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推荐||基于企业投资路径的城市网络结构演化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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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精读

长三角城市群经过2006—2020年的协同发展，以上海、杭州为中心的沪宁合杭甬与沪杭金的带状联系初步形成，城市联系表现出由低等级城市向高等级城市聚集的趋势，但城市节点的中心性等级结构并无明显变化，并未出现城市中心性的“马太效应”。上海、杭州、合肥这3个高中介性城市，承担了城市群内要素转移的中转功能，但在城市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中介作用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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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缘起

城市网络是城市间人、财、物、信息、技术等所有要素流动关系的总和 。但由于城市间的全局关系数据不可能直接获取，国内外学者主要通过一种或几种要素在空间上流动形成的功能网络，如交通网络、信息网络、企业网络表征城市网络。相较交通网络与信息网络， 目前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嵌于城市网络的企业关联关系，更能反映各类要素在城市间流动的总体情况 。

微观企业作为城市联系的重要活动主体，嵌于城市空间，并在特定的城市区域，通过产业分工与规模扩大的方式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要素流动又以企业的联系路径为载体跨越城市空间，进而驱动城市之间建立联系。 微观企业间的股权投资关系已成为研究城市网络的重要方向 ，但利用中国企业股权投资的全量数据研究城市群结构的文献较少。为数不多的文献聚焦于将企业的异地投资规模汇总到城市节点，以分析城市间的联系强度，但忽略了微观企业投资路径上城市节点的关联关系与中介作用。长三角城市群历经10余年的协同发展，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城市群规模，在中国城市群发展中均具代表性。研究长三角城市群不同发展阶段的网络结构特征，对理解当前中国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格局与演化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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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与数据处理

采用城市强度指标 ，在“度”的基础上， 通过流入和流出城市的投资路径上的流权重之和，刻画城市节点对要素聚散作用的中心性特征。在参考李哲睿“介数”指标基础上引入投资路径的流权重，提出城市中介性指标 ，以测度一个城市中转其他城市间要素流的能力。对企业投资网络 g 、投资路径 s 、城市网络 G 、城市节点的强度 S （ I ）与中介性CB（ I ）进行重新定义。首先根据企业间股权投资数据，建立企业投资网络 g 。其次，识别网络 g 中跨越城市的投资路径 s ij ，并将投资路径 s ij 转译为城市节点间的有向边 L IJ ，从而构建城市网络 G 。最后，基于社会网络方法，从城市节点的要素聚散功能 S （ I ）与要素中转功能CB（ K ）2个维度，分析城市网络的结构演化特征。

数据来源于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库中企业股权投资实缴金额的新增数据 ，在股权投资数据的选择方面，与前期文献仅采集企业间的跨城投资数据不同，为识别企业投资路径，采集的股权投资数据由3部分构成： 1）长三角企业间的跨城投资数据；2）长三角同一城市内企业间的投资数据；3）长三角企业与非长三角企业间的跨城市群投资数据 。数据集共包含长三角企业688 254家，非长三角企业154 595家，企业间实缴投资数据1 644 599笔。

为了对比分析不同时期的城市网络演化特征，以2010和2016年2项重要发展规划的推出年份为时间节点，以5年为一个发展周期，分别在2006—2010、2011—2015、2016—2020年3个时间段中，将长三角城市群内每对企业间新增投资实缴金额进行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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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网络规模方面 。长三角三省一市之间融合效果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 异地投资路径数量增长带动异地投资金额增长 的演化特征。在规划实施后第一个五年（2011—2015年），企业间异地投资的网络化体系逐步形成，由企业间的异地投资关系而链接的企业节点规模大幅提升，而该阶段异地投资金额在长三角整体投资中的占比保持稳定。在规划实施后第二个五年（2016—2020年），异地投资金额才跟随投资路径而增长，该阶段异地投资金额在长三角整体投资中的占比大幅提升。

