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华泰宏观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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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宏观李超】2020年会调高CPI的目标值吗？——兼论CPI到3%后的政策选择

华泰宏观李超 · 公众号 · 金融 · 2019-10-18 15:51

正文

文 | 华泰宏观李超 / 朱洵孙欧

全文约12000字，阅读需要35分钟左右

内容摘要

>> 核心观点

我国在每年3月5日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会对本年GDP、CPI等重要经济指标设定全年的预期目标。CPI目标值是控制指标、而不是努力要达到的预设目标。我们认为猪周期快速上行是推动通胀上行的核心因素，预计2019、2020全年通胀中枢分别为+2.7%、+2.9%；今年年末CPI同比可能上行到+3.5%左右，明年通胀高点可能在年初，高点可能突破+3.5%。在经济类滞胀情况下，国家可能优先稳增长，适度提高通胀容忍度，明年政府工作报告存在较大概率将CPI目标值上调至3.5%，但大幅调高通货膨胀目标值的可能性较低。

>> CPI目标值并非每年相同，过去也出现过提高CPI目标值的情况

从2003年开始，政府工作报告开始给出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CPI）目标值。2003-2019年，多数年份目标值设定在3%、2003年通胀目标值为1%；但有7个年份设定的CPI目标值超过了3%，其中设定目标值最高的是2008年，当年目标为4.8%。

>> CPI“3%”的目标值是个控制指标，不是指努力要达到的预设目标

我们认为，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对CPI设定的目标值均为控制指标，不是指努力要达到的预设目标。这与GDP目标值不同，GDP目标值“6.5%”，指的是经济增长中枢应持平或高于这一数字的下限目标。同时，我们认为政府工作报告对通胀目标均加上 “左右”二字，给通胀预留了一定的容忍空间。

>> 2019年10月~2020全年CPI预测：同比高点可能突破+3.5%

今年8月、9月，CPI连续高于预期。我们预计在猪周期上行的推动下，食品CPI的环比表现，从2019年四季度~2020年上半年，可能都将强于历史季节性表现。而在经济顺周期下行的背景下，由于缺乏需求侧逻辑配合，食品端的结构性涨价压力向其他领域扩散面临一定的阻力。食品端价格上涨仍是推动通胀上行的最核心因素。预计2019全年通胀中枢为+2.7%，2020全年通胀中枢为+2.9%；今年年末CPI同比可能上行到+3.5%左右，明年通胀高点可能在年初，高点可能突破+3.5%。

>> 经济增长与通胀都达到阈值，货币政策决策难度加大

维护价格稳定是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一，衡量物价水平有多项宏观指标，央行核心锚定的是CPI同比增速，将CPI同比3%作为决策目标值，PPI同比、CPI环比、核心CPI及GDP平减指数等其他指标仅作为辅助监测变量。相比主要发展中经济体，CPI3%目标值并不高，但中国历史经验显示，CPI达到3%以上容易出现通胀的预期自我实现，构成恶性通胀风险。历史上类滞胀环境中，我国货币政策大概率选择稳增长，预计本轮货币政策放松尽量不会使用降息，而采取扩信用的方式，主要针对民营小微、制造业、服务业“好”项目及地方基建、老旧小区改造、保障房等“类地产”。

>> 短期经济类滞胀的情况下，可能适度提高通货膨胀的容忍度

我们认为，明年政府工作报告存在较大概率将CPI目标值上调至3.5%。结合翘尾因素影响，以及猪周期仍在快速上行阶段的分析，明年通胀中枢继续上行、高点可能突破+3.5%都是较大概率事件。同时，经济增长在需求端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我们认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宏观经济政策稳增长可能是工作重心，在经济类滞胀的情况下，国家可能适度提高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但考虑到通胀预期的自我实现机制，我国不大可能大幅上调通胀目标值。

