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三解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的新节目《重读清史》系列的发刊词。在这档节目中，会由三解来领读8本清史的专业著作，这8本书既有海外汉学家的成名作，也有国内研究者的最新成果，涵盖了法制史、思想史、制度史、社会史等多个细分领域，读完这8本书，基本上可以对清朝的历史，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轮廓。
或许有人会反问，我为什么要认识清史？重读清史有什么现实的用处？精读一个直接制造了近代屈辱史的王朝历史，对我们现代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个的答案很简单，重读历史，乃至于重读清史，
最大的用处就是，让我们理解一个词汇——周期。
王朝兴亡有周期，经济发展有周期，人生的际遇自然也有周期，得益于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
我们绝大多数人，从未经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所有的人生经验，都得自经济上升期的社会环境
，仅仅在几年前，还会有一种幻觉，往后余生，将在一个持续繁荣的背景下，越来越好，越飞越高。
可历史的剧本却画出了一个大大的抛物线，让很多人在急速内卷的环境中，迷茫了。
因为在不知不觉中，选择少了，收获小了，经验不管用了，方向也没有了，
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呢？
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
要找准方向，穿越周期，就必须标定当前的位置，再对照过往的周期，寻找规律。不幸的是对完整经济周期的已有研究，往往基于西方历史
，到底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还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没有人可以下结论，
因为制度环境、社会背景完全不一样。
更现实的选择，是
回到中国历史的坐标系
，从更宏观的视角，把握时代演进的方向。
当我们把观察的尺度拉长到2000年，大的文明周期自然清晰可见。
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周秦之变。
第二个阶段是唐宋变革。
第三个阶段是西风东渐。
所谓周秦之变，自西周起始，至秦汉终结，整个历程接近1000年，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从商周时代的邑制国家，走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
简单解释一下，在商周时期，每个人都从属于一个氏族，氏族成员共同耕种，统一分配。正是《礼运·大同篇》所说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天下为公”的景象。
不过，氏族内部也有高低贵贱，族长是贵族，其他成员则是子弟，子弟相当于族长的半奴隶，氏族的财产所有权归氏族，支配权则归族长。整个周王朝就是同构的“家天下”，分封的诸侯是周王氏族的子弟，诸侯又拥有自己氏族的子弟，这些氏族聚居的城市就叫“邑”，周王、诸侯居住的叫大邑，往下一级的叫族邑，再向下是属邑，
人和土地对应，就构成了一个邑制国家。
这也是已知的中华文明原初的制度形态，简单提炼几条特点，就是：
1，家国一体，也就是家天下；
2，财产所有权与支配权分离；
3，政治权力源自氏族内关系；
4，贵贱有别的身份等级制度；
5，人与土地的对应关系。
周秦之变，最大的变化，就是秦汉时代，改变了第3项，用职业官僚群体，替换了层层效忠的贵族统治，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并相应改造了其他几个特质。
之后的唐宋变革，历程同样漫长，并不止于唐宋两朝，同样长达1000年。在西汉皇权无节制扩张的废墟之上，东汉建立起了皇室与世家共天下的制度体系，此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虽然“家天下”的统治没有变，官僚制度得以保留，其余传统特质，都在发生变化，
一直到北宋，在制度层面，确认了良贱无别，财产权的确权，以及允许百姓离开土地，自由流动，堪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才有了史学大师陈寅恪的高度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世
。”
然而，文明的发展并不总是直线向前的。
北宋之后，政权屡屡更迭，经济变化万端，直至明太祖朱元璋定制，前述的变革，并没有延续而下，反而吸收了一系列草原王朝的制度，别开生面。
