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经历多少次失望，才能真正做好一本书呢？
这个问题，如果和“把大象放进冰箱里要分几步”那么简单就好了。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玻璃渣中混着糖”的做书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没有的是
吉星高照
、万事亨通，有的是
带水拖泥
、
千回百折
，以及不断地奔跑，不断地跌倒，又不断地爬起的720个平凡的日日夜夜。
从2019年5月29月企鹅出版社和中译出版社的首次“出版会议”，到2021年5月18日正式在“做书”公众号上首发，
《我的词典人生》的出版之路已经走过了整整720天
。
对于一本原创传记来说，也许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每一个参与这个项目的人，不管是作者、编辑还是设计师，都在这两年的出版过程中，尝到了酸甜苦辣，人生百味。
收稿，删减、沟通、再删减……审稿，改稿，再审稿，再改稿……打样，改文件，再打样，再改文件……每个常规步骤都经历了不常规的重复，每一步都走得跌跌撞撞，甚至于有那么一个两个三个瞬间，我觉得可能永远也看不到它出版了。
但是，它终究还是“吉书自有天相”，闯过了一关又一关，最后成功出版。像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这本传记的出版经历，和这本传记的主角——车洪才的人生经历竟十分契合。
这是一本个人传记，作者和传主都是一位名叫车洪才的老人。
他也是做书之人，只不过，他做的书是1389页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而编撰这本小语种词典，整整花了36年。他的故事，也许很多人有所耳闻，也许从未听过。在讲述这本书的故事之前，我想先聊聊他。
1959年，23岁的车洪才被外交部从北京外国语大学选派到阿富汗学习普什图语，归国后接受了商务印书馆编纂《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任务。然而，人生际遇的起起落落，让这项浩大的编纂工程数次停摆。5.2万个词条，大约15万张卡片，200多万字，车洪才终于在2012年完成了词典的初稿。
2012年4月，当76岁的车洪才走进商务印书馆交付成果时，已无人记得这项战略任务。因为这么多年发生了太多人事变迁，这本词典也渐渐被遗忘，只有车洪才，始终记得这项国家派给他的“任务”，并称之为“终生之宿愿”。
2014年《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正式出版，距离车洪才接手这个任务，已经过去了整整了36年。
这本书的“出世”过程，仿佛暗合了车老编纂词典的曲折际遇——
起起落落，停停走走，最终功德圆满
。
如果说，编词典是他这一生的关键词，那他在关键词之外，走了许多许多的弯路。
和我们80后、90后一样，车老也曾面临成长的迷茫，“懵懵懂懂”被保送到北外，又在对小语种毫无基础的情况下被外派出国，在阿富汗求学归国之后又被安排工作，似乎是一直在被时代的浪潮推着走。
车老也曾多次“跳槽”，虽然这些都是被组织安排的结果，但他在广播电台当过翻译，在外交使馆做过馆员，搞过函授也做过教师，似乎“编词典”只是一个“副业”，但确实他不管在何处工作都始终坚持的事业。
他也承受过职场“霸凌”，被无端排挤和打击（这段被他轻描淡写的经历曾持续了数年时间），车老也像普通人那样，因为怀才不遇而郁郁寡欢，感觉自己在浪费生命，但是他还是坚持本心，努力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即使是编词典这条道路，也走得跌跌撞撞。缺乏资料，缺乏资金，缺乏人手，所有困难都得靠自己解决；技术跟不上，卡片被损毁，计划被打断，所有弯路他似乎都走了一遍。即使是最后词典编成，也差点因为“国家任务”被遗忘而无法出版。
“择一事，终一生”的背后，是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
我第一次去拜访车洪才老先生时，在传媒大学找了很久，终于寻到了安静的家属区，那时银杏叶已经变得金黄，感觉又安静又美好。
车老和他的夫人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刚出版的那段时间，他们的平静生活因为纷至沓来的媒体而变得忙碌许多，但尘埃落定之后，他们又欣欣然地回到了过去那种不受打扰的日子。
如今，车老已经85岁了。他从有了写传记的想法，到最后成功出版，也过去了将近10年。对于年轻人来说，10年是一个多么长的时间啊，可是对于花了大半辈子编词典的老先生，他似乎对于这种时间跨度，已经习以为常。
不过，我私心想着，如果能早一点让他看到自己的传记，他想必会很开心吧。毕竟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人生故事呀。
最初拿到这本书的书稿时，这本书的名字还叫《字典人生 Dictionary Life》，14万字的word稿件，几乎没有分章节，而且篇幅过长。这份书稿是车洪才老先生这几年断断续续写的回忆录，他总说，这是一份不成熟的“素材”，还不能算作十分成型的书稿。
因此，
我们展开了第一阶段的工作——删减、分节和插图。
由于原稿的叙述方式还是偏向于日常记录，缺乏起承转合，故事线不够清晰，很多篇幅和编词典的主要线索关系不大。所以在开会讨论之后，企鹅和中译编辑部都一致希望想要缩减全书篇幅，把它做成短小精悍的传记，于是我们下了“狠手”，生生把14万字“斩”到了9万字（word字数）。
即使已经删掉了不少分支情节，9万字的自传依旧盘根错节，且缺乏“呼吸节奏”。我们的分节方案不断调整，最终定在四十小节左右，阅读起来不会太零碎，也不至于太冗长。但是单纯靠小节来划分还是过于细碎，需要更上一层的章节名。