风险提示

猪油共振风险情形，通胀上行风险超预期。

目 / 录

正文

CPI目标值并非每年相同，过去也出现过CPI提高目标值的情况

我国在每年3月5日两会期间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都会对本年经济工作进行整体部署，对GDP、CPI等重要经济指标设定一个全年的预期目标。从2003年开始，政府工作报告开始给出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CPI）目标值。2003-2019年，多数年份目标值设定在3%、2003年通胀目标值为1%；但有7个年份设定的CPI目标值超过了3%，其中设定目标值最高的是2008年，当年目标为4.8%。

2005年，央行当年关注隐性通胀问题。所谓隐性通胀是指，受当时价格控制和价格统计方法本身局限性的影响，当时我国的CPI还不能完全反映真实通货膨胀程度，央行预测随着资源价格改革的推进，隐性的通货膨胀会逐步释放。央行认为2005年CPI虽在低位运行，但通胀压力仍需关注，一是受国际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二是资源价格改革已经启动，2005年全国水价上涨7.8%；随着电煤价格的市场化，电价上调的压力也很大，因而当年通胀目标设定为4%。

2007年，CPI实际值为4.8%，超过了当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目标值3.0%，主要原因是成品油和电力价格改革继续向市场化方向迈进。从长期看，资源价格改革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改善货币政策实施的环境，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但在短期可能会带来价格总水平一定程度的上涨，也就是通胀由隐性向可统计转变。央行在2007年4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总需求过度膨胀；央行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选择上转向偏向稳定物价目标，并明确引导市场预期从紧执行货币政策。 2008年通胀目标上调到4.8%，充分考虑了控制结构性涨价压力的目标。

2009年，通胀目标值设为4%，当年政府工作以稳增长为主线，对通胀容忍度适当放宽，但实际的通胀走势还是弱于预期，主要反映了经济顺周期下行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输入型影响。但随着2009年底国内启动四万亿刺激政策，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弱化，全球货币转向宽松导致的通胀预期逐渐上升，国内通胀重新面临潜在压力，进而我们对于2010年至2011年我国货币政策的判断是，央行在此期间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选择上明显偏向物价稳定，使用连续提升法定准备金率和加息等工具。

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关注一些结构性的食品涨价因素——鲜菜鲜果等，指出要保障主要农产品供给。但外部环境方面，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继续恶化，经济下行风险大幅上升，对我国经济增速产生了较明显的负面传导。我们对于2012年我国货币政策的判断是，央行较多关注经济增长目标，在外部环境不确定背景下，选择使用降准降息操作工具。在经济顺周期下行环境下，当年通胀的实际压力低于目标值。

2013年，我国经济增速和物价均处在年初政府设定目标区间之中，金融危机之后宽松政策给金融稳定带来了较大挑战，特别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非标融资表现出了野蛮生长迹象。央行在常规的四个年度货币政策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均处在正常区间之际，加强了对金融稳定隐性目标的关注。加强对理财、票据和同业业务发展潜在风险的监测与防范；加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和偿债能力的跟踪监测，探索以市场化机制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加强对过剩产能和房地产行业过度融资的防范。我们认为，2013年的2次“钱荒”便是央行对市场乱象的警告，央行货币政策也较为清晰的显示出了对于四个年度目标的中性态度，央行并未使用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操作工具，因此我们认为在此期间央行货币政策为稳健中性状态。随着利率市场化推进，央行开始初步提高政策利率应对金融稳定这一目标。当年实际的通胀走势为区间震荡，全年中枢2.6%、高点3.2%，均低于当年设定的3.5%的通胀目标值。

2014年，全球经济仍处于深刻的再平衡调整期，总体温和复苏，但增长动力依然不足，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均不及市场预期。从增速变化、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等角度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特征也更趋明显。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我国GDP也在2 014至2015年连续2年低于政府目标值，这一情况在之前从未发生过。央行因此将稳定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实施稳健略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降准降息来对冲经济下行风险。从2014年至今，在经济增长中枢平缓下行、增长动能切换的大环境下，国内暂未出现猪周期和油价上行周期叠加的情形，CPI也暂未出现历史上的大幅上行、突破5%以上的高通胀。

