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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黄安年教授《关于书的“经典”对话》：“书多了，身后怎么办，子女无兴趣，图书馆也兴无趣，将来这些书多半恐怕要进造纸厂的。”当年我导师去世，家中的图书全部当废纸处理了。估计是因为既睹物思情，又后继无人。如果事先通知，我们会挑选一些。我的表叔研究明清文学，上次看望，想挑几本，欲言又止，八十多了，一屋子的书，而子女基本不读书，估计以后也卖废品了。翻出旧文，不胜怅惘。
虽说读好书如晤良友，如对佳人，甚至还有人说坐拥书城，万户侯也不换。但积书充楹，反客为主；友朋麇集，瞋目攘臂；佳丽三千，争风吃醋：毕竟也是烦心的事。时移势易，情恼意怠，还是分开的好。所以，隔了一年半载，自觉不自觉地，就要整顿一下书架，清理一次队伍。心犹不甘的，盛装送人；面目可憎的，扫地出门。
当然，相处时日，自然生情。面对新欢旧好，常常流连再三，恋恋不舍。于是效法高祖，与书约法三章。若有不契者，硬起心肠，前缘不续，挥泪送宫娥！
一是年代久远，纸张黄脆，字迹漫漶者。
如《桃花扇》、《长生殿》、《围城》、《拾遗记》、《堆垒素数论》、《线性代数》、《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等，大多出版于四五十前，中学时代购买，现在多已形容憔悴，眉目不清，蓬头垢面。何况，这些旧书又非宋版元椠，连民国刻本都不是，存货很多，新版不断，有什么保留价值？
如《半农杂文》一、二集，《花间集》、《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等，或翻印，或早出，或竖排，字小行窄，蜂拥蚁聚，上海书店1980年《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大约还是胡适著作解放后的首次露面。当时年少，精神好，看起来都很美，不吃力。现在头昏眼花，读来格外费劲。这些年，凡竖排、字小的书，一律不买，以至累及一些港台版好书。
朝令可夕改，积习却难移。旧友断断续续离去，新人络绎不绝到来，结构虽有调整，总量仍在增加，这又如何是好？
二是时效性强，事过境迁，敝帚不珍者。
曾经多年，读书畏闻文字狱；我等无能，作文多为稻粱谋。这些大多是专业书，买之读之未必赏心悦目，但得提级加薪、柴米油盐而已。
如基础数学、经典物理等自然科学，或文学、语言、艺术、神学等人文学科，就像中医、算卦或者文物，知识创新不易，传统或更珍贵，某些书可以三十年甚至三百年基本不变，通一本书可以混一辈子。黄侃五十岁前不著书，韩儒林板凳要坐十年冷。但某大学《高等数学》几十年如一日，某些教材山寨版数以百计。沈士远在北大讲《庄子》，开篇的《天下》就讲了一年。刘文典《庄子》课上第一句总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
不过，社会科学或现代科学、技术变化神速，日新月异，甚至指鹿为马，一夕数惊，出版物更新的速度也快。如政治、财经、计算机之类，如国内的教材、法规，如应对工作或任务类而买的急就章，当时新鲜，过目即厌，已经淘汰多轮了。只是，有点恋旧和考据癖，所以架上还留了一些。
还有些书，新版本不断出现，旧相好只好舍离。如刚刚去世的任继愈先生，1986年在陕西宝鸡初读他的《老子新译》，现在新出了《老子绎读》，只好喜新厌旧、移情别恋了。类似的如《民主新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类，原著、汉译推陈出新，胜意纷呈，只好被出版社牵着鼻子走。
当然，好多新书旧错未改，新错纷飞。如上海财经大学版《法和经济学》，新版中将武圣人孙子（Sun Tzu）一会儿译为“孙中山”，一会儿译为“桑·图”，不知底细，还以为是古今中外的三个人。而今Sun Yat-sen（孙逸仙、孙日新、孙中山）又可戏译“双鸭山”，高鼻深目之欧玲、卫礼贤、司马贺却被引为炎黄同胞。这样的书，对之奈何？
三是虽为名作，他人食之有味，自己视为鸡肋者。
买书为了阅读，不为储藏。曾经好高骛远，抢过一批诸如商务版的汉译名著、三联版的学术文库的书籍，诸如康德、彭加勒、索绪尔、弗罗姆、蒋中一等人的高头讲章。对于书，或许真的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偷，买来的书少读，借来的书多读，不让读的书偷读，而许多藏书至今还只是翻而不阅，形同陌路。
有些书，如王蒙、茹志鹃、陈梦家、莫言等人的某些作品，古希腊或者歌德、里尔克的某些译作，以前虽予理睬，今后难再亲近，于是恭送出门，另寻主人。即使思念，如今电子、网络时代，他们的书多有电子版、云存储，书店中三五折也可买到，不必窝藏家中，误人青春。
有朋友说，一本书，如果一年还想不到翻一次，就该扫地出门了。还有人说，财要早散，书也要早散。儿孙或有儿孙福，异代风流各一时。这样的书，还有一堆，留之少用，弃之可惜。何况买书不易，读书无用，藏书成本更是高昂，帝都、魔都一平米十万元！以后的日子，还将细细甄别，慢慢送客。
与君长别离，相识莫相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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