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今天」，都是昨天逝去的人期待的明天；每一个「今天」，都会是改变世界的日子。
23年前的今天，一位摄影师自杀了，他叫凯文·卡特(Kevin Carter)。
或许你没听过他的名字，但一定看过这张照片——
《饥饿的苏丹》 (The vulture and the little girl)
照片里一个瘦得只剩皮包骨的女孩，蜷缩着身体趴在地上，在生死线上挣扎；在她身后，一只肥硕的秃鹰正虎视眈眈得等待着......
1994年该照片获得了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评语是这样写的：
它以显著的方式表明了人性的倾覆，揭示了整个非洲大陆的绝望。
但在获奖两个月之后，卡特选择了自杀。
这是我从业10多年来，拍得最成功的一张照片，但是我没有把它挂在我家墙上，我恨这张照片。
为什么？
1993年3月，照片首次刊登在《纽约时报》，陆续被全球媒体疯狂转载，引发了国际舆论对苏丹饥荒的关注。不断有物资、捐款被送到苏丹，各国政府也开始关注苏丹内战。
热心的民众写信到报社，询问这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不会眼睁睁看着秃鹰把小女孩吃了吧？
报社的回应有点含糊，但提到了：
记者拍摄完照片之后，赶走了秃鹫，但不确定小女孩是否安全抵达了救助中心。
当时《纽约时报》就这件事专门发表了编辑手记什么，不知道？！你们怎么可以不知道？这种情况下，记者第一时间需要做的，不是救人吗？
一时间，卡特成了众矢之的：
你见死不救，根本就是现场的第二只秃鹰；
这张看似完美的照片，是建立在女孩无边的痛苦之上；
你就是一个刽子手......
满大街都是关于职业道德和人道主义的讨论和报道，每个人都挥舞着道德大棒劈头盖脸得砸向卡特。
事实真是如此吗？
当时在现场一起拍摄的，还有卡特的好朋友、同为摄影记者的奥诺·希尔瓦(Joao Silva)。
当时派发粮食的直升机降落在苏丹，很多饥饿的平民都去救助站领粮食，其中就包括照片中小女孩的妈妈。
妈妈一时没办法照顾到她，而她也没有力气走到妈妈身边，只能停下脚步，蜷缩在地上，这时候刚好一只秃鹰停在孩子身后。希尔瓦说：
卡特轻轻地调整了角度，在不惊扰秃鹰的情况下，把他们俩都收进了镜头。
他花了20多分钟跟拍这个场景，等着秃鹰张开翅膀。到最后秃鹰始终没有张开，于是便有了今天这张照片。
作为一名摄影师，卡特很重视构图，所以他没有把救济站在场的难民一起拍进去。
拍完之后，卡特马上就把秃鹰赶走了，小女孩也恢复了力气，慢慢朝救助站走去。至于后来小孩到底怎样了，卡特并没有跟进。一是因为当时拍摄时间只有30分钟，二是这个场景让他太揪心了。
他放下手中的相机，在一棵树下坐着，拼命抽烟，嘴里不断念叨着上帝，眼泪根本止不住。他想起了自己的女儿。
希尔瓦想起当时的卡特，依然历历在目。
事后他非常沮丧。他不停地说，我想拥抱自己的女儿。
当时普利策的评委之一约翰·卡普兰(John Kaplan)接受采访时表示，照片中的这个小女孩手上有一个环，说明她当时已经受到联合国的人道保护。
评委们当时很仔细地看了这张照片，照片上有注释，会有人来帮助这个小女孩。如果这个小女孩需要帮助的话，摄影师一定会施以援手的。
可惜，电视节目播出时，约翰·卡普兰的这段对话被剪掉了，人们只记得他竟然还花了20分钟调整角度；他没有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就这样，对照片的误解越传越广。自私、冷血、残忍，你的良心何在？谴责声不减反增。
1994年7月27日，卡特在汽车的排气管上套上软管，把废气导入车厢，最后因吸入过量一氧化碳身亡，年仅33岁。
他在遗书里写道：
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即使在他去世后，依然有人在批判他是因为承受不了舆论压力，良心过不去才自杀的，他这是咎由自取。
卡特在骚乱中拍照小菠菜们是不是觉得，场景好熟悉，做法好相似？即使二十多年过去了，键盘侠们还是那么的自以为是，以为聪明得可以看透任何事。
在对一个人下定论之前，你对他的了解有多少？或者说你有试着想要了解他吗？
1960年，卡特出生在南非，他的父母都是英国移民。那时候，曼德拉领导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无数非白人的南非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种族隔离制度非常严苛。
卡特虽然是个白人，但他从小就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在他眼里，无论是什么肤色，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应该享受同样的待遇。
而他的爸爸妈妈，却是坚定的种族隔离支持者。年轻气盛的卡特经常跟爸妈吵架，他希望自己最爱的父母能支持自己的想法。
我们为什么不能做点事情帮助种族隔离的受害者？我们为什么不能向警察提出抗议？
除了口头抗议，卡特还是个真正的行动者。
