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聂崇岐的宋史研究
邓智中
摘要：
聂崇岐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史学家。他在宋史研究上开拓的有关宋代政治、经济、外交等议题，推进了现代宋史研究的进程。在宋代人物研究领域，他较早梳理了杨家将、尹洙、赵鼎生平事迹，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之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受命点校《宋史》，不仅初步标点完《宋史》全书，还在标点过程中撰写了《校宋史本纪札记》，这既是其宋史研究的心血结晶，亦是其校勘《宋史》的重要学术成果，为《宋史》点校提供了有益借鉴。聂崇岐在宋史研究上的独到建树，使其无愧于“活宋”之誉，而他的研究路径也为后学带来了若干值得珍视的重要启示。探究聂崇岐的宋史研究成就与思想，既能在观点、思路、方法上获得启迪，也能使学术精神薪火相传，对“他日新宋学之建立”亦将起到积极镜鉴作用。
关键词：
聂崇岐；宋史研究；杨家将；点校《宋史》；《校宋史本纪札记》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4
.
0704
邓智中
聂崇岐（1903—1962），字筱珊，河北蓟县人，中国近现代史学家。他苦读治学，曾说，“用书治饿，既省了钱，又得了学问，也是一大收获”
(注：段昌同《聂崇岐先生生平轶事》，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0页。)
。他因家庭窘迫，往返步行12华里上学，四年如一日，乡里人说，“筱珊在中学时代就已显示终生走学术道路的志向”
(注：聂宝璋《学者风范长存——记著名学者聂崇岐教授》，《近代中国》1998年第8辑，第261页。)
。聂崇岐进入燕京大学后，在洪业的安排下，主攻宋史，兼及官制史、中国史学史以及版本目录学，治学领域较为宽广。聂崇岐在引得编纂、文献整理方面的贡献已为学界所关注，而他在宋史研究上的成就则尚有未发之覆
(注：关于讨论聂崇岐宋史研究的文章，可参见：闻黎明《聂崇岐》，刘启林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274页；段昌同《聂崇岐先生生平轶事》，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3辑，第300-301页；聂宝璋《学者风范长存——记著名学者聂崇岐教授》，《近代中国》1998年第8辑，第265-272页；夏自强《功不可没的聂崇岐教授》，张世林编《学林往事》中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0-1004页；夏自强《至当为归的聂崇岐先生》，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14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213页；丁磐石《严谨治史 澹宁做人——记聂崇岐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编《学问人生（续）——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5-97页。)
，故笔者不揣简陋，汇集相关文献，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聂崇岐（1903-1962）
聂崇岐治史，尤重史识，在宋史研究上精深独到
(注：闻黎明《聂崇岐》，刘启林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第267页。)
。他“重视从整体上把握宋代”
(注：夏自强《至当为归的聂崇岐先生》，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14期，第208-209页。)
，这为其全面考察宋代历史，开拓重要历史议题提供了较为宏阔的学术视野。经蔡美彪整理出版的《宋史丛考》，收录了聂崇岐生前发表的部分文章，其中与宋代相关的论文有10篇，如《宋词科考》、《宋代制举考略》、《宋役法述》、《宋史地理志考异》、《宋辽交聘考》等，几乎涉及有宋一代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
(注：聂宝璋《学者风范长存——记著名学者聂崇岐教授》，《近代中国》1998年第8辑，第265页。)
。《宋史丛考》虽是后人整理出版，但仍可窥见聂崇岐在赵宋史事研究上的取法路径。通观聂崇岐上述文章，多为宋史相关领域的开拓之作
(注：夏自强亦有相关论述，他说：“聂先生撰写论文的选题具有独创性，多是前人未曾涉猎或是未曾注意的重要问题。”参见：夏自强《至当为归的聂崇岐先生》，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14期，第210页。)
。以下举例略作论证。
宋辽关系是宋代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北宋的政治走向。过往学者多将目光聚焦于宋辽之间的军事对抗，而对两国间的和平交往则少有问津。事实上，宋辽之邦交，“综一百六十五年中，两朝和平时期为百二十二年，其失和者仅四十三年而已”
