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海瑟（Karl Hess）
所有图片均来自本文作者卡尔·赫斯。
我凝视着被铁链打穿的窗户，厚厚的玻璃上有一个硕大的弹孔。
“那时候他们想杀了我，” 巴勃罗·埃斯科瓦尔（Pablo Escobar）的哥哥罗伯托·埃斯科瓦尔（Roberto Escobar）告诉我。他看上去十分疲惫，毫无恶意，没瞎的那只眼在镜片后犹豫地眨着。他曾经是世界头号通缉犯，是那个犯下无数命案、牵涉数十亿毒品交易的犯罪团伙的关键成员；不过如今他只是个老人，站在他自己的客厅里不知所措。“过来喝点咖啡，你可以问我任何问题，” 他咕哝着。
我跟着他来到走廊，山脚下便是麦德林的市区。
这是个你可能已经知道的故事：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和麦德林集团，以及他如何不顾一切爬上权力顶峰的血腥故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为止，埃斯科瓦尔已累积了数十亿美元的财富，成为麦德林市的民间英雄。他为穷人修建住宅和医院，还发行报纸，甚至开了一家动物园。
尽管成千上万的人被他残酷地杀害，尽管他如此无法无天（他曾为了杀死一人而炸掉了一架客机），然而对于麦德林的穷人和流浪者们来说，此人仍然是他们的英雄。1993年，当他死去的时候，身后留下的是被暴力折磨得千疮百孔的麦德林市，以及成千上万悼念他的人，其中也包括他的私人会计 —— 他的哥哥罗伯托。
罗伯托·埃斯科瓦尔如今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老人。
把行李放进旅社里后，我几乎把埃斯科瓦尔的血腥传说抛在了脑后：这里是麦德林城最著名的夜店一条街。我浑身脏乎乎的，筋疲力尽；可现在是周三下午两点，吵闹的澳大利亚人就已经开始在天台上饮酒作乐了，急需睡眠的我根本别想安然入眠。
过去两周里，我一直在哥伦比亚的海边醉生梦死，而且身上被那里的阳光奇怪地晒出了两个色号 —— 因为我曾在正午时分喝晕，直接倒在了桌下。
我在房间里收拾好行李，郁闷地发现我得睡在离地2.1迷高的上铺。这时一个穿着橄榄球衣的矮胖南非哥们儿满脸通红、踉跄着走出公共卫生间；这人绝对是刚吸了可卡因，脸红得像是用脑袋撞死了人。他喘着粗气，拍着我的背，神志不清地邀请我参加 party。
“就在这儿，哥们儿，” 他说。“有个人上个月就死在这儿，他一定是吸太多粉了，真是个传奇！”
“呃 …… 真 …… 真棒。”
听了我的回答，他就笑了，然后假装打我的肚子，最后笑着走了出去，我觉得今天要想休养生息是不可能的了。麦德林死亡与恐怖的历史如今已然消散，但在街头巷尾，你还是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遗物：可卡因无处不在，它传播状态已经不仅仅是 “普及” 那么简单了，人们在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随意态度对待可卡因。
在飞往阿根廷之前，我能在麦德林待五天的时间。有了之前那次海边的经历后，我决定悠着点儿，于是选择参观了博特罗博物馆，并时刻提防再碰到那个南非哥们儿。当我坐在旅馆的吧台前小酌啤酒，听着澳大利亚人的喧闹声时，突然看到布告牌上的一则讯息 —— “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之旅”。
我向吧台后面那位20岁模样的哥伦比亚女孩询问这是什么意思，她微笑着回答我说：“喔，你应该去看看。” 我追问了细节，她友好地告诉我：“他们应该会开车带着你游览，给你讲解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传奇故事。” 听到这里，我动心了。
第二天早上8点，天边低低地挂着乌云，小雨淅沥沥地下着，我在旅社门口挤上一辆破旧的面包车。由于周围环境嘈杂，昨晚几乎没怎么睡着，我十分困倦、睡眼惺忪，不知道这一天会发生些什么。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我们的导游，这是一位和蔼的哥伦比亚女性，几乎不会英语。她讲起麦德林来十分富有激情，对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故事也了解很多。
但她说的不是特别清楚，于是过了一会儿就选择放弃了，放起一张 DVD，并低头玩起手机来。
DVD 的内容是《两个埃斯科瓦尔》（The Two Escobars），这是 ESPN 频道播出的有关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和哥伦比亚足球运动员安德烈·埃斯科瓦尔（Andres Escobar，又译作 “埃斯科巴”）的纪录片，讲述了哥伦比亚足球借由贩毒得来的钱而就地崛起的故事。尽管球员埃斯科瓦尔死于枪杀，但他与巴勃罗并无关联，只是在94年的美国世界杯中踢了一个乌龙球而已。
这部纪录片制作精良，但在一辆装满了没洗澡的背包客、而且基本不通风的面包车里看这个片子，显然不是什么愉悦的体验。
不过这趟旅行使我得以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了当地有趣的快餐文化，这些餐厅的 logo 不是大胸动漫女郎，就是电子游戏里的角色。其中我最喜欢的一家叫做 Mario Bross，这家店的 logo 就是超级玛丽的笑脸，想必东西一定不会难吃。不知道这算不算侵权，不过似乎这是非常成功的营销策略 —— 不填饱肚子怎么救公主？管道工可不能只吃蘑菇！
