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失的署名
屏幕上的故事发生在夏日酷暑，三个孩子因为意外目睹了一场谋杀，开始与杀人犯周旋——杨涵看到了老师在黑板上画下“笛卡尔坐标系”、讲述笛卡尔与公主的故事，那是她的创意。包括剧中母亲对老师说“孩子最重要的是学习，不需要搞人际关系”，那也是她和搭档写下的台词。她一口气看了几集，发现了越来越多他们写在初稿剧本里的内容。
杨涵和她的编剧搭档王雨铭都曾参与这部剧集制作，但编剧栏没有他们的名字。
片尾演员表里倒是有一个“杨涵”——那是她在编剧阶段为了埋一个彩蛋，特意为某个配角取的名字。而编剧“杨涵”呢？直到剧集结束的最后几秒，她才在特别鸣谢栏里找到了自己和搭档的名字。
王雨铭和杨涵的名字位于剧集的特别鸣谢栏。（图/《隐秘的角落》剧照）
这是 2020 年夏天最火的剧集之一，网络剧《隐秘的角落》刚一上线就收获了大量好评，豆瓣评分至今 8.8，120 万人参与打分。但两位编剧看完却心情复杂。
两人和这部剧集的交集得从六年前说起，2018 年，青年编剧王雨铭接到了这个合作邀约，来自他的校友卢静，她当时作为制片人负责紫金陈小说《坏小孩》的影视化改编工作。接着王雨铭找来了同为编剧的杨涵一起加入创作。
尽管后来和制片的合作有些许不愉快，但在初期，两位编剧都非常期待这次改编合作。紫金陈作为当时市场上最热门的推理小说作家之一，前作《无证之罪》的成功，都让两人非常认可新作的潜力，即便制片人对半砍价，他们也接下了这个项目。
双方在2018年11月达成合作，合同约定，全剧12集，两位编剧负责8集分集大纲及对应剧本的创作，并享有编剧署名，另外4集由当时的副导演兼编剧完成。
三位编剧和时任导演组成了当时项目的主要创作团队，他们磨合、讨论数月，王雨铭和杨涵依次完成并提交了人物阐述、八集剧本的分集大纲和三集审阅版剧本。作为一部平台自制剧，这些材料是项目当时“过会”的重要材料——平台将在会议上评估项目的影视化价值，结果直接决定了该剧的评级与制作预算。
双方的分歧就发生在项目顺利“过会”后。时任导演及副导演突然退出项目，制片人告知王雨铭和杨涵，她有意邀请新导演和新编剧加入。与此同时，她要求二人：一个月内写出12集剧本，“为送审抢时间”。不同于一般题材仅需广电总局备案审批，这类以刑事案件为主要剧情的涉案剧往往面临更繁琐和漫长的审批流程。
两位编剧都觉得这个要求不合理。且不说一个月写 12 集是否符合创作规律，《隐秘的角落》光剧本第一集就有 2.7万字，他们当初写了一周多。而且原合同只约定了 8集工作量。
两人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担忧，这样匆忙赶出的剧本真的能作为拍摄使用吗？自己的编剧署名还能不能得到保证？
他们希望跟制片人就目前的情况进行协商。两人已经为这部作品花了太多心思，都不愿意放弃这个项目。
但他们等到的是冷漠回复。关于署名问题，制片人卢静直言“保证不了”。她表示自己已经邀请了新编剧，对方决定独立创作全部剧本。换言之，写完三集剧本的王雨铭和杨涵被弃用了。
按照合同约定，甲方对编剧的工作不满意，随时可以解约，2019 年 1 月，两位编剧、原导演和副导演都相继离开了项目，新导演和新的编剧团队加入。一年后，《隐秘的角落》制作完成上线。
两位编剧说，当年终止合作时，制片人明确表示后续编剧会重新创作剧本，不会以他们二人的创作内容作为基础。制片方支付给两人的酬劳也只有定金和大纲费用，三集剧本并未付款。合作不愉快，有一度两人都约定不去看剧，不再提起这段经历。
但后来剧集上线，杨涵在网上的视频切片里看到熟悉的桥段，怀疑制片方没有告知便使用了他们剧本。两位编剧随后发现成片中有数十场戏直接使用了他们初稿剧本的内容，包括主要人物的出场、核心大事件和结构设计等。
