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永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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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的新视角
不管立场如何，后世的评论家与学者们普遍认为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又称“中日战争”、“日清战争”）是东亚史乃至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争之一。这场战争的军事技术与军事过程、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等层面的诸多问题，虽早已得到高度的复原，但时至今日，其政治意义尤其是世界政治的意义仍有待探索。为什么要从这种世界政治的角度重新探讨这场战争？这里略述三点原因。
第一，这场战争非但从根本上颠覆了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还深远地影响了交战双方国家此后的成长过程与性格形成。甲午战争前的三十余年间，中国通过史称洋务运动的近代化实践，形成了关于世界秩序的比较准确的认知。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因获得了来自当时主要大国、尤其是英国的一系列的正向激励，可以说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然而，甲午战争结束了这一历史进程。早在1917年，曾在中国海关工作过多年的布兰德就指出过，“这场战争的结果把中国降低到了长久落后的地位”。这仅仅是现象，而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战败者走上暴力革命的险峻之路，从否定自身开始，最终试图否定世界。另一方面，战胜者本能地将暴力化为自身的血液与养分，最终演变为纯粹的对外暴力装置。此后驯服“暴力”的过程，成为当事者的历史重负。
第二，在从历史事实上升到认识的层面，多数研究落脚在战争性质（诸如是否是“侵略战争”、“正义战争”等）的讨论上。由于这种认识完全依赖于民族国家体系自身，其历史正当性正在急速耗尽，甚至成为有待克服的问题。同时，过于强调战争正义与否的问题，无益于我们清理战争留给后世的真正遗产。事实上，对战争正义属性的探讨，无法触及更为重要的问题：战争对人们意识结构的改变，对此后历史进程发生了更为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第三，在今日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现状中，仍可见这场战争的遗留，传统的历史认识反复得到再生。这种状况历史认识与现实状况的脱节，无益于人们追求共有的利益。
因此，值得我们今日反复思考的问题正在于，作为近代国家形态的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建构的实际进程与国际关系、世界秩序有着复杂的相互生成与彼此制约的关系，战争的当事者无法把握这些只有在长时段（尽管时期长短不一）才逐渐显现的结果。这种事实意味着，后世的人们有必要积极利用“后见之明”，从更普遍的、因而首先是超越民族国家视野的角度，将当事者对人类事务的认识、尤其是误认的结构呈现出来。这种误认由于其体系性与相应的封闭性，在国家的成长过程中通常作为稳定而隐微的认知要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当下的揭示虽然对既成的历史进程无丝毫影响，但在人们对政治秩序的生成与演进的认识与主体参与愈加深入的时刻，足以为我们提供超越历史的视角与工具。
回到本文的主题，作为近代日本的第一场对外战争，“日清战争”的胜利可以说是特定的心理基础、意识形态、世界认识与经验事实的完美结合。胜者的智慧与力量当时就得到了广泛的承认，这不难理解。人们今日广泛探讨的近代日本的政治意识与政治结构——诸如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天皇制等，其形态与特质均可以说生成于这场战争中形成的经验。那么，这种“完美结合”究竟如何得以发生？当事者对这种经验进行了怎样的反思？今日看来，日本从这场战争中获得的体验，不单纯是胜者的喜悦，还强化了其特定的心理结构：日本被迫开国时所产生的强烈的心理感受与过剩的自我意识进一步固化，最终将自身置于人类文明进程的对立面。作为东亚世界秩序生成过程的转换点，此中蕴含的意义仍然有待我们去分析与面对未来的赋予。