CPI“3%”的目标值是个控制指标，不是指努力要达到的预设目标

我们认为，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对CPI设定的目标值均为控制指标，不是指努力要达到的预设目标。通胀指标有其自身特殊性，一般而言，过高或过低的通胀率可能都意味着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通胀过低说明经济增长乏力、陷入衰退，通胀过高则可能引发预期自我实现、抑制消费，增大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因而通胀率的最优状态是维持在恰当的区间运行，而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设定的目标值，则是应尽量控制通胀中枢持平或低于这一数字。这与GDP目标值不同，GDP目标值“6.5%”，指的是经济增长中枢应持平或高于这一数字的下限目标。

同时，我们认为政府工作报告对通胀目标均加上 “左右”二字，预留了一定的容忍空间。比如2019年设定CPI目标值+3%左右，假如年内某些月份由于季节性因素、翘尾因素、突发事件如极端天气因素等影响，导致CPI当月超过+3%，但只要全年中枢仍控制在3%左右，就仍是政策合意的。

历史上上调通胀目标值超过3%的7个年份中，2005、2009、2012、2013、2014年的当年实际通胀中枢低于目标值，除2009年是因为经济顺周期下行叠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因素，使得通胀明显低于预期以外，其余年份均完成了控制通胀、保持价格水平基本稳定的预设政策目标。尽管2012年的通胀高点超过了目标值，我们仍然认为当年完成控通胀的目标是政策合意的。

2008、2011年的实际通胀中枢高于目标值，2008年通胀处于见顶回落过程中，2011年通胀呈倒U型、在来到当时所处的通胀周期高点后开始下行，虽然中枢高于目标值，但两个年份的CPI在趋势上均呈现回落，从通胀走势来说，也完成了调控物价的政策目标。

2019年10月~2020全年CPI预测：同比高点可能突破+3.5%

今年8月、9月，CPI连续高于预期。 9月份CPI环比+0.9%，同比+3%，同比较8月上行0.2个百分点，高于我们预期0.2个百分点。 9月食品CPI同比达到+11.2%，继续创下2012年2月以来新高；非食品CPI同比小幅回落到+1%。我们最担心的是在猪价可能仍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高位的背景下，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因素带动油价短期上行、形成“猪油共振”的风险情形，这种情况下CPI可能面临较大上行压力。

9月猪肉CPI环比+19.7%、同比+69.3%，环比继续上涨、同比涨幅较前值明显扩大，统计局的解释和上月类似，仍受猪肉供应偏紧影响。截至10月16日，农业部口径的猪肉均价达到44.5元/公斤，10月初以来，猪肉价格环比继续上涨。农业部数据显示8月生猪存栏量较7月继续环比下行9.8%，我们认为，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前期生猪存栏过度去化，补栏尚需时间。我们认为目前的生猪低存栏量、叠加年底为春节备货等因素，今年四季度猪价仍可能环比上涨，价格涨势趋缓需等待补栏逐渐完成。另一方面，我们认为猪肉价格的持续上涨将对猪肉消费产生更明显的抑制，促使猪肉消费向牛羊禽肉等替代品转移，可能使得涨价在各食品类别间出现一定的结构性扩散。

由于2018年10月~2019年2月的猪肉价格基数较低（今年猪价上涨是从春节后3月份开始启动），我们认为，至少在明年二季度之前，猪肉CPI同比上涨压力可能持续较大，对期间CPI持续形成较强上行压力。前三轮猪周期从同比触底到同比见顶一般需要一年半到两年时间。本轮猪周期叠加了养殖行业环保标准严格化、疫情扩散压制存栏等因素，导致存栏持续较低、补栏不易。同比角度而言，本轮猪周期是2018年二季度触底，印证猪肉CPI同比上行压力可能持续到明年二季度。

