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书，“伤感情”

正文

书呐，真是美好、神奇而又古怪的事物。比如说，有一天朋友来找你，盯着桌上或书架上的书，左翻翻，右翻翻，随后突然拿起其中一本看了起来，竟然还表现出了兴趣，此时你是不是要担心了？朋友之间，拿什么都可以，再贵也可以商量，可是拿书让人心如刀割。

然而，我们对待书好像还有一种态度。有个说法“偷书不为贼”，这究竟是指知识是公共的、需要分享的，还是在贬低书的价值？更别说，书被拿来作为道具制作和收藏标本，被用来压平那些有褶皱的A4纸或纸币。哦，对了，还可能被拿来压泡面！而在大学生时代，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到打印店打印或复印过书，少则部分章节，多则一整本——如果书已绝版，当然自当另说。

奇怪的是，除了像焚书这样令整个文明蒙羞的举止，大多数的做法似乎也并未妨碍我们对书的喜爱。无论怎么做，都能讲出一番道理来为自己爱书作辩护。我们也确实是爱书的。这其中的矛盾真是微妙。

德国作家布克哈德·施皮南也有这样的喜爱和纠结。他为此还写一本小书，《书情书》。他讲到曾经遭遇“洪水”，地下室的书被浸坏，有的还发霉了。这些书原本不常看，所以才放到地下室。他需要选择，扔掉还是拯救？他坦诚地说，甚至希望有的书再被损坏一点，如此放弃才能心安。不得不说，在书这件事上，一个人的小心思真是太丰富了。书评君摘编《书情书》部分内容和书友们分享。也期待你们在留言区讲一讲和书相关的那些“小心思”。

原文作者|(德) 布克哈德·施皮南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欢迎关注。

1

被借出的书

斗胆说尽人皆知的大实话：一个人要想看书的话，不一定非得去买。从某种意义上讲，书籍甚至算得上是一种公共品。这里指的不单是图书馆里的藏书，就算是私人收藏的书籍，同样也具有某种独有的特质。当一个人张口向朋友借用餐具或割草机之前，他八成已向对方借过十来本书（用于收藏的古董书自然另当别论）。虽然都是私有物品，但和书籍相比，餐具和割草机显然要更“私人”一些。更何况，因为书里的字都是事先印好的，所以对书的主人而言，真正属于他的并不是书里的文字，而不过是那一沓纸。再说了，如果一个人的选书品味能够以如此方式得到赏识，他该感到受宠若惊才对！

但不管怎样讲，向人借用餐具是为了筹备一场盛大的家宴，借用割草机是因为自家那台出了故障，刚刚送去修理。所以，人们在借用这些物品时，通常都会讲好送还的时间。书却不一样。阅读不是家宴，也不是修整花园。它可以延迟，也可以中断；它可能耗时漫长，也有可能永远都不会开始。所以，出借人总是这样说：看完再还，不急！

这话自然是出自好意。可是，它却让书的命运从此踏上了自己的轨道。如果借书人患有拖延症，这本书就会变成压在他心中的重负。时钟开始嘀嗒作响：哎，该把书还回去啦！但从另一方面讲，借书人也许并不愿意逼自己太甚，更不愿被别人催促不休，而且说到底，不过就是一本书吗，还能怎样？可是，如果不看就把书还回去，也终究不是办法。一来是因为借书人可能不等人问，就不自觉地说了实话；二来如果这样做，会让借书人显得很小气。其实这时候，出借人自己也已陷入了两难。书迟迟不还或许早让他怒火中烧，可他却刻意回避不问，以免让自己看上去像是个小气鬼。而且他毕竟亲口说过：不急！

于是，许多借出去的书就这样经年累月，守候在等待阅读的中间地带。还没看，不过，马上；还没还，等看完就还，一定！对借出去的书来说，最坏的情况是，借书人压根不准备再读它。而且为了不让自己太纠结，他刻意把书塞到了一个视线不及的角落。也许有一天，这些借来的书会被装进搬家用的纸箱，随其他家当一起离开这个城市，这个国家，这片大陆，最后被借书人昧着良心或出于大意，归入了自家的收藏。

再往后，当出借人和借书人都已相继故去，这本借出去的书却依然完好。可是，只有当它有一天在旧货市场上被卖掉——哪怕标价只有一角钱——它才能有机会洗刷身上的污点和耻辱。如今，它终于又有希望被人阅读啦！

直到有人把它借走。

2

被偷窃的书

想当年，在我刚进大学念书时，从书店里偷书还是一种富有个性的叛逆行为。在一些圈子里，文字常常被看作是公共品。在这些人看来，文字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总是以商品和私有物——书籍的形式出现，是资本主义制度为达到统治 目的所采取的卑劣伎俩。面对这种伎俩，只能以不顺从的姿态作为回应。

那时候，我只偷过一本书。一场白费力气的行为表演，一次青春期后遗症式的愚蠢冒险。那本书是克劳斯·曼的《梅菲斯特升官记》。在被禁多年之后，它又重新出版上市，尽管围绕书的官司还没有了结。我觉得，对这样一本书下手实在再合适不过，况且它就摆在书店靠近门口的位置，高高地堆成一摞。

这次偷书行动虽然得了手，可我的内心却为此纠结不已。我草草读完了书，一心指望能通过阅读来弥补之前的过失。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于是我只好又花钱买了一本，还让店员开了发票，然后在离开书店时，悄悄把书放在了门口依然高耸的书堆上。一场行为主义风格的资本主义大批判，就这样狼狈地收了场。

可是到后来，在迷上收藏的几年里，我却屡屡陷入一种境地，让我不得不认真去思考偷书的问题。在我眼里，有些书和我的书架还有架上的藏书是那么相配（简直是天作之合），以致让我觉得，为了得到它们，就算做下犯法的事也是情有可原的。现有的物权关系确实很不公平，不过这并非是对政治和社会全面思考后的认识，而是在我看来，我对这些书籍的权利诉求，要比旧书店或公共图书馆来得更迫切，更有根有据。只有一次，我的占有欲之强烈，胜过了对做贼被抓的恐惧。至于下文如何，恕我无从奉告。

偷书贼是一类既有魅力又充满矛盾的人物。从一方面讲，他擅自窃取他人之物，这着实不妥，要是听任其发展那还了得？但另一方面，他是窃贼中的文化人，是精神世界里的罗宾汉。或许我们可以指望他们，为书籍的世界打造全新的物权关系，以取代单纯的商品所有权。最好的办法是按照读者的真实需求和内在素质来分配书籍，具体该怎样操作，则另当别论。

自从投身写作之后，我对偷书贼的浪漫幻想也渐渐消散。谁敢偷我的书，就是不尊重我的劳动，是贪图私利而害我吃亏。人类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才终于建立起一套文化经济体制，好让人们至少有机会依靠写作来养活自己。假如没有“知识产权”的理念和司法实践，这条路就会被彻底堵死，所以务必要想办法保住它。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抵制“知识产权”盗窃，无论其存在的形式是哪一种。

其实，书籍本身就是一种防盗装置。它给文字套上了权威和官方化的外壳，即使不能彻底杜绝偷盗和剽窃，至少也能让偷窃更容易辨认。我曾在本书开篇中写到：书籍是文字世界里的房子。我想在这里再补充一句：书籍是文字的房子，也是文字的身份证。它标明了文字的所有权关系，也为文字的原创性提供了担保。

请到「今天看啥」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