(注：聂崇岐《宋辽交聘考》，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6页。)
，和平才是宋辽两国关系的主旋律。1939年，聂崇岐应《燕京学报》之约
(注：王蕾、梁益铭、肖鹏《聂崇岐致顾廷龙信札考释（1939－1958年）（二）》，《高校图书馆工作》2021年第3期，第73页。)
，草成讨论宋辽交往的《宋辽交聘考》，并发表在该刊1940年第27期上
(注：聂崇岐《宋辽交聘考》，《燕京学报》1940年第27期，第1-51页；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283-375页。)
。
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十一月，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宋权知雄州、内园使孙全兴，希望两朝重修旧好，太祖“命全兴答书，并修好焉”
(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开宝七年十一月甲午、辛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28页。)
。开宝八年，宋遣使赴辽，“是为两朝正式通聘之始”；宋辽初和，双方即互通庆吊；澶渊盟后，两国信使往来更加频繁。聂崇岐即根据往来使节任务将使节分为贺正旦国信使（正旦使或贺正使）、贺生辰国信使（生辰使）、告哀使、皇帝登宝位国信使（告登位使）、祭奠国信使（祭奠使）、吊慰国信使（吊慰使）等十二种
(注：聂崇岐《宋辽交聘考》，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284、286、286-287页。)
。聂崇岐的这些归纳总结为学界研究宋辽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1984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就基本因袭了他关于“国信使”定义的解释
(注：参见：贾玉英《宋辽交聘制度论略》，《中州学刊》2005年第6期，第171页。)
。实际上，除了“国信使”，辞典中的其他相关使节概念亦多沿袭自《宋辽交聘考》（见表1）。
表1 部分使节概念对照表
(注：分别参见：聂崇岐《宋辽交聘考》，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287页；《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83，364、96，430页。)
|
使节名称
|
《宋辽交聘考》
|
《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
|
|
贺正旦国信使（正旦使或贺正使）
|
贺邻邦皇太后、皇帝或皇后正旦者，曰贺正旦国信使，简称正旦使或贺正使。
|
官名。
宋、辽与宋、金间向对方皇太后、皇帝或皇后祝贺正旦的使臣，简称正旦使或贺正使。
正旦使，见“贺正旦国信使”。
|
|
贺生辰国信使（生辰
使）
|
贺邻邦皇太后、皇帝或皇后生辰者，曰贺生辰国信使，简称生辰使。
|
官名。
宋、辽与宋、金间祝贺对方皇太后、皇帝或皇后生辰使臣，简称生辰使或生日使。
生辰使，见“贺生辰国信使”。
|
|
祭奠国信使（祭奠使）
|
奠祭邻邦大行皇太后或皇帝者,曰祭奠国信使，简称祭奠使。
|
官名。
宋、辽间
祭奠对方亡故皇太后或皇帝的使臣，简称祭奠使。
宋、金间称吊祭使。
|
在此基础上，聂崇岐细致探讨了使节选派、国书体制、礼物名色、使节接送、使节待遇等问题，帮助人们于纷乱杂陈的史实中抓住主线。以宋朝使节选派为例。历来外交选人是国之大事，关系国家荣辱，对赵宋来说尤其如此。宋朝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与其先后并存的有辽、夏、金以及蒙元等少数民族政权，这些政权给宋代带来了沉重的外部压力
(注：邓小南《宋朝的再认识》，邓小南等《宋：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3页。)
。身处外部压力之下的宋廷，若外交选人失当，引发事端，势必于统治不利。因此，聂崇岐指出，“宋遣国信使副，例由中书枢密会同审择，进名请旨”，当然其中也有“不遵彝典”及“特副使中似颇有勋戚子弟滥竽充数者”，但就总体而言，“宋之大使，太半皆知名士”
(注：聂崇岐《宋辽交聘考》，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288页。)
。聂氏的论断，使学界对宋代使节选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注：如陶晋生在《宋代外交史》中写道：“宋使节主要由宰辅或枢密院选派，有时候宰辅或枢密院提出名单由皇帝选用，有时也会出现内廷徇私点派或大臣子弟滥竽充数的情形，但大致都选用知名贤臣。”参见：陶晋生《宋代外交史》，重庆出版社2021年版，第80页。)