两人打电话质问制片人卢静，“用了我们的内容，为什么没有署名、也不结完稿酬？”
杨涵曾设计了剧中关于笛卡尔的情节。（图/《隐秘的角落》剧照）后来的沟通频频遇阻。他们又辗转找到了电视剧制作方、万年影业的负责人，并给对方发去了前三集剧本方便对照。当时卢静已经从这家公司离职，公司负责人了解事情经过后，虽然对两位编剧的遭遇表示了同情，最终还是以“合同没有履行完成，不应享有编剧署名”为由，拒绝了两人的要求。
王雨铭坦言，他原本没想过追究此事，项目牵涉太多自己的同学和朋友，合作告吹后他就不大愿意继续“掺和”了。但制片人在电话里的态度彻底激怒了他。
2020 年 8 月，两人联系了律师，以侵害作品署名权为由将万年影业和爱奇艺起诉至法院。那时剧集正在热播，案件情况经媒体披露后，引发关注，一度登上微博热搜。
爆款IP，流水编剧
《隐秘的角落》署名争议表面上是因创作分歧而起，但编剧王雨铭表示，制片人卢静私下向他表示过，项目在平台“过会”后她拿到了更高的项目资金，所以有更多的预算引入更资深的电影编剧。两位编剧回忆，卢静曾跟他们透露，因为答应给如今的第一署名编剧以独立署名，才成功邀请对方入局。
在影视圈，尤其是IP改编剧中，编剧团队的频繁更换十分常见。卢静曾在采访中提到，为《隐秘的角落》项目她面试了不下30位编剧，每人都看过原著、聊过大纲。而据王雨铭和杨涵所知，项目前后真正参与过创作的编剧其实不少于6位。
一直以来，文学作品改编都是影视剧本的重要来源。尤其在被称为“IP元年”的2015年，《花千骨》《琅琊榜》等作品的成功，不仅引爆了网络文学IP的热潮，也让IP改编逐渐成为影视制作的主流模式。这些经过市场验证、具有粉丝基础的IP作品，因其低风险和高回报潜力，通常更受制作方青睐。
改编项目如今也是很多编剧的主要业务来源，特别是那些尚未成名的青年编剧，对他们而言，原创剧本的出路十分有限，“除了参加电影项目创投，几乎敲不开制片方的大门。”而一旦参与改编，劳动成果很难像原创剧本那样，自由转让或再度出售，这使得他们在项目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
姜宁是一位有着15年从业经验的资深编剧，她参与的大多数项目也都是IP改编。“找我的（改编）项目太多，我没时间做原创。原创需要花精力说服对方，还可能面临创意被拿走的风险。既然有人拿着原料来说，‘给我做个蛋糕吧’，那就做吧。”
姜宁遇到过太多“白忙一场”的情况。制片人带着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字的小说找上门来，要求她提出改编思路。姜宁梳理出人物小传、项目亮点和详细的改编方案。结果常常在合同签订前接到制片人的电话：“对不起姜老师，财务觉得您的报价太高了，下次有机会再合作吧。”
电话挂得干脆，甚至没给她降价的机会。姜宁心知肚明，“报价太高”只是借口。她提出的策划方案和改编雏形，很可能会被交给另一个更“划算”的编剧继续执行。
有时候，这个“接手者”可能是更资深的编剧。在影视行业，编剧的资历和名气往往能够成为推动项目顺利落地的砝码。姜宁也曾收到过类似的邀约——制片方会明确表示，她的名字只需要在平台审核时挂在项目PPT上，不需要参与实际创作。但这种看似“轻松”的活，姜宁通常会拒绝：“这笔稿费也是挨骂费”，为自己的作品承担骂名可以，为别人挨骂，姜宁不愿冒险。
行业里调侃编剧是“便利贴”，用完即弃。有时项目班底频繁变动，也不排除编剧们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所以姜宁更习惯把自己比作“摆摊卖水果的”，“别人看你之前的水果卖得挺好的，但不知道你这批进的橘子甜不甜，他总得吃两口，但吃完之后可能就上别人那买了。”