事实上，站在不同立场的人们关注的视角与对其进行的意义赋予并非相同。在日本的历史学者看来，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具有三种面相：（1）旨在打破华夷秩序，与中国争夺朝鲜的支配权；（2）掠夺朝鲜、台湾等领土；（3）与帝国主义列强竞争分割中国与朝鲜。该说法由日本近代史专家藤村道生提出，并为其他学者所继承，可以说是学术界的定论。不过，历史学家对战争进行的这种堪称公允的定性，仍未触及的问题是：日本为何走上了这种诉诸武力的大陆政策？下文将说明，这种大陆政策正是日本的世界政策自身。
与此不同，另外一种说法更为大多数人津津乐道，且影响深远——那就是此战是日本进行的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正炽烈的时期，日本政治学者深谷博治公开论述道：“日清战争是我国以全部国运相赌的最初的对外战争，同时是把国家将来发展的全部命运寄托其上的大战，可谓生死攸关。”值得注意的是，他进一步论述说，倘若日本失败，日本将面临相反的命运：支付被中国强加的巨额战争赔款、割让琉球与九州等领土，等等。日本因战胜而摆脱了这种噩运，“日清战争是国内维新事业的完成；同时作为第二维新，具有其历史意义与实质”，成为日本“作为世界国家”的出发点。如果说这是一种特殊的战争观，那么，这种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后世评论家常常指出的一种说法，即旨在揭示日本政治指导者的冒险心理、庆幸日本取得了偶然的胜利吗？如果说这种说法无法让人满足，那么人们就要进一步追问：这种战争观与其更为稳定的心理基础与世界认识有着怎样的关联？
首先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对战争的定位以及其中包含的对华认识，并非出于后世人们通常认为的军国主义的宣传与煽动，而是“相赌”说这种历史观的实质所在。换句话说，上述话语从属于当时日本的世界认识，并建构着相应的事实。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相赌”说的确将某种“偶然”要素提到了认识层面——这种说法暗示主动挑起战端的日本有高度失败的可能。那么，这种看法究竟在何种程度接近事实的真相？
阅读后世学者的研究，我们发现促成战争发生的若干要素——比如政治领袖的战争意志与国民的支持——在对华开战时期呈现高度一致的状态。历史学家与一般民众常常忽视的问题是，这种举国一致的形势究竟如何在短时间内造就而成？其实，明治政府的指导者在对华开战前，已经形成了对中国与世界（即欧美列强）秩序的独特认识。日本发动这场战争并取得胜利，正是在这种世界认识的基础上，高度掌控并灵活运用内政、外交与军事实力的结果。
因此，在面对今日世界秩序的演变与生成时，我们有必要再次回到起点，重新观察并反思世界认识与世界历史进程相互作用的具体的历史过程。下面，我们将以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后的世界认识、首先是其中国认识为对象，具体探讨这场战争的一种社会学过程，从而接近本文的主题，即揭示人们的世界认识将对世界秩序产生怎样的影响。
日本政治家的中国认识
明治政府最重要的战争指导者、外务卿陆奥宗光在战争正酣的1894年下半年，出于“蹇蹇匪躬”、记录“经营苦心之所存”的心志撰写的回忆录《蹇蹇录》，至今仍被日本学者认为是关于日清战争的最重要的文献。包括陆奥在内的当时的日本政治家普遍认为，自维新以来，日本为伸张国权，一直面临着双重的压力：其一是清国皇帝权威下的华夷秩序、即中华世界秩序的压力；其二是西方列强强迫日本签订的通商条约。前者具体是指最终解决琉球王国的归属问题，后者是废除治外法权。选择对华开战，因此也成为陆奥等日本政治家“不得已”采取的手段。事实上，《蹇蹇录》中反复使用“不得已”的字样，正反映了此间日本对世界感受的固有性格，因而并非是简单的“狡辩”与“发动侵略战争的自供状”。
陆奥宗光
这种性格，首先可见于宣战诏书。1894年7月25日上午，日本未经宣战即开启了战端，丰岛海战打响。一周后的8月1日，日本天皇发布《对清宣战诏书》，要求“百僚有司”在不违“万国公法”的前提下，尽一切手段达成国家目的。诏书虽指责清国“动辄视朝鲜为属国，或明或暗干涉其内政”，为其行为正当化，其最大用意却指向了世界：日本是完全遵守国际法的“文明”国家，是欧美列强的“对等国”。这是一种强烈的自我定位意识。
无须说，此时日本进行自我定位的参照系统，首先是中国，或者说是中国主导的东亚世界秩序，即所谓的“华夷秩序”。对比1937年第二次中日战争开始时日本的行为，可见这种定位的性格。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内阁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研究是否发布对华宣战布告。该委员会经过仔细权衡得失后，决定不发表宣战书。据说，当时驻华大使谷正之的下述意见起到了决定作用：中国不是日本的对等国，因而无发表宣战布告的必要。这是一种公然的对华蔑视。从这个角度看来，1894年的《对清宣战诏书》表明了明治日本视清国为“对等国”的认识。日本试图通过此战进入由中国与欧美列强组成的世界大国俱乐部。