。又如澶渊之盟，“辽帝以兄礼事宋帝，于是后人遂多以为宋辽永为兄弟之国者”，对此一陈说，聂先生征诸史籍，以大量的史料证明了“两朝继统之君，由宋人著述，知系伯叔祖孙，昭穆相序，并非凡宋帝皆为兄，辽主皆为弟；其相互称谓，乃以君王本身为单位，并非以国为单位者”
(注：聂崇岐《宋辽交聘考》，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294页。)
，这对深入研究宋辽国书体制具有启发作用
(注：苗润博《宋辽国书考述》，刘宁编《辽金历史与考古》第3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页。)
。为方便读者充分了解宋辽使节概况，聂崇岐还于正文后附录生辰国信使副表、正旦国信使副表、祭吊等国信使副表和泛使表
(注：聂崇岐《宋辽交聘考》，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333-375页。)
，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更见其匠心独运，用功之深
(注：夏自强《功不可没的聂崇岐教授》，张世林编《学林往事》中册，第1002页。)
。宋辽邦交是宋代最主要的外交关系之一。聂崇岐认为，宋辽间“周旋聘问之仪，揖让进退之节，较之各朝尤多创举，制度规程颇有可述”
(注：聂崇岐《宋辽交聘考》，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283页。)
，于是他参稽各种著作，将宋辽交聘关系连缀成篇，这既是其史识的表现，也是其接续之前的民族关系研究，更是其在宋史研究上的独到建树。
除了《宋辽交聘考》，聂崇岐的其他文章也对宋代制度进行了仔细考察，颇能反映他对于宋史研究的开拓之功。比如他应顾颉刚之嘱而作的《宋史地理志考异》，甫一发表，即引起当时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被开明书店印行的《二十五史补编》收入
(注：聂崇岐《宋史地理志考异》，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493-563页。)
；承《宋史地理志考异》之余蕴，他的《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一文则考订了宋代府州军监置废、升降、更名等问题
(注：聂崇岐《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聂崇岐《宋史丛考》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0-126页。)
。这两篇文章纠正了《宋史·地理志》的若干讹谬，对于今日研究宋代历史地理和宋代地方官制颇具学术价值。两宋赋税制度以复杂多变著称，他的《宋役法述》一文则“第一次全面考察了宋代役法制度的变迁”
(注：包伟民《唐宋转折视野之下的赋役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17页。)
，“极富教益”
(注：葛金芳《中国近世农村经济制度史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68页。)
。《宋代制举考略》、《宋词科考》两文分别讨论了选拔非常人士的制举和选拔代言之人的词科，是“宋代科举制分科研究的开创之作”，《宋词科考》更“创个案研究之先例”
(注：傅璇琮《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序》，傅璇琮《学林清话》，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258页。)
。凡此种种，无不证明其在宋史研究上的开拓性贡献。值得注意的是，聂崇岐的宋史研究多侧重于制度，以考察制度源流为指归
(注：这一点已为学者关注，相关讨论可参见：闻黎明《聂崇岐》，刘启林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第268页；聂宝璋《学者风范长存——记著名学者聂崇岐教授》，《近代中国》1998年第8辑，第265-267页；夏自强《功不可没的聂崇岐教授》，张世林编《学林往事》中册，第1001页。)
。
此外，聂崇岐还对宋代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梳理。“杯酒释兵权”与“罢藩镇”是宋初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对北宋政治的影响不言而喻，但世人多将二者混为一谈，“以为‘杯酒释兵权’即罢藩镇”，聂崇岐却在爬梳相关材料后明确指出，“宋太祖之‘杯酒释兵权’，即罢宿将典禁兵，与罢藩镇乃截然二事”。随后，他详细论述了太祖收兵权的过程：自五代以来，中央禁兵常以拥戴之功发动政变，而通过掌握禁兵登基称帝的宋太祖赵匡胤，自然对“惯于翻覆之禁兵”心存戒心，遂用赵普之计，“罢宿将典禁兵，即世人所熟知之‘杯酒释兵权’是也”；“腹心之患”既除，接下来就是解决“肢体之患”的藩镇，宋太祖以“夺其权柄，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为纲，采取“添置通判与罢领支郡”等一系列措施，“清扫百余年来藩镇之患”