对于年轻编剧来说，被随意替换几乎是常态，尤其是在项目早期阶段。青年编剧陈尔就在刚入行不久时接到过一位同学的邀约，为一部24集的网剧做梗概。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项目：平台买下小说IP，让各承制公司带着剧集方案和梗概竞标。陈尔的同学所在的影视公司是竞标者之一。
项目从一开始就带着不确定性。如果公司竞标成功，陈尔才能真正算是拿下项目；如果失败，他的所有努力都将化为泡影。陈尔接下这活时，也不过是抱着“积累经验”的想法。
制片人递来一份梗概初稿后，便是漫长的反复修改。他花了几个月时间，频繁开会，根据制片方意见一遍遍调整，但始终看不到结果。最终，陈尔放弃了这个项目。
现在回顾这段经历时，陈尔说，“很多小公司想捞大项目时，都会靠这种‘白嫖’的方式磨梗概。”有些制片方还会找来多拨编剧团队同时试稿、比稿。当时递到陈尔手上的梗概，其实也是前几任编剧“轮流改稿”的成果。
陈尔参与的那个项目几年后终于开拍，他听说 IP 被另一家承制公司竞标成功，这意味着，当时他所对接的那家公司，所有“磨梗概”的编剧们，统统成了“炮灰”。
即便如此，编剧们也要被迫适应这套游戏规则，毕竟，配合才有希望留下自己的作品和署名。而一旦创作出爆款，一个编剧在业内的影响力和薪酬都会翻番。
今年刚成为独立编剧的苗婷婷有大半年时间都在自愿“白打工”，也是为了一个署名。诱惑源自一个S级项目（平台根据剧集的制作预算、演员阵容、主创团队等将项目评级，S级为顶级制作），项目背靠老牌制片公司，导演名气不小。
朋友发来邀约时，她正挂靠在一家编剧工作室，收入虽稳定，却只能拿到项目款1/3甚至1/4的稿酬。外界注意到的永远是领衔编剧，她很难被业内真正知晓。
这个机会对她来说太稀缺，为了全力筹备，她索性辞去工作室的工作，一分钱没拿的状况下，写了半年，不停开会，最终交出一份上万字的样纲，以及一份包含所有角色背景、经历和性格变化的人物小传。
那半年，她没有收入，全靠之前的存款生活。但就在正式签署编剧委托合同的前夕，她接到通知，投资方想引入新编剧，她被顶替了。
（图/《我的格林塞之年》剧照）
十年编剧，仍在底层
苗婷婷后来才得知自己被换掉的原因——她个头娇小，声音不够有力，名下没有爆款剧。无论是外形还是资历，投资方都怀疑她是否有能力“把控”这部S级剧作。
事实上，苗婷婷已在编剧行业摸爬滚打了近十年。毕业于一所综合类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这条路她走得并不轻松。起初，她只是一个没有单位、没有名气、没有资源的“三无编剧”。为了积累人脉，她进入一家影视公司担任策划，后来跳槽到一位成熟编剧的工作室。七八年来，她“一点点写，一点点练”，借助工作室的资源和平台，名下终于积累了几部“小爆”的A级项目。然而，这些成绩在投资方眼里似乎微不足道。
接到被顶替消息的那天，她气得整晚没睡。可她无能为力，只能继续等通知，幸运的话，能拿到一些辛苦费，糟糕的话，半年白忙一场。
编剧在影视行业中长期处于“责任大，权力小”的边缘化地位。行业默认“谁出钱谁话语权最大”，制片人和导演偶尔还能站到“中心”，位于创作流程最前端的编剧，却时常徘徊在话语权尾端。
编剧话语权缺失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谁都能改剧本”。去年10月，热播剧《田耕纪》编剧金媛媛与出品方也因署名权和拖欠稿酬问题闹上法庭。金媛媛在微博上透露，开机前后，平台方、演员、拍摄团队等各方频繁对剧本提出修改意见，其中不乏颠覆性改动要求。她尽量配合调整的同时，也拒绝了一些不合理的修改。但剧集播出后，她“和万千观众一样，除了傻眼，只能苦笑”。
