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医生逝世后,网上出现了几种声音。主要分歧在于对他“吹哨人”角色的定位。
一种是,认为他是“英雄”,为真相挺身而出,吹响了预警疫情的哨声。
另一种是,认为他就是个善良的“普通人”,所发之言仅是为了保护私圈袍泽,虽有可敬之处,但不该上升到吹哨英雄的高度。
还有一种是,认为他的贡献仅在于作为医生治病救人,最后牺牲在防疫的一线;但他的“吹哨”对疫情发展没有任何作用、甚至还“干扰了防疫工作”。
以上,第三种是比较容易辨别的,不详述。但在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在“英雄”与“普通人”之间,仍有很多模糊地带。
他真的向社会吹哨了吗?我想是的。
原因有很多,这里只谈一点:他不仅仅是在微信群里发出了警告;武汉封城之初,在信息极端匮乏的时刻,
他顶着压力,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曝出了那张训诫书,并最终决定实名。
如果说,他最开始在微信群里的警告只是出于普通人保护社群的本能,对可能引发的官方反应也完全没有预期;那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并决定实名的时候,一定不是没有意识到可能的“后果”。
他仍然决定这样去做,证明他是一个对公民责任(civic duty)有充分自觉的人。
在“英雄”与“普通人”之外,我更愿意用“公民”这个身份来形容他。
做记者有一些年了,仍然常感到
工作里最艰难的部分之一,就是说服人们实名接受采访。
原因也不难理解:对普通人来说,接受媒体采访,是一件没什么“实际好处”、还很可能“惹麻烦”的事情。
日常采访已经如此,更不用说每次遇到重大公共事件的时候。处于事件核心的人群,往往早早地就被叮嘱或勒令,不能私下接受采访。
“普通人”李文亮,本可以有一百个不接受采访的理由:他是名医生,在体制内有大好的前途;他刚刚遭受“训诫”,再告知媒体那简直就是“顶风作案”;武汉已经封城,他所处的事件是场大飓风,没人知道会刮向哪里、摧毁什么。
但他仍然选择向媒体讲出他的故事。
或许是受朴素正义感的驱使,他只是简单地想要帮助人们了解真相;或许是眼见了日益失控的武汉,他希望外界的关注可以拯救这座城市。具体我们无从得知。
但无论如何,
这是一个普通人决定要从私域走向公开、从个人走向公众的节点。
公民李文亮,把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交给了媒体。
借用一位记者前辈的话,“那是他真正的吹哨时刻”。
1月27日,以匿名采访的形式,“北青深一度”首次将李文亮的故事报道了出来:一个受训诫的武汉医生,11天后被病人传染住进隔离病房,之前群内言论被断章取义。
这篇报道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亲眼看到了那份传说中的训诫书,尽管训诫对象的名字被隐去,但它某种程度上坐实了“官方对疫情的知而不报”的猜想,舆论哗然。
1月30日,李文亮实名接受了财新的采访。差不多与此同时,他分别实名接受了新京报、冰点周刊、南方都市报、中国经营报等媒体的采访。由于他当时已经说话困难,一些采访是通过打字来完成的。2月1日,他正式确诊新冠肺炎。
一种质疑之声是:随着越来越多信息的公开,到1月底的时候,舆论已经普遍倾向于“武汉造谣八君子”平反。李文亮在那时接受采访,并非一件风险很大的事。
这里提一个财新报道的细节:
可以看出,即使是在1月底的时候,接受媒体采访仍然不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李文亮医生和这位女医生,也许都是爱岗敬业的大夫、都是各自社群里的好成员,但李医生堪称真·公民。
另一种质疑的声音是:李文亮接受的这些采访,对疫情防治真的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