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2019：从钱学森之问到AI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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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星宇 监制:潘乱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在1935年出国留学前，钱学森在国内接受了与美国同步的教育。中学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林砺儒力主教育改革，启发学生的兴趣和自觉性。学生可以随时进入化学实验室做试验，泡在图书馆里跟同学聊前沿的相对论和列宁的革命壮举。

钱学森在高中毕业时，理科课程已经学到了大二。

钱学森大学就读于交通大学上海本部，其前身是南洋公学，建校时全面对标麻省理工学院，号称“东方MIT”。由于课程接轨，钱学森在本科时就已经读了麻省理工的研究生课程，来到麻省理工后一年就拿到了硕士学位。

钱学森到麻省理工留学后感慨：交大的本科生教学是世界先进水平的。

2005年，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在90%文盲率，工业基础薄弱，政治混乱又百废待兴的民国，走出了开创整体微分几何开宗立派的陈省身，提出了宇称不守恒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发明定理证明方法孕育了整个理论计算机科学的王浩...为什么在新的时代，涌现的人才还赶不上民国时培养的大师？

钱学森

“如果你都不知道最先进的船是什么样子，你怎么可以造出最好的船？”

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在 人才引进计划 的讨论会上激动的发表演讲。从2008年开始的 人才引进计划 刚刚走过两年，326名海外人才被吸引回国，其中就有首位华人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著名生物学家施一公和饶毅。然而“一流人才少，二三流人才多”，引起社会的纷纷议论。

作为首批引进的人才代表，施一公坚定的支持 人才引进计划 。

“可能我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思想太深了，我经常很忧虑，当报道中国不如国外时我很忧虑。”

施一公的忧虑在于中国科学领域的落后。“2001-2006年生命科学高端研究成果里面，中国和美国华人的差距大约是1:10，华人大概占美国10%~20% 的分量，综合算起来中国生命科学的高端研究成果是美国的1%~2% 。”

施一公的结论是“我们国家在很多地方还很落后，落后到有引进高端人才的必要性”，未来的中国可持续发展一定要靠自己培养的人才，但如果都不知道最先进的船是什么样子，你怎么可能造出最好的船？

演讲中的施一公

“我是陈立杰，我要成为一名理论计算机科学家！”

在2016年的清华本科特等奖学金的答辩场上，来自清华姚班的大四学生陈立杰的发言激发了全场的欢呼和经久不断的掌声。获得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冠军被保送至清华姚班的陈立杰从大一开始对学术感兴趣，大三期间关于统计零知识证明系统让他成为第一个在计算机科学基础年会上发文的中国本科生。

陈立杰说，能够生在这样一个黄金时代里，我感到无比荣幸，我梦想自己能成为黄金时代大潮中的一朵浪花，为人类的智慧添砖加瓦。

陈立杰出身清华姚班，直系学长中包括著名的“楼教主”楼天成以及唐文斌、印奇和杨沐，前者创立了人工智能出行公司Pony.ai，后三者是人工智能独角兽旷视科技的创始人。Pony.ai和旷视科技，跟出身于上海交大ACM班的第四范式和依图科技，共同占据了世界人工智能独角兽的半壁江山。

陈立杰在清华特等奖答辩现场

前两代顶尖科研人才的疑问与忧虑，在新一代中国学子的实践当中逐渐有了答案。就像冷战时期的喷气实验室、阿波罗计划和全球互联网的鼻祖ARPA网，在这些大国超级工程的背后，都有大规模的人才战略推动，人才战略带来技术突破，技术突破再形成一个行业的黄金时代。

亿万百千十，皆始于一。在中国超级工程和国家核心产业取得突破的背后，这些领军人物也跟国家的人才战略密切相关：

钱学森跟“两弹计划“、”581计划“；

施一公们与”千人计划“；

陈立杰、ACM班和姚班对应的“珠峰计划”。

一个人的命运，要靠自我奋斗，也要考虑到历史行程。

（一）人才战争

1934年，学霸钱学森从交通大学铁道工程门毕业，4年的平均成绩换算到今天近乎满绩。不过他在当年8月的留美公费生考试中发挥的并不好，数学竟然没及格。好在他在“航空工程”这门课中拿了87分的高分，清华的叶企孙教授决定破格录取，钱学森如愿以偿前往麻省理工深造。