我决定采用类似西游记、红楼梦那样的章回小说标题，八个字的标题形式，每一章都字数相同，显得工整而又严肃。
于是就有了以下的章节名：
不过，这一版标题最终没有采用，只保留了章节的划分，这是后话了。
至于插图，作者提供了将近一百张照片，但大部分照片都集中近十年，也就是词典编撰已经接近尾声的时期。我只能先行挑选并编辑图注，之后再找机会去拜访作者，寻找更多有用素材。
第二个阶段，也是最耗费心力的阶段——过审。
与许多图书不同的是，这本书经过了至少七个人审读，删改次数将近20次，持续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由于车老本身的经历就带有一定的传奇性和特殊性，他被外交部公派留学期间与使馆打过不少交道，之后又分别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使馆工作了许多年，所以避免不了涉及外交工作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是否适合作为图书出版，需要十分小心谨慎。
为此，在三审阶段，我们就稿件中较为敏感的内容一遍遍地修改，一遍遍地打印，光是用来审稿的纸稿，垒起来都齐腰了。虽然有的删减内容中有的十分精彩，但是由于敏感或者与编词典的主题偏离较大，还是需要忍痛割爱。
因为我们不希望这本图书成为单纯“猎奇”或是“解密”的快消品，而是能够承担起更高层次的出版意义以及社会价值。
在确认删减之前，秉承着对作者的尊重，编辑们与他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沟通，大到章节的删改，小到措辞的调整，都耐心且细致地进行了确认。随后，再经过多次审核、校对以及质检，才将书稿内文基本定稿。
解决了“安全”问题，我们才放心地去推进书号申请。对于这本书，书号和CIP从未显得这样珍贵而难得（虽然它们的确如此）。总编室看到我欢喜雀跃的样子还奇怪了很久：这孩子是没见过书号么？这么激动……
第三个阶段，就是封面设计了。
之前迟迟没有启动封面设计，也是害怕沉没成本太高，所以一直等到书号确定拿到手了，才请设计师开始设计本书的封面（此时书名已经改成了《我的词典人生》）。
设计师的“小心思”是从排版设计开始的。小开本+小版心的舒朗版式，插图仿老照片单页摆放，还将篇章页设计成时间轴形式，标上相应起始年份，让读者能跟随时间的流动见证作者的经历。
而图书封面，她设计了两个版本的初稿。一版是采用简单朴素的老照片形式，一版则更加抽象化，照片背后是海浪拍打着岩石，颇有一种“海上钢琴师”的孤寂感，前端伏案书写的老人，与身后汹涌澎湃的大海，形成了一种时空错位般的反差和震撼。
看过之后，我就再也无法忘记。
由于这是个人传记，所以我们决定拜访作者，征求车老自己的意见，车老很喜欢大海的版本。
他说：“其实，普什图语里，‘词典’就是‘大海’的意思哦。”
由于普什图语是一门非常冷门的小语种，编辑和设计师并不会普什图语，所以直到那时，我们才意识到，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好的巧合。
封面布局初步定下来了，就需要解决书名的问题。我们请车老为本书题字，这样封面的书名和作者名，都采用手写体，更有个人的温度。
车老还给我们分享了许多照片，还有他当年用过的书籍和笔记本，包括当时编词典用的卡片，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丰富书中内容的图片素材。
第四个阶段是改配色、选纸和装帧。
虽然封面方案基本确定，但是配色却调整了很多次。一开始的试读本是蓝色，后来又设计出蓝粉色、灰绿色等多个配色，不过最后我们选择了黄色，苍凉但是又炽热，这是老先生编词典的这半辈子的主题色，像是北京的秋天，让人难忘。
由于开本选用的是瘦长且偏小的开本，我们力求整本书即使是精装也可以轻便易携。所以，内文纸采用了松厚度高的瑞典豪门轻型，这种北欧纸纤维长韧性强不易脆裂，纸质轻盈，微微泛黄，不仅复古感十足，而且环保安全护眼。
封面纸则是挑选了很久，因为是硬壳裱糊，所以纸不用太厚，而且触感要柔软，最好能带有一种织物的纤维感。经过了若干次打样和筛选后，我们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一种进口特种纸上，绵柔的触感加上涂层下不规则的纤维，都让封面显示出别样风味。
第五个阶段，也是收尾的阶段——定稿、印刷和首发。
千辛万苦做出一本书，我们希望的是它能到达更多的人手里，但是对于这本书，我现在已经很满足了，不管它卖出1本，10本，100本，1000本，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开心。
做书不易，这是我在做这本书的过程中切身体会到的。所以，这本书的首发平台，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做书”。因为我们在用心地做书，而“做书”也在用心地推荐每一本书。
与做书的项目负责人聊过之后，我们听取了他关于图书每个部分标题的建议，将章回体版的标题，改成更为活泼但又不失严肃的版本。
1. 命运，将我带向普什图语
2. 如同热水瓶的阿富汗人
3. 外交部分配的第一份工作
4. 编词典——我的国家任务
5. 痛心！珍贵卡片遭无妄之灾……
6. “咱们可别业未竟身先亡呀”
7. 一枚小小的阿富汗勋章
我将这个版本发给车老，他温和地提了一个小建议，将“小小的徽章”改为“沉甸甸的徽章”，于是才有了最终的目录版本。
至此，图书内文正式定稿。可是封面又“调皮”了起来，给我们制造了不少的麻烦。
因为特种纸本身底色并非高白，所以打样的效果和我们设想的还是有偏差，铜版纸打样、特种纸打样，数码样，上机样，印厂又远在山东，没法现场盯印，只能远程和印厂解决封面追色的问题。
三方合力，编辑、设计师、印厂三方不断沟通协调，追色、改书脊、加工艺（连堵头布的颜色也细心地进行调整，从亮白色换成了米白色），从五一小长假之前开始印刷，到五月中旬正式出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