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生中，我制定了一个概念框架帮助我既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去挣钱，也作为一个政策导向的慈善家去花钱。但是，框架本身是无关乎钱财的，它是关于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而这个问题从很早开始，就已经被哲学家们广泛地研究。
50年代末，我还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学生时，就开始发展我的哲学。由于我提前一年参加了最后的考试，在我得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空白时间去打发，可以选择导师对我进行指导，我选择了卡尔波普尔，一位维也纳出生的哲学家，他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书中，波普尔认为，经验真理不能被绝对地肯定。即便科学规律也不可能摆脱疑云：他们可以被实验所证伪。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实验数据证明这个理论是错的，就足以证明整个理论不成立，而哪怕有再多的数据支持该理论，也无法完全肯定该理论是对的。科学规律实际上是假设性质的，而真相永远有待检验。意识形态声称掌握着绝对真理是胡说八道，因此，他们只能由武力去推行。这适用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所有这些思想最终都导致镇压。波普尔提出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开放社会，一个人们自由持有不同意见的开放社会，法律规则允许不同意见和利益的人和平相处。在这里，经历过纳粹和共产主义占领的匈牙利，我发现开放社会的理念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当我阅读波普尔时，我也在学习经济理论，我发现在波普尔强调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同时，经济学理论却有完全竞争理论，并假设知识是完备的，我被两者的矛盾难住了。这使我开始怀疑经济理论的假设。这是我哲学上的两大理论启示。当然，我的哲学也深深地植根于我个人的历史。
我一生中的经验成型于1944年德国对匈牙利的占领。那时我还不到14岁，拥有不错的富裕中产阶级背景，但突然之间，就因为我是犹太人，就面临着被驱逐和杀害的前景。
幸运的是我的父亲对这种非常态的事情是有充分准备的。他经历过俄国革命，那是他一生的宝贵经验。在那之前，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战爆发后，他自愿参加了奥匈军队。他被俄国人俘虏，送到西伯利亚去成了战俘。由于野心，他成了犯人们自制报纸的编辑。这份报纸是手工写在一个木板上的，名字就叫“木板”。这份工作使他非常受欢迎，他被选为囚犯的代表。之后，一些士兵逃离了邻近的集中营，该营的囚犯代表被报复性枪杀。我父亲不想坐以待毙等待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所在的集中营里，就组织了个小组领导了一次越狱。他的计划是造一个木筏航行进入大海，但他的地理知识太缺乏，他不知道西伯利亚所有河流都流向北冰洋。他们漂流了几个星期才意识到是在漂向北冰洋，又花了好几个月穿过重重的针叶林，寻找道路回到文明。与此同时，俄国革命爆发，他们又卷入其中。经过了一系列的冒险之后，我的父亲才终于回到了匈牙利，如果他当时留在集中营不逃走，应该早就回到家了。
我父亲回到家已经变了一个人。俄国革命期间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他失去了他的野心，除了享受生活之外什么也不想。他传授给他孩子的价值观和我们生活的环境流行的也截然不同。他不想敛财，也不想成为社会支柱，只想干活挣钱恰好能过日子就行。我记得一次滑雪度假之前，被他派去向他的一个主要客户借钱，之后我父亲不高兴了好几个星期，因为他不得不加紧干活还钱。虽然我们日子过得还算宽松，但我们不属于那种布尔乔亚式的家庭，我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骄傲。
1944年，当德国占领了匈牙利，我父亲马上明白这不是正常的时世，也不能按正常的法则办事。他给他的家人和不少其他人弄来了假身份证，那些人有的付了钱，有的是免费的。大部分人幸免于难了。那是他最好的时光。
用假身份生活也成了我的一次刺激的体验。我们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周围就有人死亡，但我们不仅活着，还帮助了别人。我们和天使是一伙儿的，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魑魅魍魉。这让我感到很特别。这是多么 High的冒险。有父亲做可靠的向导，我顺利地度过了艰辛。一个 14岁的孩子还能要求什么？
经历了逃脱纳粹的快感之后，在苏联占领期间，匈牙利的生活开始失去光泽，我需要寻找新的挑战。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我找到了离开匈牙利的路。当我 17岁时，我成了伦敦的一名学生。在我的研究中，我主要的兴趣是深入了解我所诞生的这个古怪世界。但我必须承认，我也怀有一些成为大哲学家幻想。我相信，我已经获得了把我和其他人区别开的智慧之光。
在伦敦的生活真是令人大失所望。我没有钱，单身一人，没人对我说的话感兴趣。但即使可恶的生活迫使我靠更世俗的方式谋生，我也没有放弃哲学雄心。在结束学业后，我有一串错误的开始。最后，我在纽约套利交易的位置上稳住了。但空闲时我仍然继续我的哲学研究。