用1年时间拿到硕士学位后，钱学森投身加州理工学院的冯·卡门教授旗下钻研航空理论，很快脱颖而出成为空气动力领域的权威专家。

钱学森在美国能够取得成绩，除了个人的努力奋斗外，也得益于“庚款留学”机制的设立，还得益于美国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狂飙的时代浪潮。

1933年前，德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科学中心，当时大部分国家基础科学的教材都是德文，德语是世界学术的官方语言。即使在1919年一战战败后，德国科学都保持着世界最高水平，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在此发端。同期的美国在应用技术上处于世界前列，但在基础科学上的研究只能算二流。

1933年前，德国拥有32名诺贝尔奖得主，而美国仅有5名，成果也偏向应用层面。

改变发生在1933年。4月7日， 纳粹 颁布了 《重设公职人员法》 ，宣布“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非雅利安血统者将被解聘”。而在大量科学家遭到解聘时，所有的德国大学却在4月22日向 纳粹 政府表达了集体的忠诚，在《表白书》中写道：“这个民族的阳光再度照亮了自己...”。

至1938年初，遭到驱逐的犹太裔科学家达到了1800人，德国高校教师队伍损失达到39%，爱因斯坦、托马斯·曼、古斯塔夫·赫茨等著名科学家均在此列。

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

在美国大学援助委员、援助外国流亡委员会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的积极运作下，数千名科学家在美国得到安置，德、奥1400名流亡科学家中，高达77%被美国接收。这批流亡科学家为美国带来了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6名诺奖得主以及后续的11名新诺奖得主，他们在美国成了几乎所有新科学传统的奠基人，树立了美国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领先地位。

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正是受到纳粹影响赴美的犹太裔科学家，赴美后在加州理工开创了空气动力学的研究。钱学森1936年来到冯·卡门旗下，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卡门最欣赏的学生，逐渐从学生成为助手，再到后来成为空气动力领域密切的合作者，共同发表了被学界称为”钱-卡门公式的“压力修正公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苏同时盯上了德国的火箭、原子能等应用技术人才。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断然否决了朱可夫进军柏林的建议，要求改变进军路线，希望先将德国导弹研究基地佩明内德收入囊中。

美国也不甘示弱，派出了冯·卡门和钱学森为代表的美国顶级导弹专家组成调查组飞赴德国，调研德国的火箭技术发展情况。在罗斯福总统的批准下，引进德国专家的 “曲别针计划(Operation Paperclip)” 落地实施，搜寻、拘禁德国科学家的速度开始加快，并暗中同V-2导弹研发的核心人物冯·布劳恩建立了联系。

1945年2月，冯·布劳恩率设计团队525人和积累13年的导弹研究重要研究资料投奔美占区，美军将能带走的设备运往美国，不能带走的就地捣毁。5月27日，苏军到来后失望的发现满地的垃圾，斯大林得知消息后极度失望、大发雷霆：“是我们击败了纳粹，占领了柏林和佩内明德，但是美国人确在这里带走了德国火箭专家，还有什么比这更丢脸和不可饶恕的？”

此时的钱学森领了美国空军上校的军衔，在德国亲自参与询问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视察了隐蔽在松林中绝密的戈林空气动力学研究所和其他地方的风洞并撰写报告，还同导师冯·卡门一同审问了空气动力学的祖师爷路德维希·普朗特。

左起：普朗特、钱学森和冯·卡门

战争结束后，美国“曲别针”人才输入计划共引入642名德国专家。不同于犹太知识难民在基础科学研究的聚焦，德国的火箭科学家在应用科学上的专注，有效补充了前辈们在科研领域中的缺失部分，也填补了美国的空白。冯·布劳恩后来在美国发明了“土星”系列运载火箭，在阿波罗计划中送了12个人踏足月球。

美国是移民国家，通过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吸引着全世界的优秀人才，但在二战期间美国的人才供给链被切断。一方面，二战的隆隆炮火使持续百年的移民潮跌至谷底，是1820年以来美国外来移民的最少的时期。另一方面，美军人数的暴涨26倍，严重消耗了大学入学生源。