史学大家孟森在《明史讲义》中就说，“洪武开国，一切扫除更新，其创意所成之制度，奠大明二百七十七年国基。清承明制，又奠二百六十八年之国基。”
因此，
西风东渐的大变革，是在明太祖确立的制度背景之下，闯入中国人视野的，清王朝灭亡之后的110多年，也是这个历史周期的延长线
，
包括家天下的终结，私有财产的确权，乃至于公民与公权力的关系，人人平等原则建立，土地对人身束缚的解除
，一系列文明现代化的变革，都经历了反复的斗争和长期的争取。
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自己所在的位置，是在明太祖开启的第三个历史周期之内
，为什么要从清史讲起？也就是节目开始时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要精读一个直接制造了近代屈辱史的王朝历史？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在很多人眼中，清王朝的形象是软弱无能，武力废弛，可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曾经持续100多年的开疆拓土，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同样，在很多人眼中，由于清王朝的固步自封和颟顸愚昧，造成传统文化断档，又懒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最终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可正如孟森先生所说，清承明制，清朝的制度根基就来自明朝，内敛性的社会控制体系，也沿袭自明朝。清朝固然有文字狱、圈地、投充、迁海令等恶政戕害社会，可在军事技术、对外贸易等方面，又比明太祖积极得多。
更重要的是，占总人口极少数的八旗统治集团，非常恐惧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以华夏讨伐蛮夷的名义，反抗清王朝，更何况在清朝之前，“胡无百年之运”的论断，几乎没有落空过，所以，
对政权合法性的焦虑，哪怕在康雍乾三代，这个后世称之为盛世的时代，也让皇帝耿耿于怀。
要缓解这种焦虑，消弭大规模反抗的可能，
清朝皇帝对社会各阶层采取了软硬两手的管理手段：
一方面对于汉人士大夫，采取强硬的手段，限制他们的政治活动和势力扩张；另一方面对于中下层百姓，则采取怀柔的方式，注重在司法公平、轻徭薄赋等生活相关政策的改善上，宣扬清王朝的“仁政”。
对汉人士大夫的强硬，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文字狱，作为清王朝钳制读书人的独有手段，文字狱的主要作用并不在于惩戒，而是
制造“涟漪效应”，恐吓汉人士大夫，主动进行自我压抑和自我审查
，当然，从规模和影响来看，
文字狱对清代学术和士风的影响被严重高估了
，无论是
心性之学的衰微，礼教之学的兴起，还是考据学的爆发
，早在明代已有端倪，
发展到清代，实则走入了梁启超等人赞誉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这一点，也是相当反常识的。
尽管清王朝对士大夫思想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大，可科举手段，作为士大夫入仕的主渠道，在清朝得到了极大的重视，
科举制通过调整对官僚权益授予的分配方式，空前绝后地消除了足以与中央政权对抗的社会势力，更标志着非人格化体制的成熟。
对中下层百姓的怀柔，一样表现出类似的制度特征。比如清朝的司法体系，形成了一套基于文书程序的，极为繁琐的司法复核制度，最严重的、要判斩首、绞刑的大案，有所谓“上司未有不驳”之说，也就是发现问题，驳回案件重审，除县一级为初审之外，府有府驳，按察司有司驳，督抚有抚驳，刑部还有部驳，总共五级六审，整套程序，与现代司法的刑事审级制度极为相似。
在基于文书程序的非人格化体制之上，清朝的皇帝还有“法外施仁”的人格化操作
，比如叫停秋决的死刑执行，或是响应督抚、刑部的请求，对囚犯开恩免死，尤其是在嘉庆之后，皇帝主动废止了一系列严酷法条的执行，都是“不肯伤民命”的具体表现，
这也和一般人印象中的清朝为政苛酷，大不相同。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
清王朝的“宽仁”，是在对社会严密控制基础上的“宽”
，人们常说的“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统治，清王朝委托给本地士绅们负责的看法，就并不符合事实。
真相是，县级政权不但依赖本地胥吏为爪牙行使权力，县丞、主簿、巡检司等统称为“佐杂官”的底层官僚，也被分散派驻县城之外，成为政权深入到基层社会中的重要权力触手，
大权从未旁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