明治日本政治家将中国视为战争对手、颠覆中华世界秩序的意图，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比如，时任参议的山县有朋在1883年6月发表的《对清意见书》中，就有如下说法：“清国自长毛贼叛乱以来，海陆军制为之一变，仿西洋方式，雇洋师，购洋舰，已达百余艘之多。近来，更委托日耳曼造铁甲战舰，坚固无比。故此，若清国再出现斗志勇壮之兵卒与威猛熟练之士官，当可称雄宇内。我国自与彼缔约以来，从出兵台湾、琉球处置到朝鲜事变之办理，虽说皆我国不得已而为之，究其实则凌驾于其势之上，大杀其威风。彼对我国抱有不平之意，已非一日。乘彼武备充实、内治稍修之机，或有人起而献策，称霸东洋，问罪我国，实不可测……如今内阁决议，确定以下军机之要。（1）前日议定之铁甲战舰，宜迅速竣工；（2）加速港口炮台之建设，布设水雷，以供内海防御之用；（3）万一不幸，彼开启战端，我国必举全力战而胜之，为此必制定非常政略，终止土木建设，禁止酒席宴会，凡奢华靡费无用之事，一概杜绝，上下一致，勇往直前，鼓动天下之大义。”
山县有朋
在这段论述中，山县表达了日本非常特异的危机感：中国对双方缔约以来日本行为不满，实力强大时将对其进行报复。中国主政的士大夫们诚然对日行为感到不满。但山县未意识到的是，日本对中国的抱怨以及寻求报复，更符合此间日本政治家的对华认识。这种认识，源于两国最初的交往。事实上，在中日两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冲突，即663年两万三千人的侵朝军队在“白村江之战”中惨败后，日本的大和王因担忧遭到报复，甚至进行了迁都。正是这种对中国的特异认知，导致了明治日本的对华政策。
众所周知，1871年9月13日缔结的《日清修好条规》为中日两国自主订立的近代条约。日本最初的目的是获得“日清同格”，即获得与清国对等的地位，以便要求朝鲜开港通商。此前，日本在递交给朝鲜的国书中使用了诸如“皇”、“敕”等宗主国清国专用词语，朝鲜以此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就此而言，日本实现了外交目的。问题在于，日本提供的条约原案以1861年的《中德条约》为基础拟成，包含了英法等在华获得的全部特权、尤其是片面最惠国待遇与内地通商权，因而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条约虽最终在一年半后的1873年4月30日生效，但日本未达成取得特权的目的，此后十数年间一直要求修约。
结果，条约自然未得到日本的认真对待。1874年5月日本以琉球人被害一事为口实，出兵台湾，最后以中国赔款告终；翌年7月，内务大臣到达琉球，胁迫其断绝与中国的册封朝贡关系；同年9月，日本军舰云扬号在朝鲜沿岸进行挑衅活动。至此，中日条约的精神、即保和与相互提携完全成了空谈。1879年4月4日，日本“废琉置县”后，两国为此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交涉。由于宗主国中国不承认日本的琉球政策，日本在为此感到不安的同时，怨恨之念更是日甚一日。到了1880年代中期，双方终于围绕朝鲜的控制权发生了尖锐的对立。1885年3月双方签订《天津协定》后，中国在国际法的层面上交出了部分宗主国的权利。显然，日本保持了1871年以来对华交涉的优势，尽管此时世界各国大致认为，日本在国力上仍无法与中国抗衡。
或许正因如此，对华备战与日本政治家的这些不平以及怨恨同步而来。早在1871年日本派遣谈判代表来华前，参议江藤新平即向岩仓具视提交了《对外策》，其中提到：“若清国失礼于我国，可问其罪，或联合俄国，合力出击；或策动俄国，使其保持中立。我国独力进攻，一举征服支那。”1874年出兵台湾后，陆军卿三县有朋的《外征三策》以及右大臣岩仓具视的《意见书》均为对清开战的方案，甚至连《支那征讨敕命》都准备妥当。1879年琉案问题一出，参谋本部管西局桂太郎中佐提交了《斗清策案》，提出“进攻福州”、“攻占北京”等方略。1887年，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郎大佐制定了极为周详的《征讨清国对策案》，将割让辽东半岛、舟山群岛、台湾等列为战争目标，并具体确定的开战日期为“清国军队改革完成之前”或者“欧洲各国获得远征东洋的实力之前”。值得留意的是，“欧洲各国”的要素，此时已被纳入开战理由。对日本而言，对华开战前的这段时期，正是战争意志等待战争实力与时机成熟的时期。