(注：聂崇岐《论宋太祖收兵权》，聂崇岐《宋史丛考》上册，第263、270、281、266、275页。)
。“杯酒释兵权”是否实有其事，或可再做探讨，但聂崇岐准确区分了“杯酒释兵权”和“罢藩镇”
(注：王育济《论“杯酒释兵权”》，《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16页。)
二史事，为研究宋代政治制度史奠定了坚实基础。又如，以往多认为在宋太祖时就完成了罢藩镇政策，但聂崇岐说“此种政策之完成盖已在真宗之世”
(注：聂崇岐《论宋太祖收兵权》，聂崇岐《宋史丛考》上册，第263、281、282页。)
，这一观点更见其目光深邃、见解独到
(注：张邦炜将其视为《论宋太祖收兵权》一文中颇为重要的结论之一。参见：张邦炜《重文轻武：赵宋王朝的潜规则》，《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40-141页。)
。
综上可知，聂崇岐探讨宋史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敏锐的学术眼光
(注：这或许与聂崇岐读过数学系有关，数学教育培养了他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参见：聂宝璋《学者风范长存——记著名学者聂崇岐教授》，《近代中国》1998年第8辑，第271页。)
。他往往能抓住天水史事的重要问题而溯源察终，分析始末，不仅开拓了宋史研究上的重要议题，也“推进了宋史研究的进程”
(注：夏自强《功不可没的聂崇岐教授》，张世林编《学林往事》中册，第1000页。)
。由于聂崇岐在1949年以后侧重于资料编纂和官制研究，较少再对宋史中的其他重要问题作深入考察，难免有所缺憾。
二 探讨宋代人物
聂崇岐在对宋代各方面展开探究的同时，对宋代历史人物也有所关注。从编纂《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琬琰集删存附引得》等若干宋人引得，到简评《宋人轶事汇编》等，均可看到宋代人物在其治史实践中的特殊位置。现存他研究宋代人物的文章有四篇，即《麟州杨氏遗闻六记》（1939）、《尹洙之年寿》（1940）、《赵忠简公画像跋》（1944）、《〈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正误》（1947），这些文章多是探讨宋代人物的生平事迹。
北宋杨业一门抗辽之事，经后世演绎成家喻户晓的“杨家将”。这一野史巷谈，本不足信，但正史记载简略，难窥事实曲折。故聂崇岐将多年来收集的杨业祖孙父子之事连缀成文，写成了《麟州杨氏遗闻六记》。该文由记入宋前之杨业、记杨业战死以后、记契丹之重杨业等六部分组成，全文综合多种材料，辨析了若干史事，比如通过欧阳修《文忠全集》、《资治通鉴》考证出杨业“本贯应为麟州”等
(注：聂崇岐《麟州杨氏遗闻六记》，《史学年报》1939年第3卷第1期，第63-70页；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367-387页。)
。《麟州杨氏遗闻六记》是聂崇岐的第一篇宋代人物论文，也是现代史学意义上的关于杨业或杨家将的重要学术论文。在这之后，瞿宣颖《记杨家将》（1942）
(注：经查原刊，此文原题《杨家将》，系瞿宣颖《养和室随笔》之一节，载《中和月刊》1942年第3卷第9期，第94页。)
、卫聚贤《杨家将及其考证》（1943）和《杨家将考》（1944）等论著才相继问世
(注：参见：方建新《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8、1367页。)
。与聂崇岐实证研究人物不同，翦伯赞则是“用文学作品订正和丰富历史”
(注：徐国利《中国现代史家论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及其史学实践》，徐国利《中国现代史家思想与现代史观研究》，黄山书社2016年版，第147页。)
，其发表的《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一文，梳理了杨家将故事的发展过程，并就戏曲小说与《宋史》互异之点探讨了如杨家将家世、杨业战死陈家谷之役等问题
(注：翦伯赞《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中原》1945年第2卷第1期，第41-47页。)
。文学作品虽具通性真实
(注：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但毕竟不是历史的客观反映，用以订正历史，恐难免枘凿之病。于是，聂崇岐又作《〈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正误》一文，对翦文讹误予以商榷，指出杨延朗改名杨延昭乃“避宋圣祖赵玄朗之名”，翦文将深恶“五鬼”的马知节列入“五鬼”之列实乃错误
(注：聂崇岐《〈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正误》，《益世报》1947年9月16日，第6版。)
，这些均证明聂崇岐对杨家将史实的熟稔。《麟州杨氏遗闻六记》、《〈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正误》二文，不仅厘清了相关事实真相，而且对学界深入开展杨家将研究也有启迪意义。