针对“人才赤字”问题，美国政府开始加快人才培养：

• 颁布 《1944军人权利法》 ，为退伍军人提供大学教育，先后有400万退伍军人完成本科或研究生教育；

• 设立奖学金制度，吸引大学生学习理工科专业，“把国家安全与物理学家的培养等同起来”，理工科专业毕业人数达到新高；

• 艾森豪威尔政府推动国会颁布 《1958年国防教育法》 ，明确了国防和教育的关系，将教育确立为国防重点，大量资金流入美国高等院校，高校规模迅速扩充。

受益于德国人才的涌入以及战后人才短缺的问题，美国在1952年通过调整 移民法 建立“双轨制”人才吸引制度：

• 永久移民：每年限额，第一优先原则是限额的50%用于吸引外来人才，其他三项原则中规定另外50%用于美国公民和合法外侨与其外籍亲属团聚。申请第一优先原则者，必须“受过高等教育、有技术培训的经历、专业化经验或特殊才能，其服务为美国之亟需”；

• 非移民签证：设立临时劳工（H类签证）计划，其中H-1签证发放给有突出才能的专业技术人士，H-2发放给美国短缺的熟练和非熟练劳工，H-3签证发放给到美国接收技术培训的外籍劳工。

吸引外来人才成为美国移民政策的战略目标，而以H签证为标志的临时科技劳工计划“短平快”，政府可以根据经济和政治形势增减人数，无数工程师趋之若鹜的H-1B签证从此发端。

至此，美国形成了内部基于高等院校的教育和科研的培养体系，外部建立双轨制人才吸引结构。形成了完善人才体系的美国，对围绕冷战爆发的人才战争做好了充足的制度准备。

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共和国在这片百废待兴的土地上建立。1950年，华罗庚从美归国，在通过罗湖口岸的前夕发表了著名的 《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 ：“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这封信触动了在美国工作15年的钱学森，早在1939年完成博士学业后 他 就想回国，被导师冯·卡门劝了下来，在美国一待就是11年。这11年中待成了火箭领域权威、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专家、领了美军上校的头衔并可以自由进出五角大楼。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钱学森在准备回国前夕被移民局扣下，随后开始了在美国的5年软禁生活。同期，美国政府将失去民国政府经费支持滞留美国的3400名中国留学生强制移民，并通过支持公益组织、民间团体在香港、澳门等地运作，吸引2万多名包括张爱玲在内的民国知识阶层移民美国。

1955年2月26日，中国解放军解放所有浙江沿海岛屿，美国国会紧急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提出“台湾海峡受到威胁时”，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3月16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电视讲话中宣称“核武器不仅是战略武器，也可以用于战术目的。”，对当时无核能力的中国开展赤裸裸的核讹诈。

毛 主席 问周总理 ：“在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我们的人才如何？”

周 总理 回答说：“我们有这方面的人才优势，钱三强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夫人工作过...在美国‘火箭之父’冯·卡门博士门下工作过的导弹专家钱学森教授，我们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争取他早日回国...”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抵达深圳罗湖桥，一同回归的还有核物理学家李正武、孙湘教授一家。在这之前， 1424名在海外学习、工作的华人归国 ，他们成为这个古老又年轻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届172名院士中，有158名为归国人才，在中国的工业体系建设和基础科研体系搭建工作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钱学森自此投身我国“两弹”的研发，两弹的内涵也从一开始的导弹和原子弹，变成了后来的原子弹和氢弹。1957年10月，苏联发射首颗卫星后，钱学森又先后领导了中国卫星的 “581计划”、“651计划” 。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整，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核讹诈成为历史上的名词。

（二）人才强国和 人才引进计划

1966-1977年 ，中国的人才体制崩溃，高考停滞10年。1977年，刚刚复出的总设计师主持座谈，做出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570万名考生走进高考考场，27万人的命运从此改变。

在有留法经历的总设计师的大力支持下，留学制度开始恢复，1978年首批52名公费留学生派遣出国，1981年自费留学的大门也正式打开，首届托福考试在大陆举办。 “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 的留学方针被定下，第二年自费留学的人数便突破10万人。总设计师指出：“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在长时间的精神压抑后，年轻人贪婪的渴望着外界的空气。