这些政治家的对华认识与政略，经过当时蓬勃发展的新闻媒体与民间团体（所谓的“右翼势力”）的鼓动，很快均质化为国民一般的观念。这种举国一致的对华认知的政治效果，随时可能因偶然事件而显现出来。1894年3月28日，因策动甲申政变（1884年）而逃离朝鲜的士人金玉均，被朝鲜政府的刺客洪钟宇暗杀，地点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日本人所经营的一家旅馆。根据当时租界的法律，该事件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察局长担任检察官，经由领事裁判部门、即会审衙门的预审，由中国方面负责判决与执行。中国最终决定将案件移交朝鲜。金玉均尸体被送还后，随即被朝鲜处以凌迟斩。事件传到日本后，日本举国上下激愤，一致认定是中国的阴谋，意在侮辱“日本的国权”，“甲申事件以来十年的排清感情”猛然爆发。据记载，这一事件最终促使陆奥“决意对清开战”。这起普通事件所蕴含的心理能量及巨大的危险，远非当时的中国士人所能理解。
进入1894年，日本政坛围绕与欧美各国修约问题发生激烈斗争，伊藤内阁被迫解散议会。3月27日，陆奥在致驻英大使的信件中说“国内形势紧迫，日甚一日”，因此“不管成败如何，政府若不表明正在做一件会让人感到震惊的大事，将无法挽回此番人心之纷乱……虽内政关系催促外交成效，有些本末倒置，但时势就是时势，实不得已而为之……因不能无故发动战争，故唯一目的只在于修约。”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协助戡乱，即平定东学党起事。陆奥等人如获至宝，发动战争的理由已然出现。日本的国家意志，在其他列强的眼中已昭然若揭。比如，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在7月1日致外交大臣吉尔斯的电报中云：“显然中国希望避免战争，而日本却似有意寻求战争，深以为胜利非己莫属。”
此后事态的发展完全按照陆奥的谋略展开：6月5日日本内阁决定派重兵赴朝，并设置战时大本营。7月12日，陆奥指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等人制造战争口实：“只要在不招致外国过分的非难的范围内，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随后，他担心大鸟不理解这一指令，在外务省参事官本野一郎赴朝之际，特别交代他转达大鸟：“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务之急。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一切责任有我负之，该公使丝毫不必有内顾之忧。”7月16日英国确认签署修订后的友好条约即《英日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清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金伯利勋爵语）；翌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23日，日军攻入朝鲜王宫，将“五百年余年中国所赐之御物悉数掠去”；25日，大战拉开序幕。
在决定开战时，伊藤与陆奥担心作为第三方的欧美各国出现“支持一方和反对一方的情形”，他们决定的方针是“除非事势万不得已之外，必须把事态严格地局限在中日两国之间，应极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这种决策基于两种考量。一方面，这种决策与他们对国际形势的把握有关。由于英国在中国特殊的贸易利益与俄国对朝鲜利益的特别关切，加之欧美各国对中国相对高的好感，“默认朝鲜为中国的属邦”，陆奥认为，如果引发列强的干涉，日本可能处于寡助的一方。在局势紧张的时刻，日本除了顶住来自俄国、美国与英国的外交压力与忠告外，还积极展开宣传攻势。1894年11月底，日军因进行旅顺大屠杀而引发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的高度关注与批判。为此，日本展开了活跃的外交粉饰与宣传工作，并取得了成效。
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中日两国实力此时表面上不相上下，但日本实际上将稳操胜券。事实上，陆奥这种将局势严格限制在中日两国之间的策略，首先建立在他对华内政外交的把握之上。关于决策过程，陆奥事后回忆道：“袁世凯看到日本从明治17年（1884年）以来，在朝鲜的势力有些衰退，又看到日本在明治23年（1890年）宪法实施后，政府和议会之间经常发生冲突，认为我国政府不可能作出派兵出国这样重大的决策，便想乘机扩大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另外，驻我国的中国公使汪凤藻，也因看到我国官民的争执日益加剧，便错误地断定日本决没有对外生事的余力，两人都向中国政府提出不谋而合的意见，这可能就是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将彼我形势判断错误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最初虽居被动地位，但在万不得已时则有断然采取最后手段的决心；而中国徒知在形势上威吓日本及朝鲜，缺乏在中日两国纷争一旦不能和平解决时，最后诉诸武力的决心。……中朝两国政府虽然陷入如此错误的境地，然直到平壤、黄海战役结束时，尚毫未醒悟，确令人无可奈何！”而在战事正酣时期，朝廷重臣对李鸿章的多方掣肘，更被陆奥嘲笑为中国采取了“自杀国策”。
