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尔嘉耶夫 | 历史的诱惑与奴役：对历史终结的两种理解

想当国师的哲学家 · 公众号 · · 2024-07-05 20:52

正文

历史的诱惑与奴役：对历史终结的两种理解

本文选编自《论人的奴役与自由》，注释从略

作者｜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Nikolai Berdyaev，1874-1948）

俄罗斯宗教哲学家，思想涉及哲学、宗教、文学、政治、人类学和伦理学等领域，被誉为“二十世纪的黑格尔”，“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预言家之一”，俄国给予世界思想界的“第四件礼物”。

一

人的最大诱惑和奴役与历史相关。历史的沉重性以及在历史中发生的过程表面上的伟大非常令人敬仰，人被历史所压迫，并同意成为历史建树的工具，为理性的狡计服务（黑格尔的Listder Vernunft）。关于个性与历史的悲剧性冲突，以及这个冲突在历史范围内的不可解决性，前文已经说过了。现在应该把这个问题放在末世论的背景下。所谓的历史个性（историческиеличности）积极地进入历史，但是历史实际上看不见个性，看不见个性的个体之不可重复性、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当历史面对个体时，它所感兴趣的也是“一般”。历史成了中等人和大众的历史，但中等人对历史而言只是抽象的单位，而不是具体的存在物。对中等的人类而言，每个中等人都变成了手段。历史追求的目的似乎不是人性的，尽管在历史里发挥作用的是人；历史的标志是一般、普遍对个别和个体的统治。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

[俄]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著

张百春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9月

人被迫接受历史的重负，人不能走出历史，把历史从自己身上卸下，人的命运就在历史里实现。人类历史不是自然界历史的一部分，自然界的历史却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世界生命的意义不在自然界里展现，而是在历史里展现。自由与必然，主体与客体的激烈冲突在历史中发生。自由自身在历史里变成了注定的命运。基督教是深刻地历史的，它是上帝在历史中的启示。上帝进入历史，并把意义赋予历史运动。元历史向历史突破，历史上一切重要的东西都与元历史的这个突破相关。但是，元历史与历史相关，并在历史里表现自己。历史是人与上帝的相遇，是人与上帝对话式的斗争。同时，大部分历史都是虚无和微不足道的，是虚幻的伟大，其中只是偶尔凸显出真正的生存。精神向历史领域突破，并在其中起作用，但在自己的历史客体化里，精神与自己异化，因此开始枯竭，并向某种与自己不相像的东西过渡。对人类意识而言，历史是矛盾的，并引起对待自己的双重性态度。人不但接受历史的重负，不但与历史进行斗争，并实现自己的命运，而且他还有把历史神化的趋势，把在历史中发生的过程神圣化的趋势。历史主义的诱惑与奴役就从这里开始。人愿意敬拜历史的必然性，历史的注定命运，并认为这就是神的作用。历史必然性成了评价的标准，对这个必然性的认识被认为是唯一的自由。历史的诱惑是客体化的诱惑。黑格尔仿佛是历史精神、历史天才的哲学化身。对他而言，历史是精神向自由的胜利前进。