宋代“与士大夫治天下”
(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第5370页。)
，文人居于重要地位。相较于那些青云直上、一展宏图的文人士大夫而言，尹洙，则显得不幸。尹洙，字师鲁，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西北久安，洙作《叙燕》、《息戍》二篇”
(注：脱脱等《宋史》卷295《尹洙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831页。)
，力主加强武备以抵御西夏。尹洙“资兼文武，徒以遭时不偶，未竟其用，颠连困踬，抑郁以终，实北宋政治上一大损失也”，尹洙卒后，其友人韩琦、欧阳修记其年寿互有差异，未知孰是孰非，聂崇岐征诸文献，考证出尹洙生于咸平四年（1001）、卒于庆历七年（1047），和韩说相符，并指出欧说或是“后世钞胥或手民之过”，非欧阳修之误
(注：聂崇岐《尹洙之年寿》，《史学年报》1940年第3卷第2期，第73、74页。)
。实际上，清代学者钱大昕亦曾对尹洙之年寿提出质疑，但他只写下“年四十七。欧阳修撰《墓志》，作四十六”
(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下）》卷77《宋史十一》，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69页。)
两句话，并没有就此展开论证。聂崇岐的文章则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全盘细致的考辨，是对钱氏推论的具体化。而尹洙之年寿问题，经聂崇岐考证得到解决，其结论也为徐规、孙云清等学者所接受
(注：参见：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0页；孙云清《〈梦溪笔谈〉记事订误十二则》，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编《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
。
随着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大量私家藏品流入市场，不少知识分子积极购买收藏，而北平购买古玩书画之风尤盛
(注：王蕾、梁益铭、肖鹏《聂崇岐致顾廷龙信札考释（1939-1958年）（二）》，《高校图书馆工作》2021年第3期，第74页。)
。聂崇岐就杜伯秋处所藏之赵鼎画像写下的跋语，是为《赵忠简公画像跋》。全文虽是跋语，但聂崇岐对赵鼎和赵鼎所穿宋代朝服、题字的正确与否以及画像绘成年代、流出源头、宋代官制等进行了简要考订，不仅想要“借此像”略窥“宋代朝服”，更是感叹“书香世家，乃任其祖先遗影流落他乡”
(注：聂崇岐《赵忠简公画像跋》，《汉学》1944年第1辑，第225-230、227、230页。)
，对今人梳理赵鼎其人其事颇富有参考价值。
透过上述几篇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到聂崇岐研究的宋代人物多与兵事相关，且发表时间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订误可视为是前一篇的继续和发展）。那么，聂崇岐何以会较为关注这些历史人物呢？
“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
(注：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其时，北平沦陷，燕京大学因其特殊地位得以存留办学。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打破了燕园的宁静，日军迅速占领燕大，并将洪业、邓之诚等燕京学人逮捕入狱。失业在家的聂崇岐，也难逃厄运。他于1942年“七月廿三日蒙难，至本月（八月——引者注）七日始释”
(注：沈津编著《顾廷龙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
。爱国情怀下的聂崇岐，不但坚拒敌伪拉拢
(注：闻黎明《聂崇岐》，刘启林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第275-276页。)
，还借史论抒发自己满腔的报国热情。不管是杨家将、赵鼎，还是尹洙，均主张反抗侵略，他们都是国家的脊梁，“苟师其德业，可以治国字人；慕其风范，可以激贪励俗”
(注：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21页。)
。深研宋史的聂崇岐，以史抗战，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继承了两宋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也是天水一朝之文化于治道学术裨益的体现
(注：陈寅恪《赠蒋秉南序》，《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82页。)
，更是“一个现代爱国史家对祖国和中华民族应尽的一份义务”