由于猪肉价格环比持续上涨，其他类别肉禽蛋类可能对猪肉消费产生一定替代效应，这可能使得涨价在各食品类别间出现一定的结构性扩散。不过目前看来，鲜菜鲜果同比涨幅均呈现回落，而牛、羊、水产品价格同比只呈现小幅上行，涨幅远低于猪肉，涨价压力暂未出现明显的扩散化。

我们认为，在经济顺周期下行的背景下，由于缺乏需求侧逻辑配合，食品端的结构性涨价压力向其他领域扩散面临一定的阻力。中性预计2019全年非食品CPI中枢+1.3%，低于2018年的+2.1%；除非油价受到大规模风险事件的影响出现持续上行，否则非食品CPI中枢大概率延续小幅下行，中性预计2020全年非食品CPI中枢小幅下行至+0.9%。

我们预计在猪周期上行的推动下，食品CPI的环比表现，从2019年四季度~2020年上半年，可能都将强于历史季节性表现。食品端的价格上涨继续是推动通胀上行的最核心因素。预计2019全年通胀中枢为+2.7%，2020全年通胀中枢为+2.9%；今年年末CPI同比可能上行到+3.5%左右，明年通胀高点可能在年初（1月是春节月份），高点可能突破+3.5%。

经济增长与通胀都达到阈值，货币政策决策难度加大

> CPI同比3%是决策目标值，PPI、CPI环比、核心CPI、平减指数都是辅助监测变量

“维护价格稳定”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一，衡量物价水平有多项宏观指标，央行核心锚定的是CPI同比增速，将CPI同比3%作为决策目标值，PPI同比、CPI环比、核心CPI及GDP平减指数等其他指标仅作为辅助监测变量。 10月15日央行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指出，“物价其中有很多指标，从央行的货币政策角度来看当然所有的指标都要重点关注，我想其中对于涉及到国计民生的，从国际上来看关注最多的还是CPI指标”。

我国央行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过多，不可能在每个目标下增加子目标，增加货币政策制定难度。 2016年6月24日，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参加IMF研讨会时表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赋予央行的年度目标是维护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从中长期动态角度来看，转轨经济体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央行还必须推动改革开放和金融市场发展，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动态的金融稳定和经济转轨，转轨最终是为了支持更有效、更稳定的经济”。我们可以将央行货币政策概括为四个年度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一个中期目标（隐性目标）：金融稳定；两个转轨时期特殊目标：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改革开放。 7个最终目标必然经常出现矛盾和冲突，我国央行在决策货币政策取向时只能抓住主要矛盾，通过结合国内、国际经济背景的变化，对最终目标的重要性进行排序以制定货币政策。在此情况下，央行不可能在每个目标下再增设子项目，进一步增加货币政策制定难度。

> 3%目标值并不高，但中国历史经验3%以上容易出现通胀的预期自我实现

从全球视角来看，我们比较主要发展中经济体通胀目标值，2019年，巴西政府通胀目标为3.8%，印度为4%，与之相比，我国CPI3%的目标值并不高，但是我国历史经验表明，一旦CPI达到3%以上，容易出现通胀的预期自我实现，这比通胀本身更有负面影响。一般情况下，人们主要依据近期通胀水平的变化来形成预期，即适应性预期。当通胀出现逐步上涨趋势，且呈现单边上涨情形时，公众往往会推测未来通胀形势将会延续，并会倾向于通过增加物品储备来抵御通胀，造成短期内对物品的需求大量增加，进而继续推升通胀。