显然，陆奥等日本政治家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外交方面，参与世界竞争所必不可少的国家意识、国防力量与国家利益观念或付诸阙如，或有名无实；内政方面，传统官僚体制的封闭与腐败旧态依然。事实上，布兰德几乎以痛惜的口气一再指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军事统帅“对国家利益漠不关心”、“准备从祖国的困境中获取个人利益”。不过，这种指责非仅仅指向特定个个体，因为“李鸿章只是一个人，但在他背后却站着全中国的官僚群体，他们关心自己的阶级特权，远胜于关心帝国的名誉和安全”，“官僚阶层的贪污是既成传统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官场的文过饰非和夸饰摆谱也是如此。……每个中国臣民都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全部行政艺术在于精心编造的欺骗，在于制造一个巨大的幻觉，还在于利益分配”。《纽约时报》（1895年2月19日）在报道北洋舰队司令官及两位将军自杀殉国时，刻意指出了一个事实：“大清国官员一贯的行为准则就是：为了金钱可以出卖国家，同时保证自己不受伤害。”
这些以尖锐的笔触刻画的事实，包括陆奥、伊藤、李鸿章在内的此战当事者们皆心知肚明。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日本连战连胜，可以说正得益于陆奥等人对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准确洞悉。当然，这种对中国的认识并不构成日本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而战争对日本自身的影响，更非陆奥等人所能认识与把握了。
日本知识界的战争认识
战争爆发后，日本舆论界一致认为这是有着“大义”的战争，是日本发动的正义战争。比如，以“脱亚论”即“谢绝亚洲东方之恶友”闻名于世的福泽谕吉率先宣布“日清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而日本的目的仅仅是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扫除障碍。为此他高声呼吁：“官民宜忘却政治恩仇”；“日本臣民在事成之前不宜批判政府的政略”；“我们的目的仅仅在于胜利；战胜之后，我国国权将得到伸张，我日本同胞将在世界上一展腰身，想来那是何等愉快……”其实，早在1882年发表于《时事新报》的文章《究竟该如何制定东洋政略》当中，他就曾慷慨激昂地宣称：“吾等亦是日本人，有朝一日定发扬日本之国威，制服印度、支那两国之士人。吾等不仅要学习英人，还要让他们遭受痛苦，将东洋权柄掌控于吾等手中。”明治日本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战争的启蒙思想家。
福泽谕吉
同样，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在战争爆发后，一改自己“非战论”的立场，用英日两种文字发表题为《日清战争之义》的论文，指责“支那是社交规矩之破坏者，是人情之大敌，是野蛮主义之保护者”。保守主义政论家陆羯南则主张说，清国为“东洋的一大野蛮国”，因而“王师的一大目的就是将跋扈于东洋中央的野蛮人驱逐出去”。以倡导“平民主义”闻名的作家德富苏峰在《征清之真意义》一文中写道，清国是“文明之敌”，战争乃是“文明之正义战争”。这些说法与陆奥对战争的定位即“西欧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完全一致。