这就是我第一篇重要文章的来历，题目是“意识的负担”。这是一次试图把波普尔的“开放和封闭社会的框架”进行模型化的尝试。它把有机社会和传统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封闭社会与教条方式相联系，开放社会与批判方式相联系。我不能妥善解决的问题是，我无法将思维方式和真实社会事件之间联系的属性进行分解。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是我怎么想到要发明“反身性”这个概念的历程，这个概念我呆会儿要详细探讨。
事有凑巧，反身性概念提供给我一个观察金融市场的新方法，这个方法比当时流行的理论更好。它提供给了我一个判断依据，首先是作为一名证券分析师，然后是对冲基金经理都能用上。我感觉就像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发现，能够满足我成为一个大哲学家的幻想。某一刻，当我的商业生涯遇到障碍时，我立马掉转船头，全力向哲学进发。因为我太珍惜我的发现，一刻也不想离开它。我感觉反身性理论需要更深地挖掘。当我越来越深地对这个题目进行钻研时，我在我自己构建的迷宫中迷失了。一天早晨，我发现自己看不懂昨晚刚写的东西了。在那一刻，我决定放弃我的哲学探索，集中精力挣钱。只有在很多年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之后，再回到我的哲学中去。
1987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那本书里我试图解释我金融市场操作的哲学基础。这本书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大部分对冲基金行业内的人都读过，商学院也在教授。但是书中的哲学争论却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印象，它更多被理解为一个成功生意人的虚荣心，赚了钱就幻想自己是哲学家。
我自己也开始怀疑到底是不是做出了重大的发现。毕竟我是在对付一个自古以来就被哲学家探索来探索去的课题。我有什么样的理由去认为自己做出了新的发现，特别是别人都没有这么认为的时候？毫无疑问，概念框架是对我个人有益的，但似乎别人不认为它有这么大价值。我不得不接受别人的判断。我没有放弃我对哲学的兴趣，但我已经只把它当做我个人的偏好。我的生意和慈善活动（慈善已经越来越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中，我继续按照这个概念框架行事，每次我写一本书，也会忠诚地重申我的论点。这对我发展我的概念框架有帮助，但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哲学家。有一次，我还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一个失败哲学家的再尝试”的演讲。
但这一切都因为 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改变了。我的概念框架使我首先预见了危机，又在危机终于发生时利用来去处理它。我在对事件解释和预测上做得比大部分人都好。这改变了我和其他许多人对理论的评价，我的哲学不再是个人的事情了，它值得当做理解现实的一种潜在贡献予以严肃重视。这是促使我做这一系列讲座的原因。
言归正传。今天我会从整体上解释“易错性”和“反身性”这两个概念。明天我将它们应用到金融市场，之后，应用到政治上。这还将引入“开放社会”的概念。在第四讲，我会探讨市场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差异，第五讲，我会提出一些预测，以及针对此时此刻的一些处方。
我可以把核心思想用两个相对简单的命题来阐述。其一是，当一件事情有人参与时，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始终是片面的、歪曲的，这是易错性原则。另一个命题是，这些歪曲的观点能反过来影响到的与该观点有联系的事情，因为错误的观点会导致不适当的行动，从而影响事件本身。这就是反身性原则。例如，把吸毒成瘾者看成是罪犯导致他们真的产生犯罪行为。因为误解了问题并干扰了对吸毒者适当的治疗。另一个例子是，声称政府是不好的，往往也导致糟糕的政府。
易错性和反身性都是纯粹的常识。因此，当我的批评者说，我只是陈述了显而易见的事实时，他们是对的，但只是在最简单的层次上是对的。让我主张更有趣的是，它们的意义并未得到普遍的赞赏。特别是反身性的概念，经济学理论一直刻意回避甚至否认它。因此，我的概念框架值得认真对待，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发现，而是因为像反身性这样常识性的东西被刻意忽略了。
在经济学领域中，反身性并没有位置，经济学家总是希望找到确定的东西，然而，我却说不确定性是人类事务的关键性特征。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均衡概念之上的，但这个概念与反身性概念直接矛盾。正如我会在下一讲讲到的，这两个概念产生了两个对金融市场完全不同的解释。
易错性的概念没有什么争议。人们普遍承认，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其复杂性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我也没有提供更大更新的见解。主要原因是，参加者本身就是事情的一部分，在处理时往往无法处理自己。或者这样说，当面临一个极端复杂的现实时，我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法去做简化（仅举几个例子，比如概括，两分，比喻，决策规则，道德观念等等），人们使用这些方法时，如果把他们自己也是处理对象的一部分，情况就更复杂了。
大脑的结构是易错性的另一个来源。脑科学的最新进展已提供了一些对大脑如何工作的认识，并且已经证实休谟的观点：理智是情感的奴隶。理智来自于我们想象力的虚构。
