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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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节日，男人被观看

新京报书评周刊 · 公众号 · 读书 · 2017-03-08 08:44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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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今天，是3月8日妇女节。各大电商已经疯狂地用“女王节”的名号轰炸了一个星期，好像“女王”是通过购物来加冕；社交媒体上，关于“妇女”“女权”的讨论又在持续进行，可理性的声音却好像难免被意气与攻击淹没。

但这个节还是要过的。今天书评君决定轻松一点，不是总说女性在被男人观看吗？我们索性来一个“反转”，专门看看几百年来的女作家们，是怎样用自己任性的眼，用自己犀利的笔，来“观看”男人的。

怎么样，这么“庆祝”节日还是有趣的吧？

撰文 | 宫子

从简·奥斯丁到勃朗特

由“白马王子”落入尘埃

有很长一段时间，写作世界只是对男性敞开的。别说如何描写小说里的男性，单单是如何完成一部小说，让它们在市面上流传对女作家而言就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简·奥斯丁曾经满怀热情地寄出自己的小说手稿，收到的答复却是“这不是女人应该做的事情”。

简·奥斯丁

没办法，只好忍着委屈写作；她有一张翻板的小桌子，每天在桌面上偷偷写作，听到临近的脚步声，便立刻翻过去。就在这种提心吊胆的环境里，奥斯丁写出了六部精彩的长篇小说。然而，奥斯丁终归是个性情温顺的女人，和同时代的大多数女性一样，受到如此冷落却并没有反抗意识；她在小说中呈现更多的是和谐的关系以及理想的模范男性。她笔下的男性明显处于社会支配者，英国绅士，言行举止风度翩翩，而且每位出场时都要自带隐藏属性介绍；其中，以家族谱系，地产收入最为常见：

宾利先生一表人才，温文尔雅，随和安详，并且落落大方，没有一点装腔作势的样子……他的朋友达西先生马上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他高大英俊，面容清秀，高贵从容，入场不到五分钟，人们就相互交头接耳，说他每年的收入有一万镑。

（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

《傲慢与偏见》

作者：简·奥斯丁

译者：王科一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年8月

这些如意郎君就像白马王子一样成为简·奥斯丁小说里的主人公，成为女作家心中心驰神往的形象。他们象征着对美满生活的渴求，以及对幸福、稳定生活状态的满足。这也让同时期的夏洛蒂·勃朗特极为不满，她宣称“简·奥斯丁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

夏洛蒂·勃朗特

如果说《傲慢与偏见》的主人公有两位，一位是伊丽莎白，一位是达西，他们两个人共同铸就了幸福结局的话，那么在勃朗特笔下，支配者已经发生改变；《简·爱》的主人公就是简一个人，她是绝对的发声者、价值核心，相对地，作为男性的罗切斯特则失去了达西式的完美，而被描写为常见的男人：

罗切斯特先生半倚在睡榻上，脚上垫着坐垫。我知道我见过的这位赶路人有着浓密的宽眉，方正的额头，上面横流着的一片黑发，使额头显得更加方正……他那丰满的鼻孔，我想，表明他容易发怒。他那眼里的嘴巴，下颌和颅骨，是的，三者都很严厉，一点都不错……我想从运动员的角度看，他腰宽胸细，身材很好，尽管既不高大，也不优美。

（夏洛蒂·勃朗特《简·爱》）

《简·爱》

作者：夏洛蒂·勃朗特

译者：吴钧燮

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年11月

从此，随着女性与社会联系的变化。男性在女作家笔下的形象也有了不同的走向；他们还会是主人公，但已经不再是女作家内心憧憬的“白马王子”，而成为在陆地上行走的、形态各异的人类。

女性意识崛起之后

男人除了生理优势，什么都没有

女性意识的苏醒和崛起必然需要把传统的男性形象作为牺牲品。于是，在小说里，男性开始变得越来越无力。他们再也不是世界的支配者，而开始变成残缺不全的绅士，被支配的人，甚至一无是处。乔治·桑曾经崇拜的那种阳刚之力，在男性身上不断退缩，开始转移到女性身上。

到了法国女作家弗朗索斯瓦·萨冈这里，男性已经失去了对世界的所有掌控，成为无力的、被支配的一方——这多发生在情感世界里，无论是《某种微笑》还是《凌乱的床》，总是那些充满生命力与激情渴望的女性带动着故事发展，而男性则陷入被牵着走的泥泞：

