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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具体签了多少份，得好好数一数。”

“我也不知道具体签了多少份，得好好数一数。”湘西某县的一位镇长对记者说。这位镇长仔细梳理2016年与上级党委政府签订的责任状，共33份。除计划生育、安全生产、食品安全、防汛抗旱外，还有烟叶生产、网格化管理、劳动力转移和金融环境创建等。

张家界市一位乡长对记者说，乡镇的一些责任状是县里自行“加码”的，如经济作物生产、果树病虫害防治等。

一些乡镇干部坦言，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本在职责之内，但各类责任状过多、过滥，也就变了味、变了质，甚至让基层干部像“无头苍蝇”一样，做事抓不住重点，工作没有效率，反而助长了形式主义，不利于责任落实。

基层签的责任状多，要应付的各种考核检查自然就多。“责任落实得怎样，上级部门不定期要来检查。”一位乡镇干部说，这种检查虽然不少是走马观花，但他们为此隔三差五就要准备材料、开会汇报、陪同检查，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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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一些乡镇干部反映，在各类责任状的重压下，基层一些工作是看结果不问手段。“为应付上级落实责任状情况的检查，避免出现耕地抛荒情况，镇政府甚至出钱请人种地。”湖南某产粮大县的一位镇党委书记说。

“自从到这个镇任镇长后，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安全生产出问题。”湖南醴陵市一位镇长对记者说，乡镇安监站人手极少，也没有执法权。“镇上有几家烟花企业，如果发现有烟花企业违规生产，不管有没有执法权，也会采取强制措施。”

年终考核时，为了完成责任目标，有的乡镇更浮夸造假。“只要没出大乱，检查意思意思就行了，上级部门一般也不会较真，反正你好我好大家好。”上述产粮大县的一位镇党委书记说。

一些乡镇干部说，“摆平就是水平”，很多时候也是“迫不得已”。如一些农业项目需要配套资金，惠农政策的落实需要工作经费，为保证这些工作开展和责任落实，一些基层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甚至不得已负债运行。

对有些责任状，能不能完成，乡镇干部心里也没底。常德市一位乡长说，他所在的乡镇地处武陵山区，面积200多平方公里，共有17个行政村，镇上没有交警中队和交管站，乡里和村里都没有执法权，看到有村民超载或三轮车载人，只能劝导，但往往起不到什么作用。“落实道路交通安全责任，我们没什么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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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签了责任状，有些部门就成了‘甩手掌柜’”

一些基层干部表示，守土有责，属地管理，这些原则并没有错，但基层钱少权小事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在正常的责任之外，一味将责任“包袱”往基层压，效果并不见得好。

“像国土所、财政所、派出所等有执法权的站办所都是垂直管理，规划、建设等领域的执法权也都在县直机关。”湘潭县一位镇党委书记说，一旦签了责任状，有些部门就成了“甩手掌柜”，习惯站在上面发号施令、指指点点，把职责范围内的事也扔给了基层。

“很多工作，乡镇跟县里签了责任状，乡镇再把责任分解后压到村一级。村里经费极少，村道维修、村容整治等，所有事情都要花钱，哪来那么多钱?”湘西一位村支书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一些基层干部表示，过多、过滥的责任状该精简的要精简，该合并的要合并。一方面要争取责任状“瘦身”，为基层干部减负松绑；另一方面要加强上下联动，形成合力。上级要积极为基层“撑腰壮胆”，在业务指导、执法支持、人员培训等方面给予基层帮助。

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倪洪涛建议，应根据责权利对等原则，科学合理划分上级和基层之间的事权和责任，构建严密科学的责任体系，上级的归上级，基层的归基层，各司其职，各尽其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