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医生逝世后，网上出现了几种声音。主要分歧在于对他“吹哨人”角色的定位。
一种是，认为他是“英雄”，为真相挺身而出，吹响了预警疫情的哨声。
另一种是，认为他就是个善良的“普通人”，所发之言仅是为了保护私圈袍泽，虽有可敬之处，但不该上升到吹哨英雄的高度。
还有一种是，认为他的贡献仅在于作为医生治病救人，最后牺牲在防疫的一线；但他的“吹哨”对疫情发展没有任何作用、甚至还“干扰了防疫工作”。
以上，第三种是比较容易辨别的，不详述。但在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在“英雄”与“普通人”之间，仍有很多模糊地带。
他真的向社会吹哨了吗？我想是的。
原因有很多，这里只谈一点：他不仅仅是在微信群里发出了警告；武汉封城之初，在信息极端匮乏的时刻，
他顶着压力，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曝出了那张训诫书，并最终决定实名。
如果说，他最开始在微信群里的警告只是出于普通人保护社群的本能，对可能引发的官方反应也完全没有预期；那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并决定实名的时候，一定不是没有意识到可能的“后果”。
他仍然决定这样去做，证明他是一个对公民责任（civic duty）有充分自觉的人。
在“英雄”与“普通人”之外，我更愿意用“公民”这个身份来形容他。
做记者有一些年了，仍然常感到
工作里最艰难的部分之一，就是说服人们实名接受采访。
原因也不难理解：对普通人来说，接受媒体采访，是一件没什么“实际好处”、还很可能“惹麻烦”的事情。
日常采访已经如此，更不用说每次遇到重大公共事件的时候。处于事件核心的人群，往往早早地就被叮嘱或勒令，不能私下接受采访。
“普通人”李文亮，本可以有一百个不接受采访的理由：他是名医生，在体制内有大好的前途；他刚刚遭受“训诫”，再告知媒体那简直就是“顶风作案”；武汉已经封城，他所处的事件是场大飓风，没人知道会刮向哪里、摧毁什么。
但他仍然选择向媒体讲出他的故事。
或许是受朴素正义感的驱使，他只是简单地想要帮助人们了解真相；或许是眼见了日益失控的武汉，他希望外界的关注可以拯救这座城市。具体我们无从得知。
但无论如何，
这是一个普通人决定要从私域走向公开、从个人走向公众的节点。
公民李文亮，把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交给了媒体。
借用一位记者前辈的话，“那是他真正的吹哨时刻”。
1月27日，以匿名采访的形式，“北青深一度”首次将李文亮的故事报道了出来：一个受训诫的武汉医生，11天后被病人传染住进隔离病房，之前群内言论被断章取义。
这篇报道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亲眼看到了那份传说中的训诫书，尽管训诫对象的名字被隐去，但它某种程度上坐实了“官方对疫情的知而不报”的猜想，舆论哗然。
1月30日，李文亮实名接受了财新的采访。差不多与此同时，他分别实名接受了新京报、冰点周刊、南方都市报、中国经营报等媒体的采访。由于他当时已经说话困难，一些采访是通过打字来完成的。2月1日，他正式确诊新冠肺炎。
一种质疑之声是：随着越来越多信息的公开，到1月底的时候，舆论已经普遍倾向于“武汉造谣八君子”平反。李文亮在那时接受采访，并非一件风险很大的事。
这里提一个财新报道的细节：
可以看出，即使是在1月底的时候，接受媒体采访仍然不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李文亮医生和这位女医生，也许都是爱岗敬业的大夫、都是各自社群里的好成员，但李医生堪称真·公民。
另一种质疑的声音是：李文亮接受的这些采访，对疫情防治真的有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