(注：王曾瑜《治辽宋金史杂谈》，《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5页。)
。抗战胜利后，聂崇岐“本痛定思痛之旨”，仅用四个月时间就编写出《九一八至双九日寇侵华大事纪》，“用资警惕”
(注：聂崇岐《九一八至双九日寇侵华大事纪》，《大中》1946年第1卷第1期，第45页。另见：夏自强《功不可没的聂崇岐教授》，张世林编《学林往事》中册，第1008页。)
，展现出宋代士大夫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责任与担当，与严复所言宋人造就中国今日之现象冥合
(注：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68页。)
。所以，聂崇岐笔下的这些宋代人物，不仅是研究之需，也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有感而发，更是宋人精神在其身上人格化的体现。
此外，聂崇岐在其他文章中也对宋代历史人物进行了评价。北宋杰出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因一意革新旧制而被时人戏称为“拗相公”，但聂崇岐认为：“王安石之不为浮言所动，正足见其坚毅不拔；所谓‘拗’者，无非恶之者所加之恶名词耳。若云新法流弊已见，而仍不恤人言，已超越坚毅程度，足可及于‘拗’境。则旧法之病民更甚，亦两害相权取其轻者之意而已；况新法流弊固随时予以纠正，并非任其自然乎？”
(注：聂崇岐《书评：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燕京学报》1948年第34期，第299-300页。)
又如北宋开国功臣赵普，他评价道：“赵普一学究耳，然能谋深虑远如此，亦不可谓非人杰。若其天性忮刻，睚眦必报，且使秦王光美不得其死，为人固多有可议者。第过不掩功，况过又率属私行，而功则在生民与社稷乎？”
(注：聂崇岐《论宋太祖收兵权》，聂崇岐《宋史丛考》上册，第282页。)
这些叙述虽然不长，但是持论公允
(注：夏自强《至当为归的聂崇岐先生》，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14期，第212页。)
，颇有见地。
在聂崇岐撰写的宋史论文中，历史人物并不占多数，却是20世纪以来较早对杨家将、尹洙、赵鼎进行探讨的宋史学者
(注：可参阅：方建新《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618、1148、1200、1367页。按：在“赵鼎”栏，方建新将方健1985年发表的《赵鼎主守投降说质疑》列为该栏第一，而聂文发表于1944年，在时间上早于方文。)
，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应忘怀。此外，他对于历史人物、时代背景与历史人物关系的关注，也值得大家适当反思。应该承认，自梁启超揭橥“新史学”的大旗以来，以“事”或以“问题”为本位的史学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但亦有不足之处，这要求重新重视作为史学活动主体的“人”
(注：参见：王汎森《人的消失？！——兼论20世纪史学中“非个人性历史力量”》，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14-350页。)
。
三 点校《宋史》
元修《宋史》成书仓促，讹误错漏不堪，为历代治宋史者所诟病。聂崇岐对《宋史》也多有批评，他说：“《宋史》久以芜杂乖谬著”
(注：聂崇岐《宋代制举考略》，聂崇岐《宋史丛考》上册，第175页。)
，“错乱牴牾，不一而足，难为典据”
(注：聂崇岐《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聂崇岐《宋史丛考》上册，第70页。)
。聂崇岐遂有志匡补史书缺漏，以求正本清源，《宋史地理志考异》、《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即是其补正《宋史·地理志》的重要尝试。但《宋史》一书，“于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
(注：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7页。)
，再加上编纂引得等其他原因，聂崇岐始终未能如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生的国家政权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和动员力，为大型文化典籍的整理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也曾对古籍整理作出过相关指示。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应运而生，聂崇岐成为历史组的成员之一。在此背景下，标点“二十四史”工作逐步展开。根据工作安排，《宋史》由夙治宋史的聂崇岐负责点校。
一般情况下，整理古籍要用校勘精审、比较接近原书面貌的善本作为底本。《宋史》版本众多，有至正本、成化本、南监本、北监本等。在仔细对比各版本的优劣后，聂崇岐初定“元至正本，也是《宋史》的祖本”作为底本