日本这种将中国视为“野蛮”的言论，虽然与当时流行的正义战争话语有关，但其背后流淌的更是其极为特殊的心理意识。在1880年代，日本欧化（即西化）主义大行其道。这种思想认为日本只有通过欧化，才能提高国际地位。然而问题是，因欧化被视为手段，它无法解决日本如何与世界相处的问题。德富苏峰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将这种异常曲折的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欧化不仅会危及到自身的认同，欧美是否会恰当地认识日本的欧化更不得而知。事实上，这种心态与其世界认识并无二致。德富说，1853年美国东亚舰队佩里司令官对日本的强迫开国，是相当于“强奸”的屈辱；“直到今日，我们与世界诸强国对立时膝盖仍无法站直，正因有此污点之故。”日本被迫开国后，“轻侮”随之到来；“世界”认为日本人“只是接近猿猴的人类”，或者是“接近人类的猿猴”。欧美人非但不认为日本与自己平等，甚至还认为日本比不上清国。于是他宣称，日本若能取胜，在地位上不仅会超过中国，还能恢复被伤害的自尊心。因而，此战最大的战利品将是“大日本国民的自信力”。奇妙的是，这种自信力的根本被认为在于欧美对日本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此战不是“暗室”内的格斗，而是在“世界面前”的决战；“在战胜清国的同时，我们战胜了世界。世界知道了我们。因此，世界会敬重我们、畏惧我们。我们正在获得恰如其分的待遇”。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对华开战的另一意图是对欧美的开战。此战不仅仅在“世界面前”的决战，在深层心理层面更是对“世界自身”的决战。
这种在“世界面前”的决战并非仅仅止于言论界的认知，而是有着刻意的具体安排。黄海海战激烈展开之际，日本大本营批准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等7名武官现场观战；另外，日方还批准17名外国记者随军报道。战争取得决定形式胜利后，陆奥评论说：“这一胜利，不仅宣扬了我国军队的赫赫武功，同时也表现了我国人民如何地具有采用欧洲文明而加以运用的能力，这实在可以说是我国人民扬眉吐气的快事。”同时，他又留下一段话：“现在日本人不惭受到世界各国的羡慕赞誉，今后究竟应如何争取估价自己，这也属于将来的问题。”这种对华战争中包含的强烈的欧洲与世界意识，在日本随后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得到了自我实现。陆奥自述道：“有时误用战争的结果，有时会使战胜者比战败者陷于更危险的地步。”然而当战后日本提出极其苛刻的对华和约、进而引发俄、法、德三国干涉后，日本又经历了一番本可以避免的“屈辱”。这种屈辱的国耻意识，进一步强化了日本与世界的对立心态。简言之，在扭曲的国耻话语与心理构造中，世界被建构为怨恨的对象。
这种因对世界的误解而产生的尖锐的怨恨心态，构成了日本知识分子认识世界、认识文明的基础。这种心态以及基于这种心态的世界认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败北，其致命的危害性才完全显露出来。
庶民的战争体验与认识
由于战胜了中国这个当时让法国、俄国等强国也多有顾虑的“老大国”，这次战争除了使日本获得与“欧美先进列强”对等的地位外，还促进了日本立宪主义的落实、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确立。不过，这些内政外交上的丰硕成果的代价不菲，那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成立。其中，战争期间明治天皇的御驾亲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开战初期，日本民众并未显示出特别的热情。这种状况导致福泽谕吉8月23日在《时事新报》上撰文，将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了上层的大名与华族（即贵族），批评他们对战争态度冷淡。然而，随着明治天皇9月13日动身赴广岛设置行营，发挥统帅权的亲裁权力，日本各个阶层皆为之一变。据记载，当时“东京民众为凤辇送行，从江户城到新桥火车站的路上人山人海，包括从帝国大学的大学生到小学校的儿童在内的各种学校的学生、各个村镇的实力人物、普通市民……下榻之地的名古屋、神户自然不用说，列车通过的各个车站以及铁道沿线，均为人群所掩埋。”天皇抵达广岛后，旧广岛藩主、福山藩主等出迎，德川家达、岛津忠义等实力派大名与华族纷纷前往拜谒。结果，日本各个阶层通过天皇建立了普遍的联系；近代国家所必要的“国民”诞生的同时，“军国之民”亦由此形成。作家、诗人国木田独步在1902年发表的小说《酒中日记》中的一段文字，将当时军国的氛围如实呈现了出来：“日清战争接连取得胜利，人们高喊着军队万岁。军人以外的所有人，日夜庆贺，自己的妈妈和妹妹也堕落了。……是‘作为国之干城的军人’不好，还是妈妈和妹妹不良，事已至此，无需再提了。只有一件事确凿无疑，那就是，家里有闺女的人家，无论是贵族、富豪、官吏还是商人，大家都渴望招个军人做女婿。甚至自家未出阁的闺女找军人当情夫，似乎都成了光荣的事儿。”战争在国民性格形成中的角色，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民众自发参与到军国体质中的现象，正是现代军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日本，因获得了巨额的赔款与领土，愈加强化了国家的暴力性格。可以说，甲午战争后，日本确立了此后的国家战略。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在谈论日俄战争时，有这样一段说法：“战争会让败者非常悲惨，但有时也会让战胜国发生变质，其中最糟糕的事例就是日本。”其理由是，日本战胜俄国后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其实，日清战争胜利后现代军国主义国家的出现，才是日本的根本性“变质”。