大脑被成千上万个感官冲动轮番轰炸，但意识却只能同时处理七八个事情。在有限的时间内，这些冲动必须被凝练、排序和解释，出错和扭曲无法避免。脑科学为我的原始论点增添了许多新的细节，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本质上是不完善的。
反身性概念需要多做一点解说。它仅仅适用于这样的事件，在事件中，具备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也是事件的一部分。围绕参与者的思想会形成两个函数。其一是认识这个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我称之为认知函数。二是向有利于己的方向改变世界，我称为参与（或操纵）函数。（在索罗斯的演讲中，认知函数和操纵函数分别是cognitive function和 manipulative function，其中function既可以翻译成功能，也可以翻译成函数。在其本意中，是指参与者的功能，这种功能需要一定的输入因子，或者说，变量，并产生一定的输出因子，并可以用函数的形式来表达。比如一个人砍柴，输入是人、木头和斧头，输出是柴火，函数名称是砍柴。本文中，根据上下文的需要和中文的习惯，既有翻译成函数的地方，也有翻译成功能的地方，但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译者）这两个函数从两个相反的方向连接起思想和现实。在认知函数中，是现实决定了参与者的观点，其中因果关系的方向是从现实到思想的。与此相反，在操纵函数中，因果关系的方向是从思想到现实的，也就是说，参与者的意图在对世界产生影响。当两个函数在同时起作用时，他们可以互相干扰。
如何干扰？通过剥夺每个函数中的自变量，这些自变量同时是其他函数的因变量。因为，当一个函数的自变量是另一个函数的因变量时，就没有一个函数具有真正独立性。这意味着认知函数不能产生足够的知识来作为参与者决策的依据。同样，操纵函数可对改变世界的结果产生影响，但不能单独确定它。换言之，其结果容易偏离参与者的意图。在意图和行动以及行动和结果之间必然会产生某种偏差。因此，在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事态的实际发展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为了理解不确定性与反身性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探讨远一点。如果认知函数孤立地运作而完全不受操纵函数的影响，它可以产生知识。这些知识被表述为结果为真的断言，也就是说，这些断言如果和事实符合，就是真的（这就是真理符合论告诉我们的判断标准）。但是，如果操纵函数对事实产生了干扰，从而改变了事实，这时候事实已经不能再作为独立的标准去判断那些由认知函数产生的断言了，因为即便断言仍然与事实符合，但由于事实已经被改变，这样的符合也缺乏独立性了。
考虑这样的断言：“现在在下雨。”这个断言是真是假依赖于天气的实际状况，实际上，现在在下雨。现在再考虑另一个断言：“这是一个革命的时刻。”这个断言是反身性的，它是否为真依赖于断言本身带去的影响能否鼓励起一批造反派来。
反身性陈述与说谎者悖论（即，苏格拉底说：苏格拉底是个说谎者。-译者）有一定的联系，后者在形式上也是一个自我参照的断言。但虽然自我参照已经被广泛地分析过，反身性受到注意却要少得多。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反身性有对现实世界有影响，而自我参照纯粹是一种语言现象。
在现实世界中，参与者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断言上，当然还表现在各种形式的行动和习惯上。这使得反身性成为一个非常广泛的现象，而其通常采用的形式是反馈回路。参与者的意见影响事态的发展，事态的发展影响参与者的意见。该影响是持续和循环的，于是变成了反馈回路。
反身性反馈回路还没有得到严格的分析，当我最初遇到这个问题，并试图分析的时候，我闯入了问题的复杂性之中。我假定反馈回路是在参与者意见和事件实际进程之间的一个双向连接。但不同参与者意见之间的双向联系呢？如果一个孤立的个人问自己“我是谁”“我主张什么”，作为对自己问题的反应而改变了行为习惯呢？试图解决这些困难时，我在众多的分类中越来越迷失，以至于一天早上，我已经看不懂前一天晚上写下的东西了。也就是这时候我放弃了哲学开始一心一意赚钱。
为了避免这种陷阱，让我提出的下列术语。让我们把现实分成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思想构成主观方面，事件构成客观方面。换句话说，主观方面包括参加者的头脑中发生的事情，客观方面是指外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个外部现实，但有许多不同的主观意见。反身性可以连接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现实方面（但只要要包含一个主观方面），并在其之间设立双向反馈循环。特殊情况下，反身性甚至在同一个现实的一个方面也可能出现，这反映在一个孤立的个人对他自己身份的反应，可以说是“自我反身性”。然后我们可以区分两大类：反身关系（主观方面之间的连接）和反身事件（包涵客观方面的连接）。婚姻是反身关系；2008年的危机是反身事件。当现实中没有主观方面参与，就没有反身性。
反馈回路可以是负反馈，也可以是正反馈。负反馈将参与者的观点和实际情况之间越拉越近；正反馈则把他们越分越远。换言之，一个负反馈过程是自我纠正的，它可以永远存在下去。如果外部现实中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它可能最终导致一个平衡点，在这个点，参与者的观点正好对应于实际情况。在金融市场一般认为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因此，均衡这个在经济学中的核心事例，只不过是负反馈中的一个极端事例而已，在我的概念框架中只不过是一个受限制的特殊情况。