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没有太在意过自己，生活让他很知足，而现在突然要面对这样一个病态，无精打采，恼羞成怒的人，让他充满了一种五迷三道的的惧怕。难道这个人就是他自己，这个一大清早坐在床边，无缘无故害怕得发抖的三十五岁男人？他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充满欢笑、无忧无虑、情场失意的三十年？他又倒在枕头上，把枕头紧紧地压在脸颊上，仿佛它可以给自己带来一点幸福的睡意。但是他的眼睛睁着。他感到冷，扯了扯被子，又感到太热，于是蹬了蹬被子。

（萨冈《冷水中的一点阳光》）

萨冈

在情爱方面，男性也陷入了被动的一方。萨冈在另一部小说《凌乱的床》中描述贝阿特丽丝面对情人的动作，“她把手放在他的脸上，用食指勾画他的眉毛，颧颊，面颊的曲线，然后是嘴的轮廓。她闭上了眼睛。当然，这是个孩子，可也是个情人，一个非常棒的情人”。

《冷水中的一点阳光》

作者：弗朗索斯瓦·萨冈

译者：黄荭

版本: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6月

但不管怎么说，萨冈笔下的男性虽然失去了传统情爱关系中的支配地位，显得无力而虚弱，好歹还具有一些魅力。例如体格方面，例如在钢琴和诗歌方面，总有点闪光之处。而另一位法国女作家内米洛夫斯基则在短篇小说里塑造了一位“罗斯先生”，这个人几乎是奥斯丁憧憬的达西之反面——追求稳定而趋于保守，在房间里斤斤计较，没有任何人生趣味或追求；对中年臃肿态的刻画，简直令人拍手称快：

（罗斯先生）心中只留下一个顾虑：他自己，他的闲适，他的财富。

罗斯先生一点都不像其他无耻之徒，和大家一样，他谈什么是必需的，赞扬牺牲的高尚；他很乐意大谈特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他在心里还是把自己和他人从本质上区分开来；他把责任留给他人，自己只留下权利……他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看世界。因为他的利益取决于世界的命运，因此世界对他很重要。这样一来，他就心安理得了。

战争爆发时，他在诺曼底自己的家中。他喝着新鲜的牛奶，照看着他的玫瑰。这样十一月份当他再次出现在马勒塞尔布大街时，他就可以笑话一些人离开的故事了。

（内米洛夫斯基，《罗斯先生》）

内米洛夫斯基

整个文学世界内的男性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女性形象的愈发奔放激进相反，男性形象越来越萎缩，从道德品质，社会地位，再到人生追求，男性宛如一块失去颜色的织布。对男性在现实世界中占据的地位，女性作家也用讥讽的口吻表示不屑。最典型的讥讽口吻见于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的小说：

耶利内克

这些男人，地球上的建设者们，他们始终要不停地建设。当他们成为退休者的时候，他们的女人还能认出他们的建筑作品。但是在周末，他们那种神圣的力量却变得软弱。周末，他们不是登上建筑工地的支架，而是踏上酒店的舞台压抑地歌唱……这些男人要变强大，所以他们要有自己的作品，自己的价值。他们要有建设者的成就感。

（耶利内克《情欲》）

《情欲》

作者：耶利内克

译者: 许宽华 / 黄玉云

版本: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年1月

而近现代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更是把男性和女性的对立从文学的讥讽转变到哲学概念上去，使得二者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女权主义代表人物波伏娃的小说——其实倒更愿意将其称为哲学作品——在语言中大量使用“存在”来代替男性人物，用“占有”来称谓情爱，十分冷峻，毫无缓和余地。作家笔下的男性越来越脱离人物本身，具有形而上的意味；只要有男性人物出现，便意味着不合理与敌意。

玛格丽特·杜拉斯对男性的一番看法将这种对立推上了极端：

玛格丽特·杜拉斯

男人活在不透明的生命里，乃至于察觉不到周遭的大部分事物。他们只注意自己，只注意自己的所作所为，乃至于有时候永远也不知道在女人的脑子里，无声无息地，产生了什么念头。我认为，自以为了不起的阳具崇拜依然存在……

男人全都是同性恋……无能，没办法活出激情力量的极限，我会补充这点。

（《杜拉斯谈杜拉斯》）

摆脱身体符号，回到个体本身

男性和女性可能相互理解？

从温顺女性憧憬的近乎完美的“白马王子”，再到不可协调的讥讽，女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单调——小说中男性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解读为男权社会的无能与荒谬。然而，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能单靠某一极便得以运转的。弗吉尼亚·伍尔芙曾经阐释过“双性同体”的想法，便照亮了一点让男性和女性相互理解的曙光：

若是男人，他脑子里女性那部分一定也有影响，而一个女人也一定和她里面的男性有来往。只有在这种融洽的时候，脑子才变得非常肥沃而能充分运用所有的官能。也许一个纯男性的脑子和一个纯女性的脑子都一样地不能创作。