编剧们边缘化的处境甚至渗透到剧组生活的细枝末节中。苗婷婷记得，每当新剧开拍，剧组会在横店包下一整栋酒店安排住宿。视野开阔、环境安静的四、五楼通常会留给制片人、导演等“核心人员”；她和化妆师、剧务住一、二楼，这两层每天从清晨开始就被群演的化妆、服装占据，嘈杂声不断。
用餐也有直观差距，导演和制片人的饭菜由专人准备，装在保温饭盒中直接送到手上。苗婷婷与群演、剧务、化妆师、录音师等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从泡沫箱中自取一次性盒饭。
悬殊的地位差异也影响着工作规则，许多编剧不得不接受合同中含糊的“霸王条款”，如“剧本必须改到甲方满意为止，否则可以无条件解约”，“项目取得播出许可证后才付尾款”等。
“拿不到尾款是我们这个行业默认的事情了”。入行十年，陈尔自嘲道。这些年，他频繁“踩坑”，很多作品不仅没有署名，连报酬也打了水漂。
去年，他经历了和苗婷婷几乎如出一辙的遭遇。当时他作为唯一编剧参与一部院线电影制作，制作方在剧本定稿后又邀请新编剧加入，陈尔被降格为“剧本策划”。陈尔当即决定放弃尾款并中止合作。编剧合同按照工作阶段支付劳务费，当时他已经完成故事大纲和剧本，理应支付对应稿费。但没多久，他就得知“老板被抓，公司资金链断裂”，他最终只拿到头款，且仅为约定报酬的1/5。
许多编剧都有过各种各样的“踩坑”经历。《2019-2020中国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曾访谈了20-40岁之间的208位编剧，75% 的人提到曾遭遇“被骗稿”问题，如剧本被采用但无署名、被盗用创意大纲或核心情节等。
编剧何时才能站到行业的“中心”？很多像苗婷婷一样的青年编剧们常寄希望于写出一部爆款剧，以此提升行业地位。然而，即使是从业十五年、已拥有爆款剧作并开设独立工作室的姜宁，也感叹：“除非是少数几个头部（编剧），无论入行多久，编剧始终是一个被动、缺乏话语权的职业。”
她经常需要为团队争夺署名权。很多时候，等节目播出时，姜宁团队才发现，片头编剧名单中多了制片方工作人员的名字，而真正参与创作的年轻编剧们的名字却被挤到片尾——“就那种哗一下带过的、特别小的芝麻字。”
“这是怎么回事？你这属于侵权你知道吗？”姜宁曾质问过制片人。但多数情况下，事情最后都不了了之。姜宁无奈地解释，这是妥协后的结果。如果撕破脸，团队可能拿不到尾款，甚至失去今后合作机会，“对（团队年轻）编剧们肯定是不公平的，但我没办法，只能屈从。”
走出“隐秘的角落”
在很多编剧看来，像杨涵和王雨铭这样通过诉讼讨回署名是个冒险的决定。由于行业内缺乏有效的保障和维权机制，创意或相关内容的版权归属难以证明，过程既复杂又耗时，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而且编剧行业依赖口碑和人脉，项目的获取往往是靠“圈内人推荐”。如果因维权被贴上“不好合作”的标签，无异于自砸饭碗，“毕竟（行业）有大把的其他编剧可以选”。
四年前，杨涵和王雨铭做出这个决定时，也知道这不是一条轻松的路，但他们没想到，过程会如此漫长。
为了尽量缩短程序，他们放弃了对三集稿酬的追讨，仅要求8万元的维权成本赔偿。法官也曾询问他们是否接受调解，他们拒绝了：“我们就是要讨一个说法。”
官司持续的四年里，每次开庭前，杨涵都会失眠。庭审时，她总会随身带着一本《道德经》，“我得让自己分分心，不然听到对方律师那些话，我可能当场就会哭。”
能支撑她坚持下去的还有一个她自认为“幼稚”的信念：“我们写涉案剧的时候，故事最后总是希望给观众一个情绪出口，（所以会写）正义得到伸张。如果这个官司我不打下去，怎么能相信这些东西？以后我还怎么写？”
