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模范监狱》：“法政救国”缘何凋零

2017年6月12日，易中天首部话剧《模范监狱》媒体见面会。

图/视觉中国

易中天《模范监狱》：“法政救国”缘何凋零

文 | 苏横

（媒体人）

近代以降，洋务运动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宣告破产，先进的中国人普遍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只是船坚炮利的器物层面，而且是全方位的落后，特别是制度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因此，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一道，“法政救国”也成为当时不容忽视的社会思潮和行动。但由戊戌变法经清末新政和民国肇造后的种种努力，“法政救国”仍不免悲剧式凋零的命运，令人唏嘘。个中缘由除了当时内忧外患、时局不靖等外部因素，也有中国社会肌体的自身原因。

易中天先生的话剧《模范监狱》，就是对上述内因的舞台化展示。简而言之，作为“人治”工具的法制与作为“人治”对立面的法治之间的PK，以及它们在近代中国上演的宿命，成为该剧矛盾演化、情节展开的主轴。

《模范监狱》的故事发生在1936年秋，“九省通衢”的武汉。当时，当局为“安内攘外”而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已推行两年半。为展现运动成果，国民政府决定评选模范监狱以供友邦记者团考察，并派特派员前往指导。武汉监狱负责人闻讯，紧急组织犯人强化训练以谋封赏。岂料不堪教化的“学员”洋相百出，监狱里贪赃枉法的现象反倒暴露出来。更让人不解的是接连来了三个特派员，他们有真有假，还有人身份暧昧、来路不明。于是歌声之后枪声响起，血案之后冤案发生。

就价值观方面而言，法治最基本的含义有二：一是制定的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国王也在法律之下”；二是制定的法律应当是良法，“恶法非法”。因此法治的养成，还需要违宪审查等具体制度的确立，需要其他诸如民主、宪政、共和等制度支撑，以及自由、权利、责任、公平、正义等精神滋润。但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百代犹行秦政制”，法制是人治之下权力专制的工具，权力大于且高于律法，律法需随时服从于权力；一旦把字面上的法律当真，就难免吃亏，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话剧《模范监狱》 海报

“典狱长是党国的面子，看守长是党国的骨子，假特派员是党国的影子，真特派员是党国的镜子。”审视《模范监狱》不难发现，监狱名义的二把手看守长、假特派员和名义的一把手典狱长、真特派员四个角色，恰好演绎了中国传统人治之下的法制和现代法治模式的争斗，而故事的结局则深刻展示了法治理想主义的慷慨悲歌。

看守长是前清司法和政治腐败的嫡系传人，他的祖父就是前清时代的狱卒，因此他也是黑白两道通吃，分赃严格按照权力大小照顾方方面面，平时深藏不露，在关键时刻又心狠手辣杀死了真特派员，并能处变不惊，迅速掌控局面。

与看守长类似，假特派员奉行的唯利是图，点子多、脑子快，创意层出不穷，成为整部剧情节跌宕起伏的关键人物。不过“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在分赃之后，他仍然难免一死。

可以说，看守长和假特派员是中国传统政治和法制中“滑吏”的典型。他们实际上不择手段地玩弄政治和司法权力。读懂了他们，也就读懂了中国政治传统中最丑恶、也是最有效的部分。

与此相反，典狱长早年毕业于法政学堂，风度儒雅，曾是法治理想主义者。但在大环境下，他不得不与看守长同流合污、俯首帖耳。不过当事件的发展突破了他的道德底线时，他心中的良知被唤醒，并最终评价真特派员“是个清官”，并出资加以安葬。

与典狱长的法治观相契合的真特派员出身富家子弟，留洋归来后一身正气，他的出现让监狱的黑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对“新生活运动”的主旨把握一气呵成，对民权、民主、民生的演绎淋漓尽致，并唤醒了犯人的良知，也因此逼得维护潜规则的看守长绝地反击，一口咬定他是共党而最终殒身。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定论：典狱长和真特派员，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现代化中“法政救国”的典型人物，当时秉承这一思想并身体力行者绝不在少数。仅以笔者手中的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修《续平度县志》为例，该书收录了自清末废除科举至1936年间（恰好是该剧表现的时间段）平度县的学堂毕业生共300人。据笔者统计，其中明确记载有71人学习法政，所占比例高达23.7%，由小可以见大。但“法政救国”最终仍未渗透入中国社会内核，却与之维持着“油是油、水是水”的状态，并影响至今。这究竟是为什么？

但“法政救国”最终仍未渗透入中国社会内核，却与之维持着“油是油、水是水”的状态，并影响至今。

良好的制度获得生长，需要合适的土壤、阳光和水分。除了该剧展示的中国传统政治司法的腐朽与落后，阻碍“法政救国”实现的，还包括支撑上述传统政治司法运作的人性中丑恶的部分。这在《模范监狱》中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比如，众多囚徒前一秒钟还为真特派员的义正词严而感动，后一秒钟则在看守长的枪口下迫不及待构陷真特派员越狱。这是对人性中丑恶一面最有力的鞭挞，特别令人警醒：那些曾经秉持“法政救国”思想的理想主义者，在面对中国现实时，千万不要被人性之恶俘获，要警惕那些企图蘸人血馒头者。

当然，编剧还是给人性留了一个小小的后门：对于死去的真特派员，众人在抬走他的时候，还有一丝的悲悯：两个妓女在他尸体上放了绢花，而书生气未泯的典狱长还有点激动，称赞特派员是清官。

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挽救一个法治理想主义者的生命——换言之，法治理想主义者之死，实际是死于不受制约的权力运作体系，以及此下埋伏的人性之恶。要拯救法治理想，不仅需要全面的制度建设，更需要唤醒人性中向善的因素，并与之形成合力，此外还需要一些运气，方有希望。而这恰恰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讨论罕至之处。通过制度建设挽回道德人心、改良社会土壤，从而在避免先进制度“硬着陆”的同时，摆脱陷入专制主义者的道德话语陷阱，仍是关心中国社会转型者所需要直面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