与此相反，正反馈过程是自我强化的，它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参与者的观点将与客观事实相差越来越远，最终参与者也将不得不承认它们是不现实的。两者间的交互过程也不会让事物的实际状态维持稳定，因为正反馈有这样的特性，它让现实世界中已然存在的任何倾向都越来越严重。这时候我们面对的不是均衡，而是动态的不均衡，或者说，任何可以被描述为离均衡越来越远的情况。在这种离均衡越来越远的情况下，通常参与者和现实之间的分歧会达到高潮，从而触发另一个相反方向的正反馈。这种看上去的自我强化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否定式的繁荣-萧条过程，在金融市场中，就是积累泡沫和泡沫破裂的过程，在其他领域也能找到类似的情况。我把这称作创造性谬误，即，人们对现实的解释是有偏差的，根据这种偏差的观点产生的行动又导致现实真的出现偏差，并越来越严重。
我知道这一切非常抽象，难以理解。如果我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将更容易理解。但是，你们不得不忍受我。如果我想提出一个不同观点，抽象化反而能够帮助我做到这一点。在处理类似现实和思想以及相互关系这类题目的时候，人们很容易犯晕做出错误的模拟。所以，曲解和误解可以在人类事务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最近的金融危机就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如何运作的错误解释。我将在下一讲讨论这个问题。第三讲，我会讨论两个创造性谬误——启蒙谬误和后现代谬误。这些具体的例子将聚焦于讨论误解在历史进程中有多重要。但今天的讲座，我仍将停留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
我主张，当有思想能力的参与者参与进社会现象时，情况与自然现象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不同之处在于思维的作用。在自然现象中，思想没有发挥因果作用，只具有认知功能。在人类事务中，思想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既具有认知功能也具有操纵功能。这两个功能（函数）可以互相干扰。这种干扰不是随时都发生（发生在日常活动中，像开车或者装修房子那样，这两种功能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但一旦发生，就引入了自然现象中所没有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两个函数内都有表现：参与者根据不完全的认知去行动，他们行动的结果也不符合他们的期望。这是人类事务的重要特点。
与此相反，在对自然现象的例子中，事态的发展不以观察者的看法为转移。外部观察者只与认知函数相联系，现象本身提供了可靠的标准让观察者的理论可以明确判断真伪。因此，外部观察者能够获得的知识。基于这一知识可以成功地对自然界实施改造。在认知函数和操纵函数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分野。由于这样的分野存在，比起在人类领域来，两个函数可以轻松地达到目的而不存在偏差。
这里我必须强调，反身性不是人类事务不确定性的唯一来源。是的，反身性的确将不确定因素引入参与者的观点和事件的实际过程中，但其他因素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例如，参与者不知道其他参与者所知道的信息，也导致了偏差。这与反身性相当不同，可也是人类事务不确定性的来源之一。不同的参与者有不同的兴趣，其中一些人自然会与其他人冲突，这也是另一种不确定性的来源。此外，如以赛亚柏林指出的，每个参与者遵循的价值观也是多样的，其中也充满了矛盾。这些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更比反身性产生的更广泛。我将它们都放在一起提出人类不确定性原理，这是一个比反身性更广泛的概念。
我谈到的人类不确定性原理，比起贯穿在笛卡尔哲学中的主观怀疑理论更具体，也更严格。它给了我们更客观的理由相信，我们的看法和期望是（至少可能是）错误的。
虽然人类不确定性主要影响的是参与者，但对社会科学却具有深远的影响。通过援引卡尔波普尔的科学方理论，我可以清楚阐明这种影响。这是一个美丽、简单、优雅的理论。它由三个要素和三种行动组成。这三个要素是科学规律、规律运营的初始和终结条件。这三种行动是预测、解释和验证。当科学规律与初始条件相结合，人们能提供预测。当它们再和的终结条件结合在一起，人们能提供解释。在这个意义上，预测和解释是对称的和可逆的。至于验证，则负责将通过科学规律得出的预测与实际结果相比较。
根据波普尔的观点，科学规律是假设性质的，它们不能被证实，却可以通过验证来证伪。科学方法论成功的关键是，可以利用每个个体的参与，共同对一个理论进行验证，而所有个体的参与都会成为验证的一部分。一个个体失败的验证就足以证伪一个理论，但再多的成功案例却不足以证实它。
科学怎么能既是实证的又是理性的呢？对于这个棘手的问题，波普尔提供的是一个聪明的方法。根据波普尔的说法，之所以是经验的，是因为我们通过观察由理论产生的预测是否符合事实，来确定理论的正确性，之所以是理性的，因为我们使用了演绎逻辑来得到预测。波普尔摒弃了归纳逻辑，代之以验证。归纳是不可被证伪的，因此是不科学的。波普尔强调了科学方法论中验证的核心作用，并带有强烈批判性思维地断言科学规律只是暂时有效，并永远对重新验证开放。因此，波普尔理论的三个突出特点是：预测和解释的对称性，证实和证伪的不对称性，以及验证的核心作用。验证让科学发展、改进和创新。
