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地图（英文版）1935年，现藏于美国国家博物馆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既是历史传承的结果、文明互鉴的结晶，也是对中华文明形态现状的客观描述；既是我们内在的理想与追求的目标，又是我们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文明新形态的基本指南。不过，我们不能静态地、固化地、僵化地、画地为牢地理解这个基本判断，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去理解：“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毫无疑问，历史学家对此重大命题的理论阐释肩负重要的责任，担当学术实践与大众传播的双重使命。就当代中国史学界而言，中国史研究者必须放眼世界，世界史研究者必须胸怀中国；中国史必须与世界史相结合，历史学必须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中国学术必须与世界学术相结合；历史学家既要有家国情怀，又要有世界精神，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大循环，总结人类文明的丰硕成果，构建解释世界的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惟如此，才能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中华文明的五个特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不可回避的是，我们今天关于家国情怀的某些说法还处于兰克时代的历史思维，当然这也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中国还没有完成国家统一。中国是历史上少有的现代复杂国家，这种复杂与磨难也造就了中国的伟大。不过，在我看来，家国情怀与世界主义并不冲突，我们的历史研究更需要有世界精神的家国情怀，既不排斥外来一切优秀文化，也擅于把一切优秀外来文化与当代中国的历史学研究相结合。
就人文研究而言，我们的强项是研究中国，弱项是研究世界。无论中国多重要，她只是世界众多山头中的一座；无论我们的中国研究多么全面、多面深刻、多么发达，也只是世界的一个面相。
讲中国本位时要坚持开放融通——现在的世界，互动更有价值。想象世界的方法很多，改造世界的路径不少。世界的山头很多，而且不少山头并不低，有时还处于绝对控制时空的状态，比如近代五百年就是西方世界的五百年。近代世界的山头主要是由西方塑造的，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各种革命使得西方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竖立了“现代化”这座山头。目前全世界75.04%的学术期刊以英文出版，不是很高的山头吗？这是他们的话语权，是目前世界的中心山头，我们无法回避，更不能做鸵鸟，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我们必须像运动员参加奥运比赛一样参与学术奥运，研究其成功的内在逻辑，分析其经验与不足，因为他们扩张与成功的基础是知识与学术。我们需要培养大量精通异域各种山头的各种人才、专家、学者，这是真正的“耐心成本”。现在我们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为例，通过世界史研究几个比较重要的领域看看当今中国世界史学界的基本状况，看看我们投入的究竟够不够。
世界通史的编写不但对于普及世界史知识、提升公众的历史素养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可以让外界了解编写者的世界观，一窥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准与精神面貌。英语世界的“剑桥三史”、苏联科学院编写的《世界通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文明史》等皇皇巨著既代表了不同思想观念下对世界历史的解读，也对历史教育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学术界具有重要地位。我们最流行的世界通史是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在国内世界史学界影响巨大，其源头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叙事。但我们还没有能以文明交流、互鉴、互融为指导思想的世界通史。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六卷本）
区域国别研究是服务现代国家的一个多学科交叉研究领域，旨在对特定区域或国家进行综合研究，为政策制定、商业决策、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提供重要支持。从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到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再到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欧美世界已经出版了大量经典著作。伴随中国不断发展、不断融入世界，欲提升对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的理解和应对能力，也要求我们不断加强区域国别研究。今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各单位一窝蜂上马，热闹非凡，一片繁荣景象，但难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尤其是很少有人愿意规划长期的基础研究。世界上有很多区域、不少国家，如撒哈拉以南地区、南亚东南亚地区、美国以南的泛南美地区，基本是没有基础研究学者的，可以称之为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三南问题”。没有长期的基础研究，怎么会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
在我看来，全球史是区域国别的替代版本，是把整个地球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相互影响的完整区域来对待。这既是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全球治理思想的无意流露。这个领域已经出现了诸如《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等一系列通史类、专题类的经典，影响巨大。反观我国的全球史书写，则是“三多一少”：讨论的多、研究的多、翻译的多，行动的少。唯一的例外是葛兆光先生刚刚主编的三卷本《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似乎可以作为中国史学界从实践层面正式介入全球史书写的标志。
葛兆光 主编《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
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