1986年，清华的张朝阳考取李政道奖学金，从700名尖子生中脱颖而出，成为100个被选中的幸运儿之一，同年阎焱、熊晓鸽、张亚勤去了美国。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国，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盘子。

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火爆全国：“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北京人在纽约》海报

巨大的环境鸿沟，使得极少有人想要回来。在留学生开闸的30年中，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归国。施一公曾在演讲中提到：我那届清华2251位本科生，毕业后去美国的有一千六七百，现在大部分还在美国，但脱颖而出的很少，知足常乐是非常大的问题。

施一公在美国读博的学习过程非常痛苦，“经常不及格”，然而博士后的研究开始后，施一公发现自己对生物学的兴趣逐渐浓厚，并很快在X射线晶体学解剖蛋白结构上取得了成果。1998年，施一公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一名助理教授，并很快成为建系以来最年轻的全职教授。

同许多人一样，施一公原本幻想美国是一个美好、自由、民主的国家，然而在实际的生活中，他开始认识到想象和现实的差距。1995年，博士毕业的施一公产生了回国的念头，但问题是国内并没有匹配的研究环境，回国或许只能当英文老师、导游甚至出租车司机。

冷战期间的美国，国防同教育、科研深度绑定，每年庞大的国防经费中， 超过11%直接流入相关领域科研，30%的装备采购费用 流入西雅图的波音、硅谷的IBM、惠普、洛克希德，军事需求的溢出造就了两个科技工业中心，更为美国带来了CPU、计算机和后续的整个互联网时代。

而同期的中国，经济建设成为绝对的中心。总设计师在会议上要求 部队 “要忍耐几年”，即大量裁军以节省军费，支援国家建设。为了引进技术和建设的资金和技术，市场换技术的举措被执行，促进了市场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国产化的停滞不前。

国家的科技和技术底子确实非常薄弱。从1992年开始的10年间，每年评选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陷入发不出来的困窘境地，前者10年间只颁发了两次，并且得奖的冯康和秦仁昌院士都已经去世。后者10年间发了3次。“两弹一星”元勋们都已经领过了荣誉，然而后续却没人能跟上。2002年自研ARJ21飞机项目上马时，设计人员要么是50多岁60岁的老人，剩下的是20多岁的年轻人，1代人失去踪影。

这一时期的中国，高层次科研人才规模不足且年龄失衡，1992年中科院研究院平均年龄为53岁，全国56岁以上的高校教授占比达到了惊人的80%，亟需新鲜血液的补充。中科院、人事和 教育部委 先后牵头了“国家杰青基金”“百千万工程”和“长江学者”计划，然而基础环境的匮乏，调动力量和成果十分有限。“长江学者满足门槛的候选人都不到10个，跟海外大学一个教职上百人抢的对比非常明显。”

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后，中国人才流失的问题更加突出。从2000年起，我国留学生的回国数量就逐渐走低，至2004年仅有20.9%留学生选择归国。留学英语培训机构新东方成为每个人心中的圣地，俞敏洪被比喻成新时代的“摩西”。

有失去便有所得到，我们用人口红利和市场换回了经济的狂飙，GDP在20年汇总维持了近10%的年均增长。 1990年，中国经济体量占世界总量的1.82%，2000年增长到3.69%，而在2010年，中国的占比已经达到9.36%。 今天这一占比为16%，美国为24%。

1999年10月，作为在美国的华人杰出青年专家，李彦宏应邀回国参加建国50周年国庆观礼，大街小巷的网站广告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此时国外技术一统天下的格局让他感受到了创业的机会。2000年1月1日，百度开始在北大资源宾馆办公。

“历史剧变正在祖国发生”。2007年，已经在西北大学担任终身讲席教授的饶毅回国，经过应聘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他决定“与其在海外批评，不如回中国实践”。

在饶毅的激励下，施一公也辞去普林斯顿终身讲席教授，回到清华大学生物系任教：“希望能在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候回来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30年。”

加入WTO后，国内严峻的人才形势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注意， 《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 中首次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随后 人才强国 作为基本战略之一，写进了党章和十七大报告。飞速增长的经济成为战略落地的坚实后盾与保障。

中国的人才战略进入顶层设计的快车道。

2008年12月，在人才工作协调小组规划下， “千人计划” 实施方案出台。这是首个由中央统一协调，数十个部委协同实施的人才方案，旨在吸引研究水平居于国际前沿，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或拥有专利的科学专家。