波普尔的理论对于自然现象研究效果良好，但人类不确定性原理却向这个极端简洁和优雅的理论中注入了不和谐。因为预测中引入了不确定因素，预测和解释之间的对称性被破坏了，验证的中心作用也处于危险之中。最初和终结的条件中是否要包括参与者的思想？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每一次验证都需要复制这些条件。如果参与者的思想包括在内，就很难观察到它的初始和终结条件，因为参与者的观点只能从他们的讲话或行动中推断。如果它被排除在外，最初和终结条件不构成单独的观察目标，因为同样的客观条件可能由于参与者的不同，和截然不同的观点相联系起来。无论哪种情况，归纳都不能被恰当地进行验证。这种困难并不会排除社会科学家通过归纳获得有价值结论，但这些结论不满足波普尔理论的要求，也不符合物理定律的预测能力。
社会科学家发现了这一结论难以接受。而经济学家，借用弗洛伊德说，正经历着“物理嫉妒”。
为了消除与人类不确定性原理相联系的上述困难，人们做过很多尝试，试图在参与者的思想和现实之间引入或者假设一些固定的关系。卡尔马克思断言，物质生产的基础决定了思想的上层建筑。弗洛伊德认为，决定人的行为是冲动和潜意识的综合体。他们都宣称自己的理论是科学的，但波普尔指出，他们不能被证伪，所以只是伪科学。
但到目前为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尝试是在经济理论领域展开的。它从假设完美知识开始，当这种假设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时候，又通过不断加大扭曲来维持这个声称行为是理性的神话。经济学结束于理性预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有一个对未来乐观的预期，作为对这个预期的反应，最终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将向这个预期趋同。这个假设是荒谬的，但在使经济理论在牛顿物理学基础上进行模型化方面却是必要的。
有趣的是，当他们在《经济学》刊物上进行交流时，波普尔和哈耶克都发现社会科学不能产生和物理学相类比的结果。哈耶克猛烈抨击了机械和轻率地将自然科学中定量方法应用于物理学的尝试。他称之为科学主义。卡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贫困论》中指出，历史不是由普遍有效的科学规律决定的。
然而，波普尔宣称他称之为“统一方法学说”的理论时，他是指自然和社会科学应以同一标准来判断。哈耶克，当然，成为了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使徒，那儿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大本营。但在我看来，人类不确定性原理的含义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他们需要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标准。人们不能期望经济理论能够产生普遍有效的规律，可以用来逆向解释或者预测历史事件。我主张，如果只是依样模仿自然科学，只会导致人类和社会现象的失真。物理学中可行的方法放到社会学中就失效了。
不过，由于过于强调自然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不同，我也遇到了些麻烦。这种两分法通常在现实中没有找到，它们是由我们引入的，用来让这个充满了迷惑的现实好理解一点。事实上，即便在物理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严格区分看来是有道理的，但总是有其他学科，如生物学和动物社会研究等等，占据了中间的位置，无法严格区分。
但我不得搁置我的保留意见，首先承认自然和社会科学之间是需要二分的。因为社会科学遇到了另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是自然科学可以避免的。
这个困难就是：社会科学是具有反身性的。海森堡发现的测不准原理并没有丝毫改变量子行为，但社会学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是反身性理论，都可能会影响它们涉及的社会领域。科学方法被认为是依赖于真理的。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并不与此假设矛盾，但反身性的社会理论却与此矛盾。为什么社会科学本可以积极改变社会，却只是被局限于被动地研究社会现象？正如我在《金融炼金术》中说的，炼金术士在试图用咒语改变基本金属性质时犯了错误。相反，他们应该集中精力去参与金融市场，这才有可能成功。
社会科学如何才能排除这种干扰？我提出一个简单的补救方法：承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二分法。这将确保人们能正确对待社会理论的优点，而不会错误地用自然科学方法乱作诊断。我建议以此作为研究框架是在保护科学方法，对社会科学也不意味着贬值。这个框架并没有对社会科学能够研究什么做出限制，相反，通过把社会科学从对自然科学的依样模仿中解放出来，可以防止它被错误的评判标准所左右，让它有可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启示一：乱局即大局
索罗斯的一项重要能力就是在凡人眼中的一场混乱，他却能辨识混乱的类型。一个长期追踪避险基金绩效的华尔街公司的领导人李伯说：他以全球的角度观察大势，他极了解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因此他清楚的何处可以运用杠杆操作，不论是知识性或金融性的杠杆。
索罗斯说过：金融市场天生就不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更是如此，国际资金流动皆是有荣有枯，有多头也有空头。市场哪里乱哪里就可以赚到钱。辨识混乱，你就可能致富；越乱的局面，越是胆大心细的投资者有所表现的时候。
