人才（人口论）；若不采取行动，高技能人才将流向加拿大和美国（竞争论）（European Commission, 2007；Guild, 2007）。换言之，蓝卡的设立旨在为欧盟成员国创造与欧元区外强国竞争的优势，同时维护内部间的公平（Cerna, 2014: 77）。
这些话语的另一个要素是恐惧及对恐惧的管理。一方面，存在移民会抢占本国公民的就业机会、威胁国家文化、增加财政负担等的恐惧（Hermanni & Neumann, 2018；Anderson, 2013）。另一方面，许多计划承诺，这些新移民将帮助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非导致劳动力市场过剩。通过这些话语框架，国家以时效性的方式回应并利用恐惧，将技术移民塑造为解决将至危机的手段。例如，英国官员在2021年2月提议延长全球人才计划的截止日期，以鼓励“为应对新冠疫情和经济复苏做出贡献的关键研究”（Laboratory News, 2021）。而当该计划于2020年首次推出时，则被定位为应对脱欧经济挑战的重要举措。该策略似乎取得了成效：根据英国官方统计，技术工作签证占工作类签证的60%，且在2021年数量上出现了最大幅度的增长（Government of UK 2021）。
简而言之，这些专门针对“理想”人才的方案都重申了为国家在全球知识经济中竞争优势作出无可比拟贡献的承诺。为获得进入一国的资格，申请者必须具备以国际认可、奖项、经济价值等为标准的“杰出”的一技之长，并提供某种稀缺资源以服务于东道国。而这一重任，就落在了那些可能对国家贡献超出社会成本的理想成员身上。
或许，我们还应进一步探讨“技能”的定义问题。Sandel（2020）指出，自由主义技术官僚话语将才能视为财富分配的自然基础，从而为自由市场政策提供正当性，并推广“富有者因自身才华和努力而成功”的观念。这不仅塑造了赢家与输家的社会格局，也助长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的兴起（Sandel, 2020）。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批判与波兰尼关于市场逻辑主导社会并引发“双重运动”的警告相呼应。
进一步而言，假设才能是纯粹个人化的、独立于社会结构的概念是值得质疑的。实际上，才能的培养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而技能的定义也受到国家与市场需求的共同塑造（Kunz, 2016；Sandoz, 2019）。高技能移民政策的“技术性”外表不应掩盖其本质：国家与资本首先定义了何种才能具有价值，然后通过移民政策将其制度化，并最终自然化这一不平等机制。正如新自由主义国家所塑造的“理想公民”形象，国家偏好的理想移民应具备自我责任意识、理性及创业精神，并能够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利益，而非成为社会负担（Altan-Olcay，2011）。当进入OECD国家的机会被与官方认定的“才华”挂钩时，公民身份的获取便成为一种跨国化的不平等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