1983年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发生汽车爆炸袭击。当时正值下班高峰，一辆汽车携带炸弹，直冲进大楼，许多路人被飞出的玻璃、金属碎片击中，血肉横飞。
爆炸造成至少16个人遇害，130多人受伤。
23岁的卡特就在现场，他亲眼看到了这个血腥的场面、一大批叫苦不迭的无辜平民。
他握紧了拳头，暗暗下了决心——我要当一名新闻摄影记者，要通过影像，让全世界了解真实的南非，用相机来结束不公平的种族隔离制度。
后来他进入约翰内斯堡的《星报》，当上了真正的摄影记者。
罢工、抗议、殴打、枪战、砍杀……这些都被他拍进了自己的相机。
凯文·卡特摄影幸运的是，卡特不是孤身一人。他有三个好朋友，格雷格·莫尼诺维奇(Greg Marinovich)、奥诺·希尔瓦(Joao Silva)、肯·奥斯特·布鲁克(Ken Oosterbroek)。
为了能在拍摄时有个照应，这4名摄影师，一起组成了枪声俱乐部(Bangbang Club)。
枪声俱乐部四名成员即使是流血、被捕，甚至是牺牲生命，他们也想让全世界知道，南非到底在经历什么。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拍到照片，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
枪声俱乐部工作时的场景他们拍摄过全副武装政府军火拼的瞬间；
拍过暴力团体手拿大刀互相砍杀的一幕；
拍过抗议者被车碾、被扫射、被扔到火上烧死的场景……
每张照片，都是一个惨痛的故事，都在无声哭诉着战争的残酷。
换作是你，且不说生命危险与否，就是每天面对鲜血、残躯、尸体，你能坚持多久？
生而为人，你以为他们没有拷问自己：看到别人在自己的眼前倒下、甚至死亡，我们首先应该拍下来，还是伸出援手？
但作为摄影记者，如果不在第一时间做好记录，那么，这些历史性的场景将会永远在人类历史上消失。
拍摄死者，到底是不是另一种罪恶？
卡特没有回避这种思考：
我的工作，要求我必须从视觉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我曾经拉近镜头，拍摄过一张死人的照片。这个士兵穿着卡其色的制服，脸上灰白，躺在沙滩的血迹上。
当时我正在拍摄，但是我的内心也有另一种声音：上帝啊，原谅我这种行为吧！
我不能犹豫，这是我最好、也是唯一的时间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如果没有勇气第一时间按下快门，那很抱歉，你就只能退出这个游戏了。
卡特把残酷的战争展现给了世人，但是战争给他带来的残酷记忆，却没法排解。
我的脑海里全是关于战争带来的可怕记忆：杀戮、尸体、愤怒、痛苦。
他只能麻醉自己，忘却这些黑暗。
平时他的工作都是在高度紧张、充满危险的环境下进行，一到休息的间隙，他都会大口大口地抽烟，来放松自己紧绷的神经。
到后来，烟已经不能满足他了。他开始吸食大麻，每天依靠这些来暂时忘记自己十多年来经历过的残酷战争。
因为长期吸食毒品，女朋友最后不堪重负，留下女儿后，离开了卡特。
他成了单亲爸爸，但摄影记者的收入并不高，两父女的生活捉襟见肘。
绝望······没有电话······没有付房租的钱······没有供养孩子的钱·····没有还债的钱······钱！！！我被鲜明的杀人、尸体、愤怒、痛苦、饥饿、受伤的孩子、快乐的疯子的记忆纠缠不休，总是警察、总是屠夫······如果运气好，我去找肯了。
真的，真的，真的已经很厌恶约翰内斯堡战乱了。
身心俱疲的卡特来到苏丹，打算拍摄这里的饥饿状况。
本以为1994年这张获得普利策奖特别奖的照片，可以改变点什么。
当时拿到奖杯之后，他就想立马赶回家，跟父母分享这种快乐。
我发誓，我得到了在场所有人最热烈的掌声。我一时间就想向你们展示这座奖杯，这是最宝贵的事情，也是我能接受到的最高的承认。
也因为这张照片，苏丹当局开始开放更多地区，允许联合国等组织实施人道主义救援；一些严禁西方记者进入的地方，也允许他们进行采访报道。
就像卡特的同事所说的，如果不是卡特，他根本不知道苏丹(Sudan)这个地名怎么拼写。
可惜，这种快乐并没有持续很久。
民众的批评声比之前更大。更让卡特接受不了的，是俱乐部好朋友肯被枪杀。
那天，是卡特拿到普利策奖后的第六天。俱乐部四人一起前往南非拍摄正在发生的骚乱。中午，卡特先回的酒店，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肯被枪杀、莫尼诺维奇胸部中弹的消息。
领受那颗子弹的应该是我，而不是肯。
3个月后，卡特自杀了。他16岁的女儿在接受采访时，这样控诉：
我觉得其实爸爸才是那个无力爬行的孩子，而整个世界则是那只秃鹰！
这颗赤子之心，承受了太多的苦楚和悲伤，却终究敌不过现实的沉重。
这个时代，有时最可怕的不是拿枪指着你的人，而是不讲道理、以吐槽为爽、以犀利为荣的键盘侠。
而我们，都有可能是一个键盘侠。
理性、自制、尊重、理解，是每个人都需要时刻谨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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