一项情形变的越糟，就会向上弹的越高。跌的越深，市场越乱就越可能出现大行情。很多情况常常是：市场乱，投资人跟着一起乱。所以我们常常可见到恐慌性卖压，投资人奋勇追高等新闻标题。乱局对冷静的客观投资人来说，正式天赐良机，因为这可能是大捡便宜货的机会，也是财富重分配的时候。
▍启示二：见坏快闪开，认赔出场求生存；这是索罗斯投资策略中最重要的原则，那么眼明手快，见坏就闪就是求生存最重要的方式
1974年，索罗斯在日本股票市场建立极高的持股比例，一日下午，东京某位营业员打电话告诉他一个秘密，内容是告诉他日本人对陷入水门案件丑闻的尼克松总统反应欠佳，当时正在打网球的索罗斯毫无犹豫的立即决定卖出由此可见眼明手快是许多基金操盘人的必备功夫。
大部份投资人充斥一种舍不得的情绪，上涨舍不得卖，下跌也舍不得卖，看了难过，杀了手软，出脱往往是波段最低点。
▍启示三：昨天的历史，明日的走势
索罗斯成功的预测1987年的崩盘，秘诀为何?鉴往知来。
经济危机的爆发，往往是累积长期不稳定的情况所酝酿而发生。历史的经验往往可以预测未来，因为历史是会重演的，所以以史为镜不失为预测重要方向。
▍启示四：别人话中话，我见财上财—解读能力
一些平淡无奇的话，在索罗斯听起来，可能就是重要的买进或卖出的讯号。这样的启示说明了索罗斯一项重要的能力，就是解读。
各国重要领袖、甚至政府领袖、商界人士的重要谈话，都隐含了相当重要的意涵在其中，而差别在于听者能听懂几分、又能执行几分。
1992年德国央行史莱辛革的一习演说提到：如果投资人认为欧元是一篮子固定的货币的话，那就错的离谱了。当年总统为了经济问题，一再提高马克的利率，使得马克变成强势货币，而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使得德国及意大利不得不跟进，但是英国及意大利的经济情况不理想，因此苦撑汇率之下，对德国抱怨连连。索罗斯听了史莱辛阁这番话以后，认为其中别有文章，他话中的涵义可能影射虚弱的意大利里拉。
事后索罗斯与史莱辛阁谈话，问其是不是喜欢以欧元做为一种货币。史氏回答，他喜欢欧元的构想，但是欧元这个名称则并不喜欢，如果用马克的话，他会比较容易接受。读出弦外之音的索罗斯便立刻放空意大利里拉，大赚三亿，并借了一大笔英镑，改换成马克，又大赚十亿美金。
▍启示五：小心，明牌就在你身边
小心判断、听的懂事件的涵义，明牌就出现在报纸、新闻、电视、广播、甚至口耳相传的小道消息上。
1972年，有一天晚上索罗斯听到了国民城市银行招待证券分析师吃晚饭的消息，这是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虽然索罗斯不在受邀行列之列，但他却敏锐的认为其中必有不寻常的事情要发生，他立即主张买进经营体质较佳的银行股，他的联想是银行业可能要公布利多消息。果然索罗斯买进的股票获利五成。
▍启示六：仙人打股有时错，错误为投资之必然
1987年索罗斯仔细检视全球经济大势后，他的结论是：崩溃会从日本开始。当时日本债券市场崩盘，索罗斯研判债券市场的崩盘效应会扩大到股票市场，因为股票市场股价高估的现象远高于债券市场的不合理性，所以他认为日本股市会领先下挫，但没想到投机性的资金反而涌进了日本的股票市场，日本股市又创了新高。
被誉为股神的巴菲特也经常犯错，彼得林奇也坦言自己有一大堆错误，但他说需要的只是在十年内选中几支飙股，若手中的十支股票有三支大赢，就能弥补其中一、二支的亏损和另外六七支表现平平的股票了。
▍启示七：勇于认错的自省精神
索罗斯相信使他与众不同的最大能力，就是能很快的察觉过错。能做到很快察觉过错，势必拥有较为敏锐的心智及高人一等的勇气。
在索罗斯的理论里，由于他认为人类对事情的认知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所以人类思想天生就容易出错。索罗斯能够了解事实与认知的差距。
绝不犯错不等于投资成功。成功往往是瑕不掩瑜，做对的是多过于做错的事；假如你出错，或者你假设与事实不符，，那就要切切实实、认认真真研究到底哪里出错，换言之，越是不成功，就越要花时间研究错误。
▍启示八：最大天赋——化繁为简
化繁为简伴随了项人格特质—耐烦和归纳的能力。
耐烦——好比金融市场若真的要分析起来，铁定没完没了，经济大势、政治影响、个股基本面、历史走势图、产业前景等等分析后，最后很单纯，只是买或不买、卖或不卖的最终判断而已。索罗斯每天阅读十数份各类专业刊物的原因就在此。
归纳—堆积如山的信息，可能夹杂不时的信息和消息，陷阱处处，既复杂又危险。所以要先收集资料，再分门别类，再抽丝剥茧，最后归纳出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最重要一点是不能因为求快而漏了一大堆有用的信息，尤其在复杂的金融市场，错失一步，可能就满盘皆输了。
索罗斯可以带领即将达到四十个国家据点的慈善组织，也可以跨足不动产、农牧业、网络公司、寿险公司、金融商品、超级市场等各种不同领域，他全部是亲自了解，并不只是听任幕僚人员的建议。而且他每天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思考，他并非超人，他只是将化繁为简真正融入到他的投资生涯和日常生活中。
▍启示九：在前进中整顿
边进行边修正的策略——在市场千变万化的情况下，有些时候是不能拖延的，否则很容易就丧失了一大段精采的行情。边进行边修正的策略就是要能够时时灵活的适应变局，有时候理论太多，是无法落实的，计画赶不上变化就是说明这个道理。
例如索罗斯要进入美国市场前，他对美国市场并不了解，可是他采用直接进场的方式学习，然后在过程中，时时检讨缺失。先拿一部分金额投入测试一下市场，感觉对了，又印证他的理论，再开始调集重兵，予市场致命一击。
在前进中整顿，不是走一不算一步，而是从行动中积极调整投资策略。
▍启示十：管理风格
开放式沟通：索罗斯身边的人不是唯唯诺诺的人，而是在不同意见时，勇敢的反驳索罗斯。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例如有位能力不错的交易员，在不知情下进行了风险很大的货币交易，这笔交易赚了大钱，但索罗斯请他走路，因为若有闪失，是由他自己负起全责，而非手下。英国霸菱银行倒闭就是一个件类似的例子。
充分授权：例如他多次在跟属下会议中，告诉他们如果看好一项投资标地，为什么下这么少的赌注呢?其实那名部属所投资的金额已经是天文数字，但是索罗斯却是鼓励部属加码，告诉他你的权限可以这么高，放手去做吧。