(注：聂崇岐《聂崇岐先生〈校勘宋史凡例〉》，《书品》2007年第2辑，第92页。)
。民国时期，张元济曾在上海影印过百衲本“二十四史”。百衲本“二十四史”充分吸纳了不同本子的优点，又集传统版本、目录、校勘学之大成，极富学术价值
(注：聂溦萌《重新发现的百衲本〈北齐书〉〈周书〉〈北史〉校勘记述论》，《文史》2021年第2辑，第103页。)
。百衲本《宋史》“是用元至正本和明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对校，修补和改正了某些错字”
(注：中华书局编辑部《出版说明》，脱脱等《宋史》，第4页。)
，是较为理想的校勘底本。因此，聂崇岐最终选定百衲本《宋史》作为底本
(注：闻黎明《聂崇岐》，刘启林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第272页。)
，这也奠定了今本《宋史》的版本基础。
《宋史》底本既已择定，接下来就是对其进行校勘。古籍校勘，主要是订正一部古籍中的衍、讹、脱、倒等问题。为此，聂崇岐制定了精密细致的《校勘宋史凡例》（下简称《凡例》），作为自己的工作指引。《凡例》就点校方法、操作规范等作了相应的规定和说明，是聂崇岐点校《宋史》的纲领性文件。由《凡例》可知，聂崇岐主要采用陈垣提出的“他校”、“本校”等“校法四例”
(注：聂崇岐《聂崇岐先生〈校勘宋史凡例〉》，《书品》2007年第2辑，第92页。)
，但其中也有一些自己的经验所得，并非全盘借鉴，没有自己的主张。此外，他主张在尊重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充分吸收前人的校勘成果。由此可见，聂崇岐试图综合运用多种整理方法，以期能全面更正《宋史》讹误。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聂崇岐积极投入到点校《宋史》工作中。但因身体原因，他不幸于1962年4月17日午夜悄然离世，《宋史》点校也随之中辍。
聂崇岐逝世后，从1963年起由罗继祖、邓广铭继续点校《宋史》，后受环境影响而被迫停止。1971年，标点工作重新启动，但工作组将《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宋史》转移到上海进行，并将相关点校材料一并移交上海以供参考
(注：王芳军《二十四史工作汇报》，《书品》2011年第6辑，第87页。)
。6月，标点《宋史》工作正式开始，程应镠等负责点校。8月4日，程应镠在家信中写道：
从北京带来聂崇岐、邓广铭等人点校的《宋史》。我取出两卷和我校点过的对了一下，在主要问题方面，我和他们校的是相同的，在次要问题方面（即读得通，点得断的方面），则各有所遗漏。
(注：虞云国编著《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16-317页。)
聂崇岐在去世前已经初步标点完《宋史》全书，并“写出一些校勘记样稿”
(注：中华书局编辑部《出版说明》，脱脱等《宋史》，第4页。)
，这些样稿的大致内容可从《校宋史本纪札记》中看到
(注：聂崇岐《校宋史本纪札记》仅太祖至孝宗朝，即卷1至卷33。参见：聂崇岐《校宋史本纪札记》，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399-492页。)
。如信所言，上海工作组在点校过程中参考了聂崇岐、邓广铭等人点校的《宋史》稿本。因此，今本《宋史》吸收了聂崇岐的点校成果，或无异议。以下略举几例试作论证。
咸平三年（1000）春正月，益州发生叛乱。宋真宗“诏户部使雷有终为泸州观察使，帅师会李惠等讨之”
(注：脱脱等《宋史》卷6《真宗一》，第111页。)
。“泸”，《宋史》原作“庐”。宋代益州，即今四川成都；泸州，指今江阳、合江等地；而庐州则是今安徽合肥一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载：“上始闻王均反，即以户部使、工部侍郎雷有终为泸州观察使、知益州，兼提举川、峡两路军马招安巡检捉贼转运公事。”
(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咸平三年正月甲午，第989页。)
《宋史·雷有终传》也有相关的一条材料：“即日，拜有终泸州观察使、知益州兼川峡两路招安捉贼事。”
(注：脱脱等《宋史》卷278《雷有终传》，第9457页。)
益州发生叛乱，应该就近派兵镇压，若从千里之外的庐州调兵，恐远水救不了近火，而泸州在地理位置上与成都较为接近，可以及时发兵平叛。同年九至十月，雷有终率军收复失地，而贼首王均亦在不久后“穷蹙缢死”
(注：脱脱等《宋史》卷278《雷有终传》，第9459-9460页。)
。所以，聂崇岐根据《长编》和《宋史·雷有终传》，将“庐州”改为“泸州”。聂崇岐校勘记：“《续长编》卷四六，页六上，作泸州观察使。《宋史》卷二九八《雷有终传》亦作泸州，应改。”
(注：聂崇岐《校宋史本纪札记》，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422页。另，《雷有终传》在百衲本《宋史》卷278，此处写成卷298，未知何故。参见：脱脱等《宋史》卷278《雷有终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a、7a页。)