▲ 长三角企业投资规模变化情况

▲ 长三角企业投资路径变化情况

▲ 长三角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演化

注：城市节点的大小反映节点的相对强度值RS（ I ），节点间连边的粗细反映相对边权值RW（ L ），连边的箭头方向反映城市间投资联系的方向。

网络中心性方面 。长三角城市节点的中心性差异显著，并具有明显的等级特征，但随着网络演化，城市中心性的差异程度与等级结构并无显著变化。城市联系表现出 以高等级城市向低等级城市的辐射联系为主，同等级城市间联系为辅的结构特征，并且随着网络演化，城市联系表现出由低等级城市向高等级城市聚集的趋势 。

▲ 城市节点相对强度的等级划分

▲ 不同等级城市间相对边权的演化情况

网络中介性方面 。城市节点的要素中转能力与其要素聚散能力基本匹配。而在3个阶段的城市网络中， 合肥和芜湖的要素中转能力均明显高于其要素集散能力，并且随着网络演化，合肥、芜湖的这一特征更为明显 。在网络演化的不同阶段，高中介城市上海、杭州、合肥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并不相同。

▲ 城市节点相对中介性与相对强度演化

▲ 上海、杭州、南京、合肥中转城市联系的省份分布

注：左侧节点为输出城市所在的省份，右侧节点为输入城市所在的省份，连边的粗细则反映省份之间通过该城市中转的权值占该城市所有中转联系权值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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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研究的发现与基于企业异地投资视角分析长三角城市网络的代表性研究有2点异同之处：

高鹏基于上市企业间的异地股权投资联系，发现2018年长三角重点城市的中心性相较于2010和2003年显著增强，并且长三角城市群的中心性等级结构变化明显。而蒋金亮基于全量企业的异地股权投资联系，发现长三角重点城市的中心性并无显著变化。本研究与蒋金亮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并未发现长三角城市群中心性结构的显著变化。本文对于出现这种研究结论不同的情况，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在长三角城市网络的演化过程中，中心城市虽然进一步聚集大型企业的投资联系，但中心城市通过其中介功能，带动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的大量中小企业的投资联系。因此，总体上， 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的进程中，并未出现城市中心性的“马太效应” 。

李哲睿基于长三角企业的异地投资路径数量分析城市的中介功能，发现杭州、上海、合肥的中介性排名前三，并且一些边缘城市的中介性等级明显高于其中心性等级，如淮北、衢州、绍兴。本文在李哲睿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加入企业异地投资路径权重，发现在2016—2020年的城市网络中，中介性排名前三的城市也为上海、杭州、合肥，这与李哲睿的结论基本一致。但不同的是，如果考虑投资路径的权重，上海的中介性程度仍高于杭州，同时并未发现淮北、衢州、绍兴等城市的中介性等级明显高于其中心性等级的情况。这说明 加权城市网络与无权城市网络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单纯考虑投资路径的数量可能忽略了城市间重要投资路径所发挥的权重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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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也存在有待深入之处，首先，只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内41个城市间的网络联系，对这些城市与城市群外部区域的网络联系研究不足，但重要城市节点的中心性与中介性还表现在对城市群内外要素流的聚散与中转功能。因此，如果从城市群内外循环的视角分析城市网络的结构演化，城市节点的中心性与中介性可能发生变化。在后续研究中，可进一步整合长三角企业与城市群外企业的投资数据，在城市群视角下，分析长三角城市在对外要素流转中的中心性与中介性特征。其次，研究主体仅限于异地投资路径上的企业投资联系，而忽略了城市内部没有在异地投资路径上的企业联系。如果从每个城市的视角，分析城市在要素流转中的内、外循环情况，将进一步揭示城市内部的企业联系所蕴含的城市特征信息。最后，没有对企业的投资行为按行业分类，后续研究可进一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战略新兴行业，采用本文所提出的建模方法，从具体行业的角度分析城市网络的产业结构演化特征将更具实践意义。

引用格式

李周平, 傅春, 李远刚, 刘小钰. 基于企业投资路径的城市网络结构演化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J]. 热带地理, 2024, 44(7): 1236-1248. DOI: 10.13284/j.cnki.rddl.2023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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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介绍

李周平，四川广元人，任上海商学院大数据系系主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商业数据分析、数据治理与决策支持，（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