恩威并重：他常常问部属问题，让部属难以招架，为了就是要知道负责的人到底了不了解状况，不过他也赏罚分明，让属下又爱又恨。
▍启示十一：要有垃圾里找黄金的慧眼
索罗斯对冷门的东西特别感兴趣，例如在套汇还是一项冷门又无聊的工作时，他把套汇研究的很透彻，一跃成为套汇理论兼操作的大师。
1960年，他发现一家德国保险公司——联合，若与它的资产价值相较，股价实在太低了，他便开始推荐联合的股票，结果此股票涨了三倍。
要有独去慧眼去找到低价而有潜力的股票。
▍启示十二：市场，我永远不相信你
索罗斯说过：市场走势不一定反应市场的本质，而是反应投资人对市场的预期。但是投资人往往是不理性的，因此更加深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如果偌大的营业厅里，只有两三只小猫在看盘，这就告诉你该进场了，如果号子里挤的水泄不通，连上市上柜都分不清，股票名字都叫不出来的隔壁大爷都告诉你该买股票了，这就是该退场的时候了。
▍启示十三：神秘第六感
索罗斯很相信他自己的动物本能。每当事情生变，他就会觉得痛。当他直接管理的基金时，就时常会背痛，只要一开始痛，他就知道投资组合有问题，更妙的是如果痛的地方接近腰部就是买超出了毛病，若是左肩痛就是货币方面有麻烦。
重点是：话虽如此，仍然不可忽视专业能力的培养，只是在下注前，不免有犹豫的心理，偶而找个直觉来说服自己只是帮助投资的果断而已。直觉是帮助决定用的，帮助加码时坚定自己的信心。绝不可倒果为因。
▍启示十四：存活下来，一切好谈
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的导论中说：如果我必须就我的实务技巧做个总评，我会选择一个字：存活。
例如：1987年，当股市崩盘，他判断会从日本开始，然后才是美国股市，但是他原本放空的日本市场反走高，使他受到重创，他并没有执迷自己的判断，立刻认赔出场，他的原则是：先求生存，再求致富。所以虽然这次的投资失败，但全年的基金表现仍有14%的盈余，也为他留下日后大战的筹码，也才有日后『让英格兰银行破产者』的封号。
▍启示十五：分散风险就是致力于投资组合
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量子基金会把净值的资本投资于股票市场，而将融资的部分投资于像股票指数期货、债券、外汇等金融商品上。原因是股票的流动性相对于金融商品而言较小，因此将部份的净值资本投资于股票上，万一发生追缴保证金时，就较能避免灾难式的崩盘。
▍启示十六：最高境界，无招胜有招
索罗斯说，他的特长就是没有特定的投资作风，或者更精确点，他常常改变自己的作风以迁就环境。
量子基金成立以来，有时做多，有时放空，有时玩股票，有时买债券，期货没少过，衍生性金融商品，他还是使用的鼻祖之一，全球各地的主要金融市场大概找不到他缺席的纪录。
1970年代初期，索罗斯开始投资在相当不成熟的日本、加拿大、荷兰，之后又投资石油公司、银行、国防公司、农业公司的股票而获得丰厚的报酬。1973、1974年股市重挫时，索罗斯以放空方式赚钱。
▍启示十七：融资，小心融资
索罗斯重大胜利中从事的大部分是融资，但是索罗斯并非疯狂地一味运用融资操作，他本人非常了解融资的风险。
索罗斯对融资的观念有几个基本的重点：
1.基金的净值必须用来支持所使用的融资
不得超过借贷的融资部分不得超过基金净值，以防举债大于资产的负面状况产生。
2.对于纯粹的商品类基金，使用的融资倍数十分节制
太危险的不碰，在索罗斯的认知里，商品类基金的风险较其它大，因此索罗斯在没有太大的把握下，不敢轻易以高杠杆方式操作。
3.投资组合本身就具有融资效果
索罗斯认为期货、债券、股票各有不同成数的融资保证金，所以不同的投资组合，就出现不同情况及比例的融资成数，所以善用各类商品及工具，就可以变化融资成本。
4.必须处于正确的行情，才能藉融资来获利
索罗斯相信自己看法正确时，才会大手笔投入。
▍启示十八：见风是雨的联想力
索罗斯说：你的思考一定要全球化，不能只是很狭隘地局限于一隅，你必须知道此地发生的事件，会如何引发另一地的事件。他就是要投资人培养国际观，并且能够找到事件的连动关系。
索罗斯不仅注意公司的体质，同时在意当时的大环境。兼顾微观与宏观，两者是连动密切的
1970年代中索罗斯曾经放空雅芳股票，他以120元放空卖出，两年后以每股20回补，每股赚了100美元。因为索罗斯洞悉了一个趋势，即人口逐渐老化，化妆品业者收入将大受影响，他并且认为小孩子也不再用那种东西，所以他研判化妆品的销售荣景已经过去了。
▍启示十九：亲自了解而不是道听涂说
索罗斯订了三十种业界杂志，也阅读一般性杂志，四处寻找可能有价值的社会或文化趋势。他遍览群书的目的，就是要从资料审视有何特殊之处，伺机切入市场。他很清楚，他必须把各种可能的信息输入脑子里，然后才能有凭有据地输出投资策略。
单是阅读资料，索罗斯认为尚嫌不足，在他有地位及影响力后，他更可以透过亲自了解，实地勘查的方式，更深入了解投资标地。
▍启示二十：看到缺点，我就放心
根据索罗斯的理论解释，市场参与者的偏见会影响市场价格，他并且认为有时候不仅影响价格还会影响基本面，所以他在剖析投资标地时，就习惯带着找碴的眼光，试图看出其缺点。因为只要知道缺点所在，他就能领先乐观派的投资大众。
索罗斯常与实际操盘人就投资问题做检讨及辩论，索罗斯的作风就像博士班学生考试时的口试委员一样，不断质疑考生论文的论点，试图找出缺点。倘若一问，问题百出，就不断进行检讨，他的问题又专业又刁钻，一直到部属回答都正确时，再也没有问下去的必要，才放心进行投资。
▍启示二十一：低买高卖有条件，选购股票像逛店
从索罗斯的合作伙伴透漏出索罗斯的投资策略为：找寻低估的股票，而且拥有强势产品连锁店的公司。
投资股票或收购其它公司都是要经过精算的过程，我们可以假想今天如果要去顶下别人的店或收购别人的公司，一定要详细推敲卖价是否合乎本质，公司的财产清册、营收状况、每月开支等等各个角度作深入的剖析，用这个价格买下来合理吗？但是事实上投资人并非如此，好象股票跟公司是不关联的独立个体。
▍启示二十二：时间换取空间，空间也可换时间
通常大部分的人会认为索罗斯是标准的投机客，这类的人一定没有耐心，专跑短线，如果是以这类的印象看索罗斯，那就失之偏颇了。