2008年，施一公、饶毅同更早回国的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等122名专家入选了第一批 人才引进计划 。截至目前， 人才引进计划 已分13批引进7000余名高层次人才，中组领导表示：“这万把人中要是能出来1000个真正管用的领军人才，那就不得了。”

新一代领导人确保了人才工程政策延续性，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明确表示将大力推进人才计划，号召“留学人员要把自己的梦想融入中国梦”，并将延续几十年的中央留学方针“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延伸扩展，增加了“发挥作用”。

“千人计划”以及衍生出“青年千人计划”涌现出量子通讯、蛋白质三维结构等基础研究成果，OLED屏幕、阿里云、商用飞机、算法推荐等应用突破也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芯片封装、制造、设计的突破成为后来 制造强国战略 的先决条件。

作为标杆人物的施一公和饶毅，也开始为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前沿研究做出探索和努力。

2011年，分别担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生命学院院长的施一公和饶毅牵头，在教育部支持下成立清华-北大生命科学联合中心，成为科研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先锋试点：引入国际接轨的Tenuer Track体系，6年聘用期后“非升即走”；对人事体系进行改革，实行政学分开，教授享有更高的教学和科研自治权利。

生命联合中心的出现，使得清华北大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科研能力一跃成为国内顶尖，颜宁、柴继杰、吴嘉炜、王宏伟、杨茂君等世界级的青年科学家相继涌现。2009年前，清华生命学科在《科学》和《自然》两大顶刊上，一共只发表了1篇文章，而在之后的8、9年间，累计发表了70多篇。

2018年，施一公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职位，全身心投入到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的创办工作中。西湖大学是施一公对“钱学森之问”的解法：小而精、高起点、优先学科，建校之初以培养博士生为主，培养优秀的拔尖创新人才，目标在十五年后对标顶尖研究型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创始捐赠人中，出现有马化腾、王健林等人的身影。

在出去与归来的历史潮头上，趋势把握最准的人已经开始创造未来的大势。

（三）ACM班、姚班和AI突围

”为什么就不能是我们获得总冠军?”

2000年，美国奥兰多举办的国际ACM程序设计总决赛上，上海交通大学的林晨曦眼看着来自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三位选手捧起冠军的奖杯。这是上海交大第5年参与国际ACM比赛，林晨曦率领队伍取得了历史上最好的成绩：世界第7名。

拿到了一块铜牌的林晨曦并不甘心。

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比赛从1970年开始举办，被称为“计算机领域的奥林匹克”。ACM比赛以学校为单位参赛，三人一组配合在5个小时内解决数十个复杂编程问题，不仅考察学生的编程能力、创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更是世界一流大学展现教育成果的窗口。

不甘心的林晨曦思来想去，已经大三的他决定向教练俞勇申请留级转入计算机系：“得不到冠军，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不敢想。”为了赢得胜利，林晨曦在接下来两年维持了每天早九晚凌晨两点的训练节奏，从新人中挖掘出有潜力的陆靖、周健，组建出一支世界级队伍。他们拒绝陪练，只跟自己战斗，“想夺冠军的队伍是没有陪练的”。

2002年3月美国夏威夷，林晨曦带队如愿以偿捧回了ACM总决赛冠军，成为首个赢得冠军的亚洲队伍。他们赢得了最高规格的奖赏，归国的飞机落地时，交大校长谢绳武亲自在机场抱着鲜花迎接他们，林晨曦回忆“当时被吓坏了”。

2002年上海交大获得ACM世界冠军

带队的俞勇教授知道，时机到了，应该建立一个机制“培养计算机科学家，培养行业领袖”。“这个比赛考核的其他能力，课堂里是没有的。我们好像只教硬的东西，但又比不过别人。没人去强调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合作能力这些软的。”

4月26日，交大夺冠，6月16日俞勇教授向学校递交成立计算机试验班的申请，两天后收到同意的批复，9月， 交大ACM班 开始招生。

同年，另一场关键会面发生在北京，唯一获得被称为“计算机界诺贝尔奖”图灵奖的华人姚期智教授到清华访问。在杨振宁教授的大力邀请下，姚期智教授在2004年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来到清华大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