我国CPI最核心的影响因素是猪价和油价，两者都容易形成价格上行的自我强化，随着价格的上涨，相关供应商、零售商等主体跟风涨价、囤积居奇现象出现，居民也出现抢购行为，尤其是当我国CPI达到3%时，预期自我强化机制存在加剧的风险。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在10月15日的答记者问中指出“当前中国并不存在持续通胀或者是通缩的基础，但是也要防止通胀预期扩散，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农产品如猪肉、鲜菜和鲜果都存在明确的养殖/种植周期，一旦供给紧缺，短期内难以有效补齐缺口，其中，生猪出栏时间一般需要6-7个月，养殖周期长，短期补栏效果只能在几个月后显现，价格上涨预期较高时，厂商的囤积行为及居民的抢购行为均会进一步推升价格，最终出现通胀的预期自我实现，新兴市场经济容易出现此问题。

原油的供给则主要受地缘政治事件的扰动，以第二次石油危机为例，第二次石油危机后，各国预期到未来的油价上涨和通胀问题，提前应对，提高囤油自保积极性，美国原油库存在1979、1980年快速增长。事实上，在油价上涨预期下，囤油自保会进一步强化需求刚性和供给收缩，导致油价上涨预期自我实现，第二次石油危机前后，全球供需缺口并未大幅变化，但在伊斯兰革命催化上涨预期后，油价快速增长，美进口油价自78年10月至81年2月增长267%。我们最担心的是在猪价可能仍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高位的背景下，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因素带动油价短期上行、形成“猪油共振”的风险情形，此时容易出现通胀预期自我强化，CPI可能面临较大上行压力。

> 货币政策在稳增长与控通胀之间，大概率选择稳增长

我们梳理发现，在面临经济下行和通胀高企的类滞胀组合，即在稳增长与控通胀之间出现冲突时，我国政府和央行大概率选择稳增长，表现出对通胀的容忍度，通过设定更高的通胀目标来应对滞胀。近期出现过轻微类滞胀情形的是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将通胀容忍目标提高至3%以上。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是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后作出的选择”。因此我们认为，在类似的经济环境中，我国央行大概率优先稳增长，首先解决“滞”的问题，再解决“胀”的问题，进一步大幅收紧货币政策的概率不大。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尾年份，稳增长存在更大的诉求。

> 货币政策放松原因不是核心CPI低，而是经济增长和就业压力较大

货币政策放松的核心原因在于经济增长及就业压力加大。 今年二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速6.2%，超预期走低，并且正在逼近6-6.5%区间目标的下限。三季度以来，经济回落压力继续加大，工业生产超预期下行，设备制造业生产维持低位，5月至9月，PMI已连续5个月处于荣枯线下；截至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继续下行，由二季度的5.8%回落至5.5%，其中，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增速均小幅回落，基建投资增速微升0.1个百分点；全球经济下行和中美贸易摩擦导致我国出口增速继续回落，内需弱于外需，进口增速弱于出口，衰退式顺差持续。

2019年，我国就业压力持续存在。 今年失业率中枢较去年明显提升，2至8月，全国调查失业率分别同比去年同期高0.3、0.1、0.1、0.2、0.3、0.2和0.2个百分点。后续随着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预计失业率将持续高于去年同期，我国民营和小微企业吸纳了全国约80%就业，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及经营状况虽有逐步改善，但仍然面临较大困境，是就业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我们预计失业率5.5%左右仍将是今年重要的政策底线，随着经济回落，就业压力会进一步增大，货币政策放松的核心考量之一就是托底就业形势。

> 我们预计放松方式尽量不用降低利率，而采取扩信用的方式

预计货币政策放松的方式不是降低利率，而是采用扩信用等数量型工具。 央行在今年一、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持续强调关注通胀风险，9月CPI上行至3%，今年四季度至明年初持续存在通胀压力，将制约降息节奏，因此预计央行尽量不会使用降息操作。

与之相比，扩信用等数量型工具对稳增长效果更为直接。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仍以数量型为主，核心原因在于我国实体经济融资仍主要依赖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中，“信贷渠道”相比“利率渠道”更为顺畅，央行调整价格型工具涉及到一个传导过程，虽然央行在逐渐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强调货币政策框架正在逐渐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但目前仍以数量型为主，数量型工具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效果更好。

