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抱着他痛哭，汤唯结婚去他那里，电影人的朝圣之地，伯格曼的永居处

Ber g man W e e k

法罗 朝 圣

撰文 | 二维（哥德堡）

审读 | 柳莺（里昂）

编辑 | 谢喆（南县）

伯格曼之墓

伯格曼中心

I. 法罗岛与伯格曼的光影世界

伯格曼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次踏上这座荒岛，拍摄第一部《犹在镜中》（Through a Glass Darkly, 1961）。法罗自然风光独特，当地人质朴友好，尊重伯格曼独处不愿打扰的意愿，都给了他家的感觉。 至五年后拍摄《假面》（Persona, 1966），伯格曼便决定以后能永远呆在这个波罗的海与世隔绝的小岛。而法罗岛，也成了老爷子和丽芙·乌曼（Liv Ullmann）的爱巢。 此后又陆续在法罗拍摄了《羞耻》（Shame, 1968）、《安娜的情欲》（En Passion, 1969）和《婚姻生活》（Scenes from a Marriage, 1973）。

本次“伯格曼周”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伯格曼之旅”（Bergman Safari），带领着前来法罗的参观者环岛游览这五部电影（确切说是前四部）拍摄的场地 。 法罗岛除了独特的自然植被，海岸岩石也在风蚀作用下呈现怪异的形状（称之Rauk），可谓法罗的电影中的常客。 而在《羞耻》最后部分，伯格曼在拍摄时考虑到怪异的形状会干扰分散观众注意力，丽芙·乌曼和冯·西度（Max Von Sydow）相互依偎的那个Rauk，便没有出镜，也怪委屈。《婚姻生活》与前四部不同，虽在法罗拍摄，但由于限制于室内，便未列入法罗自然风光游览之列。不过说到此片，可以感受一下伯格曼在瑞典的影响力，据说《婚姻生活》上映之后，瑞典的离婚率提高了50%，也难怪大师头像和法罗岛都被印在瑞典克朗之上。下面就来看一些掠影。

II. 潜行哥特兰的旧俄圣愚：

塔可夫斯基《牺牲》30周年

本次“伯格曼周”重点展映了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在Närsholmen岛上（和法罗同属哥特兰岛）拍摄的遗作《牺牲》（Offret, 1986）， 一部构思于《乡愁》（Nostalghia, 1983）之前的女巫寓言，在其流放欧洲的几年里不断酝酿深化，虽是伯格曼的御用班底，骨子里却是纯粹的俄罗斯。

为了配合此次《牺牲》放映活动，“伯格曼周”还组织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工作者，进行了一些列关于塔可夫斯基和俄罗斯电影的系列讲座。笔者仅参与了伯格曼女制片人卡汀娜·法拉格（Katinka Faragó）的座谈，现场并非一丝不苟的学术讲座，更像是随性的拉家常，信息不多但气氛愉悦。

坦诚讲，对这部集聚老塔毕生思想情感信仰的作品，只感到自己是茫然无知的，几次想试着谈及外廓至内核却总是力不从心。根基太浅，囫囵吞了些，反而消化不良，下笔时便凝滞了。索性释然，在此仅絮叨一下两位大师的私语吧。

相信伯格曼对塔可夫斯基那段经典的推崇大家已经耳熟能详：

“Suddenly, I found myself standing at the door of a room the keys of which had, until then, never been given to me. It was a room I had always wanted to enter and where he was moving freely and fully at ease. I felt encouraged and stimulated: someone was expressing what I had always wanted to say without knowing how. Tarkovsky is for me the greatest, the one who invented a new language, true to the nature of film, as it captures life as a reflection, life as a dream.”

“初看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仿佛是个奇迹，蓦然我发觉自己置身于一间房间门口，过去从未有人把这房间的钥匙给我。这房间我一直都渴望能进去一窥奥妙，而他却能在其中行动自如游刃有余。我感到鼓舞和激动，竟然有人将我长久以来不知如何表达的种种都展现出来。我认为塔可夫斯基是伟大的，他创造了崭新的电影语言，捕捉生命一如倒影，一如梦境。”

而老塔也多次公开表示自己对伯格曼的推崇，他的个人十佳榜单中，伯格曼一人占了三席位，他的《雕刻时光》也屡次提到把伯格曼的电影如数家珍地作为范例。

可是，两位心心相惜的电影大师，为何从未见面交流？

其实，老塔在1984年9月15日，也就是意大利拍完《乡愁》前就曾见过伯格曼一面。当时伯格曼正在电影学院进行《芬妮和亚历山大》纪录片（The Making of Fanny & Alexander, 1986）的讲座。事后，老塔希望能彼此见面叙谈，但伯格曼竟选择和老塔在过道擦肩，却没有说过一句话。

事后老塔在日记中写道：

“He made an odd impression on me. Self-centred, cold, superficial, both toward the children and the audience.”