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墓上的花。
旅途的第一站，是坐落于市郊的埃斯科瓦尔之墓。埃斯科瓦尔的墓碑十分整洁肃穆，上面装饰有五颜六色的花，参观者可以缓缓饶它一周，给墓石拍照，肃立默哀。我们在这站停留了一小时，然后回到面包车上继续向前；纪录片也接着开始播放，四个澳大利亚人一个接一个地抱怨着昨晚的宿醉，计划着今晚要干什么，并与坐在前排的法国姑娘们调情。
第二站是被麦德林集团的宿敌 —— 卡利集团炸毁的一栋建筑，我们不需要下车就能参观。为了杀死巴勃罗和他的手下，卡利集团策划了这场袭击。这楼只是坐落于普通商业区里的一栋不起眼建筑，看不出来这里曾发生过惊心动魄的事；就连导游也同意，这不是个主要景点。我们的兴趣开始一点点减弱，而且尽管没人承认，但明显有人在车里放了屁。在满车臭气中，我们继续出发了。
这次旅行的重头戏是巴勃罗故居，或者说是他的藏身之处。这是他死前几个月与哥哥居住的地方，藏着现金和车辆，也是他最终伏法之处。面包车一路开上位于山顶的住所，穿过大门后停靠在停车场里，边上仍存放着巴勃罗曾经用来走私可卡因的黑车。我们挤出空气无比 “清新” 的面包车，导游告诉我们可以见到巴勃罗的哥哥罗伯托·埃斯科瓦尔。他与政府达成协议，将故居变成了博物馆，以此收入赞助 “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之旅” 以及由他创立的医疗机构。
我的第一反应是，也许罗伯托应该给这趟旅游多投些钱，最起码用好一点的面包车。但我并没有说出来，而是跟着队伍走入了巴勃罗的故居。
墙上有巴勃罗年轻时的照片，还有一些剪报和奖杯，以及一张硕大的通缉令，上面写着悬赏一千万美金缉拿巴勃罗和罗伯托。通缉令上还列有他们主要同伙的姓名和照片 —— 这帮人要么一脸冷酷，要么满脸微笑，绰号分别为：蓝精灵、鸡、爪子 …… 总体来看，这个队伍看上去十分强大，尤其是 “爪子” 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长着一张没人敢惹的脸。
客厅里还残留着不少弹孔，都是住所被攻击时留下的。我们在里面见到了罗伯托本人，他身材矮小、声音轻柔，瞎了一只眼，耳朵也因数年前的一个书信炸弹而有些聋了。这里供应咖啡，罗伯托坐了下来，开始接受提问。他只会说西班牙语，于是请我们团的里一个会西班牙语的爱尔兰人做翻译。一个澳大利亚人立马跳起来提问：
“你曾经杀过人吗？” 他问道，有点热情过头的样子。爱尔兰人把这句话翻译了过去，所有人都在拼命掐大腿忍住不笑。因为他带着点爱尔兰口音，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好笑的事。
埃斯科瓦尔点点头，似乎理解了提问者的意思。这些年来，应该有不少兴奋的二逼青年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们，他曾是集团里的图书管理员，远离杀戮、炸弹和严刑拷打。他说自己曾多次批评弟弟的暴力行为，但他丝毫未提他用集团腥风血雨积累下来的财富，换来了弟弟死后安逸的生活 —— 而这一切同样凌驾于法律之上。
麦德林的财富难以计数。光是为了捆绑现金，集团每个月就得拿出2500美金购买橡皮筋。更有甚者，集团每年都会有10%的利润流失，原因是因为藏在地下的钱总是会被老鼠咬烂，还有的则因为找不到地方转移安置而最终烂在了地里。罗伯托称，尽管不少现金被动物咬坏或是腐烂，但这些钱如今还是藏在当年的地方。讲述过去时，他的一只眼茫然地看着空中，似乎一切都是浮云。
“这就是有关我的一切，我现在过得很好，” 他继续说，接着他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讲述自2003年出狱后，他学习了医疗知识，照料着昂贵的马匹，并用自己的医疗知识探索着治愈艾滋病的方法。
每个人都礼貌地听着，有时会疑惑地看看彼此，质疑爱尔兰人是不是翻错了他的讲话内容。比起听一个半瞎的前犯罪集团会计讲述他的医学突破来，更怪异的事莫过于是听一个因为宿醉而神智昏沉的爱尔兰小孩儿翻译他的这些话了。
讲完 “我靠马屁试验治愈了艾滋病患”、“很快我们会发表我们的突破性进展，人们不会再受艾滋之苦了” 等等天方夜谭之后，他没什么要说的了，于是 Q&A 环节也就结束了。罗伯托尴尬地站起来，我们也跟着起来，举着数码相机求合影。他机械地与我们合影，机械地与我们轮流握手，毕竟同样的事他已经做了几百次了，而且恐怕以后还得再做几百次。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罗伯托的背影：他缓缓地走回房间，经过他死去的弟弟那些微笑着的照片，经过他们制造的大屠杀的新闻剪报，经过一个没落帝国的斑斑遗迹。
在回去的路上，每个人都在扪心自问，这趟旅行真的值30美金吗？我提议去 Mario Bross 吃点汉堡和薯条，于是我们下车了，东西果然很好吃。我不会说我凭一己之力挽救了这次旅行，但有人这么夸奖我的话，我也不会否认。
回到旅社，我再次来到酒吧，突然觉得背后有人拍我，我一回头，又看见了那个南非人，他手里拿着啤酒，已经醉了：
“旅行怎么样，哥们儿？你都学到了些什么？”
“我想想啊：我知道了超级玛丽开了家汉堡店，我知道这座城市地下到处都埋着被老鼠咬得差不多了的现金，我还知道了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哥哥是个很奇怪的家伙。”
“我靠！不错不错。真他妈传奇。”
相关推荐
哥伦比亚的毒品旅游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