而被誉为女权主义写作者的珍妮特·温特森同样带着理解之心。在写到男性角色时，她并没有像前辈杜拉斯那样尖锐讽刺，而是以男性口吻写出了男性在生命中承受的重负。下面是温特森以第一人称描写的男性形象：

我从自我开始，这就是我所失去的……我将它丢失在理想中的自我和我跳动的心脏之间的缝隙里。

我想变得勇敢，受人尊敬，想要一个美丽的妻子和一栋漂亮的房子。我想成为一个英雄，在码头上与妻儿挥手告别……

但如果我开始讲述我到过什么地方，谁将会相信我？一个男孩可能会被容许，但我已不再是男孩，我是个男人。

……我们都像这样生活吗？两种生活，理想的外在生活，和私密的内在想象的生活。奇怪的是，我航行得越远，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就越宽广。

（珍妮特·温特森《给樱桃以性别》）

珍妮特·温特森和她的《给樱桃以性别》

我们可以惊喜地感受到文学呈现的现代思想进程。女性作家们——即使是女权主义作家——也不再单纯地站在男性世界的外部，以批判和局外者的姿态对那个世界极尽讽刺和批判。她们逐渐试着进入那个世界的内部，从第一人称，从每个人的生命感受开始描述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个体差异，描写不同的世界。以理解的态度来对抗不平等与荒谬。

“小说迫使人换位思考”，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过去那种激进的女权批判表示厌倦，她举了一个例子，来表示这种观点的无趣：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例如，我的一位男性朋友写了一本小说，其中一个场景描写男子在户外站立着小便，据我所知，多年来男人一直如此行事。可一位女诗人却发文质疑我的朋友，发现该作品不可原谅地体现了大男子主义。我不知道她脑子里有什么新鲜的解决办法。……或许她希望男人们为表示他们的平等观念而改为坐在便桶上完成这个生理功能；或许，考虑到今天的地区主义，假如他们尿到太平洋里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你也许认为这种批评愚蠢无聊，可在我居住的地方，这样的批评一直存在。

男性行为模式的确有许多不足之处，并非所有男人都能成长为超人……可我们给了男人什么？尽管他们的领域依然宽广，却在不断缩小。小说中的男性人物的混乱，绝望，矛盾并不仅仅存在小说中，也存在于外面的真实世界。“做个人，我的儿子”与“做个男人”意思并不相等。……男人的真实存在是不断变化的，新、旧观念交替重合，再没规定一切的简单规则，从这变化中将蜕变出令人振奋的生命形式。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好奇的追寻》）

《好奇的追寻》

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译者：牟芳芳夏燕

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年1月

阿特伍德的想法宽容而美丽，在未来一定会成为解决性别对立的钥匙。然而在今天想要普及这种想法却非常困难。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关于女性作家笔下的男性，其时代感已经越来越弱，取而代之的是地域或民族的差异。在社会基本实现平等自由的发达国家，男性角色的描写趋于理解，而在价值观差距巨大的地区，男性形象仍然带有浓烈的且必要的批判。

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何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既写出了癫狂的女性秀拉，也不断塑造野蛮暴力的男性形象；而在女性毫无地位的印度，阿兰达蒂·洛伊笔下的男性形象市场具有“威胁感”和“冷暴力”的暗示，哪怕上流人士亦是如此：

阿兰达蒂·洛伊与《微物之神》

在照片中，他（帕帕奇）刻意将头抬高，以隐藏双下巴，然而还不至于显出高傲的样子。他淡褐色的眼睛显得斯文有礼，但却流露着邪恶，仿佛他正边努力向摄影师表示礼貌，边计划谋杀他的妻子。他的上嘴唇中间有一个小肉瘤……他的下巴有一个拉长的酒涡，而这酒涡只强调了一种潜在的疯狂和暴力的威胁，一种冷静的残酷。……一条有象牙把手的马鞭整齐地横卧在他的膝上。

（阿兰达蒂·洛伊《微物之神》）

不是艺术家不愿去理解，而是她们所在的国度与社会更需要对抗来改变。

所以现在，女性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只会更加丰富。既能看到向人性的理解共存的回归，也能看到激烈的现实性抨击。也许，还会有更新锐的写法，你很难看出其中的价值观，例如安吉拉·卡特的哥特式写法——

赤膊待在珐琅的斗室里，他让他们永远地写下了她的名字，用哥特体，围绕着一颗心，因此他的心脏跑到了身体外面，暴露给所有人看。

（安吉拉·卡特《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