央行在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社融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我们认为，“基本匹配”是指通过提高M2和社融增速匹配名义GDP增速的回落压力，而并非指数据同高同低。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近期央行加大逆周期调控力度，9月末，M2增速8.4%，比上月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10.8%，环比回升0.1个百分点，我们认为这体现出了“基本匹配”的要义。

> 扩信用主要是“好”项目加“类地产”

我们认为，央行扩信用主要针对“好”项目加“类地产”。 1、一季度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制造业、服务业的好项目多，一方面，体现出金融供给侧改革推动信用的释放，自去年底以来，政策多措并举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小微企业。另一方面，银行自身从“早投放、早收益”的角度出发，年初有更强的信贷投放意愿，因此形成传统信贷大月。

2、政策性金融通过PSL资金来源发力向地方基建、老旧小区改造、保障房等“类地产”领域。9月27日，金融委召开第八次会议，会议提出：“发挥好政策性金融机构在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中的逆周期调节作用”。我们认为，政策性金融工具是逆周期调节中非常重要的选项，PSL作为政策性金融重要工具，未来发力的主要方向可能从棚改转为支持老旧小区改造、保障房、市政建设和公路相关地方基建等领域。9月，央行抵押补充贷款（PSL）在持续净回笼5个月后首次出现净增量，当月新增246亿元，信号意义较强。

3、明年一季度财政专项债规模发行或超预期并形成实物工作量。专项债提速增效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体现，明年一季度财政专项债规模发行或超预期，政策督促形成实物工作量、“资金跟项目走”，支撑基建领域信用释放。

> 短期经济类滞胀的情况下，可能适度提高通货膨胀的容忍度

我们认为，明年政府工作报告存在较大概率将CPI目标值上调至3.5%。结合翘尾因素影响，以及猪周期仍在快速上行阶段的分析，明年通胀中枢继续上行、高点可能突破+3.5%都是较大概率事件。同时，经济增长在需求端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经济有下行压力、通胀有上行压力。

我们认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宏观经济政策稳增长可能是工作重心，在经济类滞胀的情况下，国家可能适度提高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但缺乏需求侧逻辑配合这一因素，可能也约束了通胀出现大幅度、持续上行，只要不出现“猪油共振”的风险，涨价在各商品和服务类别间广泛扩散的可能性不大。

我们也认为国家大幅调高通货膨胀目标值的可能性较低。新兴市场国家市场价格调节机制不甚健全，居民可能在通胀环境下出现非理性的过度囤积、采购行为，通胀预期容易自我实现。以越南为例，越南2008年的高通胀情形主要来自食品价格以及房地产业建筑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其中食品价格刺激CPI数据上涨贡献度达到42.8%。越南居民在对未来通胀将进一步上行的判断和预期下加速抢购粮油商品，加之出现“米荒”的谣言以及部分米商囤货，越南蔬菜、肉类、大米价格迅速上涨，进一步强化了通胀的上行，即通胀预期的自我实现。同样，2015年巴西CPI同比达到10.67％，大幅高于2014年的6.41％，是巴西政府通胀预期目标4.5％的两倍多。 2015年巴西物价上涨幅度最大的是电力和燃油，电价和油价上涨带动巴西其他物价也不断攀升，与此同时，巴西的经济却陷入衰退之中。因此，考虑到通胀的预期自我实现的机制，我国也不大可能大幅上调通胀目标值。

风险提示

猪肉价格快速上涨，涨价在各商品类别间扩散，国际油价上行叠加猪周期上行，形成猪油共振风险情形，通胀上行风险超预期。

“新供给价值重估理论”的提出

“新供给价值重估理论”是指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通过疏通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科技周期，通过改革开放克服中美贸易摩擦的外部压力，有效的使得劳动力、资本、科技、组织形式等生产要素变革，提高经济潜在增速或缓解其下行，全球资本有望给中国的人民币核心风险资产进行重估的理论。详见我们的系列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