“他（伯格曼）给我留下了奇怪的印象，自我中心，冷漠，肤浅，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听众。”

一年后，《牺牲》在瑞典的拍摄结束，老塔再回意大利的路上写道：

“I believe the film is a success although I think I no longer possess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to evaluate my work. I don't like the work of others. It seems I completely lost my admiration for Bergman and Nykvist with his photography. But the photography he did for the film was very good.”

“我认为电影本身是成功的，尽管我无法再去理解和评估我的工作。我不喜欢和他人同工作。似乎我已经失去了对伯格曼和尼克维斯特（Sven Nykvist）的摄影的敬仰。当然，他在我这部片子里的摄影还是非常棒的。”

至于伯格曼为何逃避不见老塔，终是不得而知。不过个人的猜想，也许就像黑泽明当初未曾赴罗马与伯格曼、费里尼共同拍戏， “我太害羞，伯格曼和费里尼于我皆太伟大。” （I was too shy, Bergman and Fellini are way too big for me），是艺术家对于艺术家的一种微妙情感。 伯格曼也曾坦言自己是个敏感多疑胆怯的人，他探讨人性的多面和复杂，却也自知自身有很多人性的弱点，面对心中最伟大的导演，不面对面，而是通过彼此的艺术作品跨时空交流，也许是更明智的选择。 就像钱老说的“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还不错，又何必要去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伯格曼的情欲被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黑过。确实，老爷子一生的婚姻和情人如飘花流水，他也坦诚自己不够忠诚，58岁才脱离青春期，但每一个女人都教会了他一些东西，有的甚至是他创作的缪斯女神。纵观其一生，大概最爱的，还是 丽芙·乌曼 。而对众多子女，抛弃冷漠恶劣的关系也在伯格曼自己的片中有所反映，大概最爱的，也是林·乌曼（Linn Ullmann，伯格曼与丽芙的女儿）。老塔对爱情和婚姻是忠诚的，对妻子Lara和儿子Tyapa（塔可夫斯基对他们的昵称），从不吝啬拥抱亲吻和爱。

这种情欲的两极反映在两人的电影中，伯格曼对于情欲、两性的描绘更大胆赤裸，而老塔，除了偶尔几个美感的裸露，更多以一种宗教圣神的含蓄方式呈现。

伯格曼是出了名的暴君。卡汀娜在座谈中半调侃地提起当初被告知要成为伯格曼的制片人时，脱口便是，“天哪，为什么是我？” 伯格曼自己说，拍片时对工作人员的粗暴实际是自己内心的不自信和不安，特别是早期，还被维克多·斯约斯特洛（Victor Sjöström）抓着脖子教育了一番如何与人相处，实在可爱。 看着伯格曼的坦诚，反而觉得暴露的种种缺点更显亲切。实际上，斯文·尼克维斯特和厄兰·约瑟夫森（Erland Josephson）都是伯格曼的忘年交, 还有甘纳尔·布耶恩施特兰德（Gunnar Björnstrand），马克斯·冯·西度等也都是老友，当然和女演员们的关系更加“特别”。

之前提到，老塔在传记中称伯格曼的团队在第二次火烧房屋成功后情谊变得密不可分，称赞光影大师斯文·尼克维斯特才华横溢，但从老塔的日记中可以窥探出，同是流亡异乡，在瑞典的拍摄并非如在意大利时那般温暖快乐。其实在哥特兰岛开拍第一天，老塔对伯格曼班底里的瑞典人就颇有微词：

“The Swedes are passive, lazy, not interested in anything. They are sticklers for formalities: one ought to work 8 hours a day and not one minute longer. They work badly, really badly.”

“瑞典人消极，懒散，根本不对任何事感兴趣。而且死脑筋：一天工作八小时，绝不多一分钟。他们干活真是差得很。”

可能是语言的障碍，可能是癌症的影响，可能是老塔与伯格曼工作风格的不同，可能是极度的乡愁，老塔在瑞典的拍摄工作“是所有拍片中最困难煎熬的”。 和伯格曼老搭档斯文，老塔也常常在拍摄过程中无法相互沟通艺术理念，前者觉得这个北欧光影大师年老固执，不如《乡愁》的年轻掌镜师朱塞佩·兰奇（Beppe Lanci）更易吸收新观念，甚至将六分半长镜失败的一半责任归咎于斯文（另一半责任则被安在那个“拿钱吃干饭的英国佬”身上）。

然而从日记提及的聚餐、拜访、交流、观摩彼此的作品，以及和斯文自己对老塔的回忆评价可以看出，两人对彼此的艺术成就还是相互欣赏的，从而也建立了 惺惺相惜 的友谊。至巴黎的最后岁月，斯文还特地飞往法国，与老塔讨论后期减色工作。看完样片，老塔默默地流下眼泪，此时病榻上的他，已是迫近烛烬。