例如他在1989年到1992年重创英格兰银行，索罗斯就布局了三年，他只对一个只是预判，但尚未实现的局面等了三年，所以我们能说他没耐心吗？
对相于长期投资的观点，索罗斯只是不用长期时间来换取上涨的空间，因为只要价格满意，「朝买进、夕可卖出」，时间长短并非考虑的重点，因为目的已经达到了，然后他再争取时间找寻下一个目标。
▍启示二十三：果断
索罗斯有一点非常重要的特色：说做就做，剑及履及的果断行动力。
例如在1974年，当索罗斯接到一通东京营业员的电话，觉得当时环境不利，在日本拥有极高持股部位的索罗斯，立即毫不犹豫做出出脱的决定。当做决定的时机成熟时，他绝不花十五分钟以上的时间做研究。
索罗斯说过，日本是他喜欢的地方之一，他愿意在他喜欢的市场里，全部撤出，必然是他研判局面可能生变。但是对于尚未发生的事，能够勇于即刻做决定，没有半点迟疑，这样的果断利，的确超乎常人。
▍启示二十四：彻底分工就是彻底成功
索罗斯的金融生涯里曾经有一度遭遇瓶颈，他衣食无虞，基金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他的精神却几近崩溃，他对眼前的成就忽然起了疑心，结果又与妻子离异，与工作伙伴拆伙。
当时他设法找人分担经营基金的责任，不断地征人访才，找到人之后，却又放心不下，能然过问业务，甚至还是自己做决定，结果导致量子基金出现后首度亏损。
经过多次教训，他真的做到交棒的动作，把业务逐渐转给一些手下悍将，他将许多重要的工作充分授权给下属负责，当然本人仍然关心基金的运作，也随时提供建言，结果量子基金之后又创造了另一波高峰。
▍启示二十五：冒险不是忽略风险，豪赌不是倾囊下注
翻开索罗斯征战金融界的纪录，一般人都会被他出手的霸气吓到，也可以说豪气。很多人误以为只是命运之神特别眷恋索罗斯，认为只是赌赢罢了，赌输了还不是穷光蛋一个。
其实索罗斯在从事冒险之前，是评估过风险，下过研究功夫的，他的冒显并不是不顾安全考量，赌资虽大但不是他的全部家当。他虽然时常豪赌，但也会先以资金小试一下市场，绝不会财大气粗到处拿钜资作战。
仔细观察他下注方式是：有理论有根据，依研究报告为辅，嗅出市场乱象浮现，调集大笔资金，予以致命重击。
▍启示二十六：政府护盘，反向指针？
经济学家眼里政府以任何方式介入股市都是不当的做法，但并不为索罗斯索所赞同。但索罗斯也不完全赞成政府干预，他赞成有一个够力的的国际央行之类的组织，足以解救濒临危乱的经济，他并没有明讲是否赞成各国政府介入。
从纪录上来看，索罗斯应该不反对，因为这可能又是一次大好的赚钱机会。国际投机客通常是在政府介入之后趁虚而入，因为这时通常是一国经济出现了病兆，例如出口衰退、债务过高、信用过度扩张等等。当投资客奇袭成功时，政府再进入护盘，都形成了民众恐惧的反效果，如果政府的护盘没有立即的效果，后果不仅政府的信用荡然无存，民众更是不计成本，杀出股票。
例如1997年的金融风暴，从泰国央行喊话开始，到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韩国、每一个政府的央行皆大力护盘，但是结果不但徒劳无功，而且更加惨重。
政府的护盘有时可成为市场变盘的警讯，所以在投资前，可顗考虑政府的态度，它有可能成为研判走势的反项指针。
▍启示二十七：不昰闲人闲不住，真是闲人非等闲
我们仔细研究一些金融股市大亨的行事模式后，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并不昰整天忙忙碌碌地盯着大盘，为一两天的涨跌神情紧张的喊近杀出。
例如股神巴菲特，并没有一般大众印象中的忙碌生活。他的公司并未设在繁华的市中心，而是设在遥远的内布拉斯市。最重要的办公室里，甚至没有计算机或股票交易的终端机。巴菲特说：没有热闹的小道消息，才能冷静思考。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共同基金—麦哲伦基金经理人彼得林区也和大多数被下属簇拥的大亨不同，他的工作小组人口简单，只有两名助手，他认为：人一多，要沟通的时间势必也长了。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的管理工作早就落在他的手下身上，他曾说，他一天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思考，并澄清自己对于将要往何处去、世界要往何处去等问题的想法。
索罗斯也说过，自己一直未涉入过程中，他是以一个思考的角度参与，思考就是要置身事外，保持自己的客观与超然。
▍启示二十八：要效法索罗斯先定位自己
因为索罗斯的成功造成所有避险基金的经理人都流行一种「只管总体金融面，不从事证券分析」的流行现象，每一个人都想跟索罗斯一样，做一个总体经济面的宏观投资人，不必再从事选股的工作。这些基金经理人忽视为上市公司做基本分析，不看年度报表，不管企业界的问题，也不管他们的竞争力，每一个人都想成为另一个索罗斯。
但是其时每个人遭遇不同，所罗斯一开始就接触套汇，加上他特殊的欧洲背景，促使他在套汇领域勤加钻研，所以他必须熟悉市场大势，但是一般的金融工作人员，不思在自己的领域中，坚守岗位，只是一味的跟进成功之后的索罗斯脚步，结果导致自己的失败。
▍启示二十九：风雨不惊无怨无悔
1987年的股市崩盘，索罗斯猜错了崩盘的排序，于是造成他损失极为惨重，当然有记者问到他对此次重挫的反应，索罗斯只说：我觉得很有趣。
索罗斯的朋友说过：索罗斯面对崩盘时表现镇定，索罗斯认赔的态度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好，他可能认为市场没照他的想法演变，但既然出了错，经他理解后，就大步离去，不再留连了。
索罗斯当然并非全然没有痛苦，他说过：对我而言，赔钱这事是一件痛苦的过程，的确是一个惨痛的遭遇，但是你玩这个游戏你就必须忍受痛苦。
索罗斯不管赚钱也好，亏前也罢，一切的结局都是荣辱不惊，在他的人生里，钱已经不是这么重要，赚钱是他的工作，不是他的目的。这样的修为值得每一个投资人努力培养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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