今本《宋史》所作校勘亦是如此：“‘泸’，原作‘庐’，据本书卷二七八《雷有终传》、《长编》卷四六改。”
(注：脱脱等《宋史》卷6《真宗一》，第119页。)
由此可见，两者校勘记相符。
又如高怀德，北宋名将，宋太祖重要的从龙功臣。赵宋代周后，赵匡胤论功封赏。据《宋史·太祖本纪一》载：“（以）江宁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
(注：脱脱等《宋史》卷1《太祖一》，第5页。)
事实上，《宋史》这条关于高怀德的记载亦有问题。对此，聂崇岐写出如下校勘记：
《续长编》卷一，页五下，“常山高怀德自江宁节度使为义成军节度使；……辽人张光翰……为宁江军节度使。”《东都事略》卷二一，页二下，《高怀德传》作“宁江军节度使”。《五代会要》卷二四，页七下，夔州于后唐天成二年七月升宁江军节度。至江宁军，唐曾置于升州，不久废（。）升于五代时为南唐都，无江宁军之号。故凡《宋史本纪》及《高怀德传》之作江宁者皆倒误。又毕氏《续通鉴》正本直书宁江军节度使……常山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附《考异》云:“《宋史·太祖纪》、《高怀德传》皆作江宁，考其时升州未入版图，亦尚无江宁军之名，当是宁江之误。宁江者夔州军号也。怀德易镇而以张光翰代之。《长编》于光翰书宁江，怀德书江宁,盖传写有误耳。今皆改从宁江军，庶无歧混。”《考异》云宁江误作江宁是，但云“升州未入版图,亦尚无江宁军之名”亦误。盖下南唐后，改称升州，后以仁宗潜邸始升为江宁府建康军节度,盖无江宁军号也。
(注：聂崇岐《校宋史本纪札记》，聂崇岐《宋史丛考》下册，第399页。)
而今本《宋史》作出的校勘如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在“高怀德”条作“江宁军”，在“张光翰”条又作“宁江军”。毕沅《续资治通鉴》（以下简称《续通鉴》）卷一《考异》说：“考其时升州未入版图，亦尚无江宁军之名，当是‘宁江’之误。宁江者，夔州军号也。怀德易镇，而以张光翰代之。《长编》于光翰书‘宁江’，怀德书‘江宁’，盖转写有误耳。”
(注：脱脱等《宋史》卷1《太祖一》，第19页。)
两相比较，一目了然，今本《宋史》除了没有使用《东都事略》和《五代会要》的相关史料，其他则与聂崇岐所出校勘基本一致。
《校宋史本纪札记》是聂崇岐以《长编》、《续资治通鉴》、《东都事略》等若干史料校点《宋史》本纪时写成的校勘札记
(注：闻黎明《聂崇岐》，刘启林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第272页。)
。聂氏就《宋史》所载逐条对读、仔细审校，并用扼要文字将有问题的地方一一标出
(注：闻黎明《聂崇岐》，刘启林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第272页。)
，可靠的史料来源、科学的校勘方法、严谨的工作态度为其论断提供了有力支撑。为更好地论证，现将今本《宋史》卷1至卷33和《校宋史本纪札记》的校勘记对比统计如表2。如表2所示，今本《宋史》卷1至卷33校勘记凡302条，其中118条与聂著校勘札记相似或相同，聂崇岐的校勘记当是今本《宋史》的重要参考之一。或正因为如此，《宋史》重印版在《出版说明》中说：“本书原由聂崇歧（岐）同志负责点校，初点已经完成，并写出一些校勘记样稿。”
(注：中华书局编辑部《出版说明》，脱脱等《宋史》，第4页。)
这即是对他工作的肯定和对他的告慰。
表2 校勘记统计表
(注：此表据中华书局1977年版《宋史》和聂崇岐《校宋史本纪札记》整理而成。)
《校宋史本纪札记》“虽是未完成的手稿”，但读来使人“心悦诚服，拍案叫绝”，是聂崇岐校勘《宋史》的学术成果
(注：闻黎明《聂崇岐》，刘启林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第272页。)
，不仅对当时的点校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今人修订《宋史》亦富有参考价值，而且也是聂崇岐宋史研究的心血结晶，文中对史事、人物、职官、地名等相关问题的考证，为现代宋史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书影
除了研究宋史，聂崇岐也在燕大开设宋史课程，指导学生研究宋史。如指导谢桢撰《元祐党人碑》，缪希相（后改名李涵）撰《范仲淹评传》，陈公柔撰《熙宁变法在财政上之收获及对后来之影响》
(注：聂文华《民国时期北平四高校宋史课程教学探研》，《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第106页。)
，这些题目均是有宋一代政治上具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亦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不少学生因此走上学术道路，以学术作为一生追求。李涵即成为著名的宋辽金元史学家。聂崇岐的宋史研究也因燕大的跨国交流活动，影响及于海外。美国历史学家柯睿格于1936年至1940年访学燕京研究宋史，其真正导师即为聂崇岐
(注：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