老塔是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徒，其宗教信仰之前所述可见一斑。而伯格曼则是在一个路德教家庭中长大。 相比老塔信的坚定，伯格曼则是“一直存疑，始终不够虔诚”，而在这质疑中渐渐选择不谈上帝，转向人性内核的孤单。 或许也可以像《曼哈顿》（Manhattan, 1979）里戴安·基顿（Diane Keaton）饰演的伪文青胡侃的，伯格曼较之宗教，更加克尔凯郭尔吧。

老塔不满苏联当局对其艺术自由的钳制流亡欧洲，伯格曼因税务问题自我放逐。 但伯格曼毕竟还是幸运的，最终得以回归瑞典，不仅拍了《芬尼和亚历山大》（Fanny and Alexander）、《萨拉邦德》（Saraband, 2003）及其他电视作品，终在法罗岛静度晚年，骨灰与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n）合埋于法罗教堂边的墓园。 老塔此后再也没有回到俄罗斯，回到童年的木屋和那吹拂野草的风，最后葬在巴黎郊外St Genevieve des Bois墓园。 老塔最大的绝症，不是肺癌，而是乡愁。 恍然忖着，此刻也因签证问题羁留瑞典西岸的我，似乎也能浅浅地尝到其中的滋味。

如果说伯格曼的电影有着斯堪的纳维亚的阴冷气息，老塔则是纯粹的俄罗斯，那种悲怆深入骨髓和血液。不要想着看老塔的片子获得一种娱乐片商业片的快感愉悦，有时观看过程的“冗长”、“折磨”或许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拓展了物质财富的领域，却剥夺了人的精神维度，对其威胁置之不理”。人类的本质是追求快乐幸福。 但似乎沉浸在浮光的欢乐里的生命有时只是一种以物质的丰腴麻醉灵魂的贫瘠，而俄罗斯的那种悲怆，文学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音乐如穆索尔斯基等，绘画如苏里科夫等，电影如老塔等，渗着我所未参透的某种信仰。 这，或许是前者亟需被拯救的良药，其苦甚，让许多人本能地排斥和拒绝着，宁可沉醉在现代文明慷慨给予的触手可及的所谓甜蜜的生活。可这欢乐，是否就是深渊的另一面呢？

III. 假面背后：

《假面》50周年纪念

本次“伯格曼周”的另一个主题则是伯格曼六十年代信仰三部曲后最具争议和实验性的作品《假面》。除了原片放映，伯格曼中心还邀请了来自法国和美国各地的记者、心理学家、研究者，作家等开展系列讲座，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此外，还有纪念展览、《假面》灵感来源之一的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剧作《强者》（The Stronger）演出及电影原声室内乐的演出。

《假面》创作于伯格曼担任皇家剧院总监狂热工作病倒后，在苏菲亚皇家医院肺炎治疗期间，用他的话讲就是“意识到皇家剧院主管之职正在吞噬我的创作力”，即使养病也不想荒废手的功能，用创作剧本除却空虚感和原地踏步感。由意识到 “艺术是一张空蛇皮” 开始， 伯格曼和蚁群在其内部互相推挤，蛇皮开始移动。离开上帝，探寻沉默背后的清澄和对生命本身的虔诚。

伯格曼的工作笔记

《假面》也是伯格曼在法罗岛拍摄的第二部影片，微妙的是，也由此，伯格曼的情欲从毕比·安德森（Bibi Andersson）转向丽芙，伯格曼艺术生涯里最特别的女人。而片中 两位女主角Volger和Alma半明半暗的脸合二为一人格交换的镜头 也成为影史的经典。斯文和伯格曼本打算用传统打光方式，但效果很差，于是索性将她们的脸孔一半隐藏于黑暗。而大多数人的脸总是一侧比另一侧迷人，但伯格曼却选取了丽芙和毕比较难看的半张脸。难怪在剪辑室看到冲好的片子， 毕比惊惶说“丽芙，你看起来好怪！”丽芙则说“不，是你，毕比，你才怪呢！”

伯格曼的涂鸦水平还是比费里尼稚气好多

丽芙的相机与毕比的墨镜

《假面》，这部位于老塔十佳榜上的片子，在上映后的几十年里，已成为众多导演的致敬对象。大卫·林奇（David Lynch）、罗伯特·奥特曼（Robert Altman）、伍迪·艾伦（Woody Allen）、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克劳德·夏布洛尔（Claude Chabrol）等都在自己的影片中效仿【注：以下阿涅斯·瓦尔达（Angès Varda）和让·谷克多（Jean Cocteau）镜像则被推测为《假面》的镜头灵感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