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历史学论文

康有为晚年“定粤除孙”主张的思想基础与政治权谋（刘萍）

【摘要】1921年，出于对苏俄革命的恐惧，康有为提出了“以兵定粤除孙”的主张，拟借助军阀之力，除掉与苏俄联合的孙中山，并设想了从军事上联络旧军阀，政治上利用门生旧吏，消灭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以实现武力统一中国的方略。康氏的“除孙”仅是一种象征，其实质是要消灭“赤化”。这一主张，最终因军阀之间的矛盾以及政治主张的不同而未能实现，但却对民国政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之前学界对于康有为、吴佩孚关系研究多有误解，对于康有为对民国政治的影响力也多有忽视，考察这段历史，对重新审视康、吴关系以及民国历史的诸多细节均有必要。

清季民初孙中山“初心”说探微（赵炎才）

【摘要】清季民初孙中山围绕党员的修身多次论及“初心”一词，并使用“初志”、“初衷”、“素志”、“信仰”与“理想”等词语表达相似之意。这些不同表述蕴含了秉持大义、救国救种、振兴中华的信念，建设完美共和国，真正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坚持共和精神，积极维护民主政治的品格，维护统一和独立、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气度，富含以革命求进步，以和平谋发展的特质。他结合实际，认为谋国无成源自缺乏真诚，欲藉注重道德修养、推进思想革新、强化组织管理、践行知行合一等来强化政党成员坚守“初心”意识，增强其斗志，激发政党内在活力，使其人格救国真正外化于实践。

口岸城市与维新思潮——以上海为中心（熊月之）

【摘要】维新思潮的涌起不但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受启蒙思想家的鼓动，还受近代以来口岸城市变迁的深刻影响。以上海、天津等租界为核心的口岸城市的兴起，包括其市政建设与管理，西人在这些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活动，这些城市在现代化方面的种种表现，包括宽阔整洁的道路，严格有效的管理，体现民治精神的选举制度等，都与中国传统城市或乡镇的脏乱差形象形成巨大反差，刺激了国人的耻感文化，为中国其他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近在咫尺、可资仿效的榜样，对维新思潮的酝酿与发展，具有长期、广泛、润物无声的影响。中国目光敏锐的绅商在口岸城市的努力，包括兴办新式企业与学校，倡导对外开放、学习西方，进行改良思想宣传，特别是这些城市在学会设立、报刊发行以及以现代交通、通讯为依托的联系网络方面的独特优势，则使得这些城市在维新运动兴起以前，已经成为中国革新运动的先行区域。

法制与人情的博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创立始末（朱海城）

【摘要】1917年由孙中山、虞洽卿等领衔，向民国北京政府递交了设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申请，但因他们证券与物品合办之主张违反了1914年颁行《证券交易所法》相关条款，属违法之请，引发农商部和金业等多方反对。但虞洽卿等商界人士一直利用各种人情关系和社会舆情，持续向农商部施压，最终情胜于法，农商部同意其成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成立表明，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宪法法令、规则契约等正式制度的变革可通过制度引进，国家强制推行，一蹴而就，而人们的法制观念、规则意识、行为方式等非正式制度的转型之路则要漫长得多。换言之，中华民国颁布的“新法”与帝制时期传承下来的“旧制度的那些原则”的冲突与融合事实上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