四年来，案件经历了两次管辖权争议和多次开庭审理，双方提交了大量证据。核心争议集中在对剧本内容的比对和认定，于是两位编剧申请法院调取片方当时在广电总局备案的剧本作为比对依据。
今年十月，法院作出最终判决，法院认定，《隐秘的角落》前三集大量使用了王雨铭和杨涵的剧本独创性表达，两人应当被署名为编剧。同时指出，制作方和投资方对剧本创作的实际情况应当知晓，却未署名，存在明显的主观过错。
直到判决执行的最后期限那天，万年影业才通过《隐秘的角落》官方微博发布公开致歉，并在剧集前三集中为两人署名“本集编剧”。但片方未将署名置于片头，对方在法庭上解释，更改片头动画存在技术难度，且重新送审可能导致总局不通过。
胜诉后，片方将王雨铭、杨涵署名为前三集编剧。（图/网络截图）
不管怎么说，事情总算有了结果。这个道歉两人等了整整四年，那天杨涵忍不住大哭，她在微博上写道，“维权辛苦，类似于自讨苦吃，但如果打赢了，就可以走出隐秘的角落，可以正大光明地把以前吃过的黄连和哑巴亏都吐出来。”
然而，一场胜诉并不能改变整个行业编剧维权的困境。编剧权益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杜红军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编剧维权的难题有深层次的制度性原因。法律对编剧权益的保护不够具体，纠纷的判定缺乏统一标准，而维权成本高、周期长，又让许多人选择隐忍。
相比之下，好莱坞的编剧行业有工会作为后盾，流程和保障更加规范。比如在署名争议上，工会要求剧本定署名时，必须通知每位编剧确认。如果编剧有异议，可通过工会申请仲裁。此外，只有完成剧本不少于30%创作量的编剧才有署名权。
在国内，编剧更多时候要独自面对侵权的风险和维权的消耗。两年前，姜宁也因署名争议跟制片公司打了一场官司。尽管最终胜诉，她却在事后接到了国内一位头部编剧的电话，对方提醒她，自己以前也打过维权官司，虽然赢了，但之后“被行业打压了很久”，所以特地劝姜宁低调一点，不希望她重蹈覆辙。
姜宁确实感受到了周围态度的微妙变化。一些甲方或平台在洽谈时会旁敲侧击地问：“姜老师，那次官司是怎么回事？您对改稿的配合度怎么样？”面对这些提问，姜宁不得不反复解释，试图打消对方的顾虑。
那次官司之后，姜宁变得更加谨慎。她与一家律所签约，请律师为她审核合同，为未来的合作协议把关，“律师可以告诉我哪里可以让步，能让步到什么程度，万一出问题，损失会有多大。”但说到底，这个行业没有完全避坑的方法，“只能尽可能衡量（风险）。”
片方公开发布致歉声明。（图/网络截图）从今年开始，苗婷婷频繁接手短剧项目，用她的话来说，钱和署名总得抓紧一头。
她知道，像自己这样的年轻编剧，未来接触到S级项目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她记得自己刚入行时，正值IP热潮，大量大大小小的项目涌现，那时行业追求“小而美”——低成本、高效益的项目不少，年轻编剧因而不缺机会。但近几年，影视行业陷入寒冬，她发现资金逐渐集中到流量明星和知名导演主导的S级项目上，这些大项目又大多被资深编剧和大型编剧工作室垄断。
她的同学中，留在行业里的已经所剩无几，大多数选择了转行，离开北京回到家乡，去考公、考编，或者进入地方电视台和社区居委会工作。她几乎是唯一一个还在做编剧的人。
苗婷婷之所以还在坚持，就是因为名下积累的几部署名作品。如果选择离开，她就得从头再来，这些年的努力全付诸东流。
苗婷婷还想继续拼一拼。她在心里计划，“如果情况最差，大不了回到公司当策划。”那是她曾经职业生涯的起点，如今她把它作为行业的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