这种“变质”并非仅仅是人类史上的军国主义的再现，而是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军国主义的成立。在急速形成的民族国家内部，国家的性格与国民的性格发生了高度的相互塑造。结果，军国主义不再仅仅是统治集团的权力意志与政策倾向，而是在人类史上首次获得了总体性的国民支持。这种支持并非是简单的意识形态动员的结果，而是有着日本民众特殊的认知基础。如前所述，天皇在这一体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绝大的角色：由于天皇成为人们忠诚的自然对象，这种忠诚的“自然”属性与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相辅相成，最终形成了封闭的政治意识。这是近代日本国家性格的本质特征。
与世界的和解之路
明治日本对华夷秩序即对中华世界文明的独特感受性——压抑与愤懑——因1895年的辉煌胜利而得到了释放与升华。接下来，他们以同样的心理认知模式，开始面对另外一种“世界”，即欧美率先开创的近代世界秩序与世界文明。日本试图以东方文明担纲者的身份，挑战西方文明。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之所以被塑造为黄种人对白种人的战争，原因正在于此。当然，这种对近代世界秩序的把握，在思想家那里早已得到了尖锐的呈现。比如，早在1878年，福泽谕吉就在其《通俗国权论》一文中写道：“身处禽兽世界，最后可诉诸之手段唯有必死之兽力”；“百卷的万国公法不如几门大炮，数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这种对世界文明的虚无主义认知，最终决定了日本于1941年向美国宣战。日本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先后完成了对三大强邻的挑战。纵览世界史，无出其右者。
显然，日本的这些国家行为并非仅仅是后世人们所说的以国运相赌的冒险，而是有着特定的心理机制与逻辑基础。从明治中期出现的各种“亚细亚主义”论述开始，到二战期间的“大东亚共荣圈”，都是以日本-西方这一对立图式为基础、并以前者的特殊性与优越性为核心的国家战略论述。事实上，日本对美国开战后，当时堪称日本知识分子的领袖的小林秀雄等展开以“近代的超克”为主题的讨论，正是这种对日本国家发展道路与日本文明进行的理论化尝试。这种基于日本特殊性的“日本道路”的论述，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封闭的认知模式，从而愈发使得日本政治与知识精英丧失了理论思维。简言之，他们试图以自绝于世界的方式开创自己的文明。1945年日本的最终战败，将其逻辑中的致命错误暴露了出来，那就是日本政治精英并未认清19至20世纪世界文明变迁的大势：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绝非世界政治的本质，文明有着文明所固有的普遍而坚不可摧的内核。近卫文磨曾说过，虽然“以英美为主的和平主义”带有欺骗性，但试图以日本为主的“东亚新秩序”取而代之，从国际上看更缺乏正统性。这种说法很值得琢磨。日本政治学者就此评论说，“日本在亚洲和世界同时丧失了支持者，在不断地叫嚷‘美英等国包围圈’和外交孤立中，日本帝国投入到‘与世界为敌’的战争中。”
1945年日本最终被占领；明治开国以来举国上下一直担忧的亡国危机，竟然变为亡国的现实。这可以说是“预言的自我实现”（self-fullfilling prophecy）这一有名的社会学命题的历史案例。令人惊异的是，面对这种梦幻般的巨变，这一次日本举国上下几乎未表现出任何的屈辱感。那么，日本是否最终克服了支持其百年战争的独特心理与世界认知状况？日本民族最终觉醒了吗？这里面发挥作用的机制又为何物？120年前爆发的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依然是探索这些问题的起点。这种探究将关乎人类文明在微观与宏观上的每一次走向。
本文首发于2014年7月《学术月刊》，由作者授权刊发，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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