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方政府债券：“法度”与“温度”并存
1、发行额度应公开透明
从相关数据来看，目前地方政府债券，尤其是专项债券，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新增额度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发达地区获得的地方政府债券额度，尤其是专项债额度较大。以2023年为例，山东为3081亿，浙江达2303亿。专项债额度并非依据经济体量分配，理论上应是基于项目分配，但最终分配方案并未公开。客观而言，由于开始存在许多经过包装策划出来的项目，专项债券开始逐渐具有一般债“属性”。基于此，建议对一些困难区域加大专项债券倾斜力度，甚至可论证尝试拿出部分专项债额度用于解决隐性债务问题。
2、项目规划须“科学严谨”
当前部分项目规划存在夸大现象，为达到对项目收益覆盖率的要求，有些三方机构进行了一些“无中生有”的项目策划。今年的审计中也发现许多诸如此类问题。我们建议项目规划必须严谨，否则将直接导致未来可能会面临的较大偿还压力，甚至可能转化成为隐性债务，未来仍需依靠再融资继续偿还。
3、后续监管需“有温度”
地方面临诸多压力，部分地方政府把专项债券资金用于发工资、偿还到期债务、偿还拖欠工程款实属不得已而为之。此外还有三种较为普遍情形，第一种是专项债券资金挪用或闲置；第二种是项目进展缓慢，部分地方由于冬天不具备开工条件，但专项债由省里统一发放，资金已到位；第三种是由于申报不够严谨严格，资金获批后与项目需求不匹配。建议在监管查处过程中给予一定的包容性。同时，希望专项债券发挥逆经济周期或者逆经济区域的调节作用，向相对困难的地区适当给予一定支持。
二、地方政府债务：从“怎么看”到“怎么办”？
1、怎么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创新高”
长期以来，债务问题一直备受讨论。然而，由于经济的起伏，对债务的关注度或者对违规举债的检查力度也是相应变化，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当经济增长态势好时，违规举债查处力度往往就会有所增强，经济形势欠佳时，力度则相对减弱。直观来看，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持续攀升、屡创新高。首先，地方政府专项债已达40多万亿，今年规模更高一些。2014年修改了《预算法》，允许地方发行专项债，但依个人之见，专项债是否可以直接用国债代替呢？自专项债券允许地方发行以来，虽然对经济有一定拉动作用，但或许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根据统计数据分析并借鉴国际经验，相较各国政府而言，中国整体债务水平并不是最高。当然，中国在2017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创新性地提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概念。放眼全球，只有中国存在隐性债务这一概念，其他国家仅有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之分。数据表明，中央政府在举债方面仍有较大空间，而地方政府确实面临巨大压力。
2、怎么办：短期追风口，中期重转型，长期促改革
北京、上海、深圳、广东宣布实现全域无隐性债务，其主要途径无一例外是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置换。当前整体利率下行，建议短期应抓住政策风口期，以时间换空间，加快对隐形债务的置换。目前，我国专项债置换的案例有很多，天津、贵州等债务较重区域都进行了专项债置换，置换期限起步五年，更多的是十年。现在的债务和当年申报的隐性债务期限相匹配。我国已经确定了十年化债目标，到2027年底必须完成化债，因此建议抓住风口期，其中专项债的置换是重要途径之一。
从中期来看，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城投公司，中国的城投公司具有特殊性。地方政府与城投公司相互依存。在这个过程中，城投转型有助于地方政府防范债务风险，也可能推动地方政府减少举债，甚至如果地方城投具备一定的经营能力，还可能有助于地方经济发展。当前环境下，监管呈现“一刀切”态势，城投若不转型则坚决不允许融资。目前，既有实质性的转型，也有形式上的转型。大量城投首先在名字上实现转型，把“城投”两个字去掉，改成“产投”。无论是真转还是假转，市场化转型、产业转型的目的，除了借新还旧以解决债务偿还压力和发展的问题外，还希望能够新增一定量的资金。因此，中期仍需抓住平台转型这一关键。
从长期来看，我认为化解债务立竿见影的方法是给地方多一些税源。目前，我国也在积极推进财税体制进行改革。根据有关数据可知，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税源由原来20%多增长到现在的50%左右。但是，中央支出责任却进一步下降了，一部分中央的事权分摊给地方来承担。最终造成的结果是，如果税源多分配给地方一些，地方凭借税收便能较快偿还部分压力比较重的债务。此次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有些支出责任由中央承担。我们对此进行探讨，比如义务教育、住房保障、养老与医疗等方面。从长期来看，仍需关注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关系问题。
三、地方经济增长：“稳增长”“防风险”存在的博弈关系
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为了有效防范风险以及化解隐性债务，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部分经济增长。尤其是全国范围内城投公司众多，近两年其净融资呈现下降态势。由于净融资的下降，许多建设项目的推进也受到了影响。在此情境下，存在着一定的博弈关系。
1、稳步化解债务风险，防止引发“次生风险”，防止债务“滚雪球”增大
化解债务风险，不可“一刀切”，也不可急于求成，如果化债太快可能产生“次生风险”。目前，有很多平台公司只要有隐性债就采取“一刀切”的方式，银行流贷不予提供，新增债就更无从说起。在压力之下，部分地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违约现象。同时，还要防止“滚雪球”，我国的债务是不断增加的，经过实证分析，我国自2014年以来进行大胆探索，将24万亿城投债券纳入系统进行置换，置换完成后城投公司得以轻装上阵，然而，2015年经济压力大，2016年、2017年又开始融资，不到两年时间再次融资至少30万亿。目前我国的债务规模庞大，预估显性债务加隐性债务不低于100万亿。
我国发改委负责宏观政策，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财政部负责财政政策，债券由证监会和交易商协会分别管理。由于监管涉及不同部委，经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有的部门“踩刹车”，有的“踩油门”，有的产生叠加效果，有的则互相掣肘。比如一方面要求加大地方债，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只要在隐债名单里一律不准新增融资。这种政策的不连贯性、监管的割裂性和多元性造成政策几乎三年一调整，债务在不断的调整的波动中增加持续，由2014年24万亿增长到现在至少100万亿。
2、客观看待债务问题，不“谈债色变”，不“掉以轻心”
地方城投与区域经济和城市开发共进退，我们应该客观看待债务问题，适当举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发达国家的债务也在不断提升。我国江苏、浙江、四川、山东发债较多，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举债是可以接受的，不能“一刀切”，认为只要有债务都不行。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江苏是全国融资最大的省份，也是经济发展排名第二的省份，它的压力也不容小觑，我们既不能惧怕债务，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的融资投入要重视回报，如果投资后债务不断滚雪球式增长，这样的投资是无效的且会造成更多的债务问题；如果投资回报高，则有助于经济发展，有助于债务化债。
3、分类管理债务，既要解决存量偿债问题，也要解决发展新增资金问题
存量偿债问题是各级政府都要面对的，无论是城投债务还是各省财政厅发的专项债，都有偿债义务。然而，我们也要解决发展中新增资金的问题。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大，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化债过程中，对于当年纳入隐性债务系统的一律不让新增融资，这个“紧箍咒”一直压制着实体经济，尤其推动区域发展重要的力量——城投公司，使其在经济托底过程中有心无力，主要问题就在与缺乏新增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