尽管自由的范畴在黑格尔那里发挥巨大的作用，他甚至把精神定义为自由，但他的哲学却是彻底的和极端的逻辑决定论（逻辑决定论并不比自然主义决定论更少奴役人）。黑格尔企图使人产生这样的意识，即受历史的奴役就是自由。黑格尔的历史崇拜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决定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为历史必然性所诱惑。黑格尔不但使人服从历史，而且也使上帝服从历史。在他这里，上帝是历史的产物，存在着一种神的生成。这同时意味着应该向历史上的胜利者致敬，承认所有获得胜利的人的正义性。作为一种哲学世界观的历史主义将导致与绝对价值的冲突，它必然肯定相对主义，善的相对主义和真理的相对主义。历史理性的狡计统治着所有的价值。这也毒害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人及其所珍视的一切价值都变成历史的质料，历史必然性的质料。历史必然性同时就是历史的逻各斯。人注定要生活在历史的整体之中，并在这里汲取自己生存的意义，这个意义将超越日常性，尽管人的生存被历史整体所压迫。但是，最高的真理是：整体在人身上。历史中的理性的狡计常常是最大的谎言，是在历史中对真理的践踏。在历史中有犯罪，犯罪是历史上“伟大”事件的基础。这个犯罪折磨着人，它表明，历史的终结应该到来，一切真理只有经过这个终结才能实现。在历史中有无意义的东西，它指向位于历史界限之外的意义。这个无意义的东西常常被称为历史的理性。起来反抗历史的普遍精神的人，在我们这里有别林斯基，他只是在自己道路上的一个瞬间里如此，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也反抗历史的普遍精神，而且任何一个人格主义的追随者都应该反抗历史的普遍精神。基督教自身也曾被历史的普遍精神所奴役，它迎合了历史必然性。这种迎合被当作神圣的真理。所以，基督教的末世论被弱化和钝化了。基督教末世论成为“不妥当的”和“不雅致的”提示。这个提示伤害了理性，并要求理性做不可能的事情。这就尖锐地提出末世论和历史的关系问题。但是，历史的哲学问题首先是时间问题。对历史的神化就是对历史时间的神化。

二

时间问题是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指出柏格森和海德格尔就足够了。这个问题对存在主义类型的哲学具有特殊的意义。历史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时间哲学。历史与时间相关。谈论时间不意味着谈论同一个东西。时间具有不同的意义，必须作出区分。有三种时间：宇宙时间、历史时间和生存时间。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三种形式的时间里。宇宙时间以圆周为特征，它与地球绕太阳的运动相关，与日、月、年的计算相关，与日历和钟表相关。这是圆周运动，其中经常发生复归，比如早晨和晚上，春天和秋天的到来。这是自然界的时间，作为自然存在物，我们生活在这个时间里。希腊人主要接受宇宙时间，在他们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对宇宙的美学直观，他们几乎不理解历史时间。时间根本不是世界和人的存在被放入其中的某种永恒和僵化的形式。不但存在着时间中的改变，而且时间自身的改变也是可能的。

时间的逆转是可能的，甚至时间的终结也是可能的，那时，时间不再存在。时间是生存的方式，并依赖于生存的特征。说运动和变化的发生是因为存在着时间，这是不正确的；正确地应该说，时间存在，是因为发生着运动和变化。变化的特征是时间特征的原因。宇宙时间是客体化—自然世界里发生的变化的产物之一。宇宙时间是客体化的时间，服从数学上的计算，它服从数字，服从加减法。小时和天数可以分为分和秒，也可以加起来构成月和年。宇宙时间同时是数学时间。宇宙时间的秒就是分裂的时间原子。宇宙时间是有节律的时间。同时，宇宙时间还被分为现在、过去和将来。客体化的世界是时间化的世界。这个时间化的特征也意味着时间的病变。分裂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是病态的时间，伤害人的生存的时间。与时间的病变相关的是死亡。时间必然导致死亡。时间就是向死亡的疾病。在自然界和宇宙的时间里，自然和宇宙的生命建立在生和死的交替基础上，这种生命懂得周期性地像春天一样复活生命，但这个复活不是为了被死亡带走的人，而是为了其他人。在宇宙时间里不可能战胜死亡。现在是不可捉摸的，因为它被分解为过去和将来，而且现在消灭过去，为的是被将来消灭。在宇宙时间里，生命的王国服从死亡，尽管产生生命的力量是不可穷尽的。宇宙时间能带来死亡，但不是针对类，而是针对个性。宇宙时间不愿承认个性，对个性的命运也不感兴趣。但是，人是生活在几个时间维度之中的存在物，他生活在几个生存的意义上。人不仅仅是宇宙的、自然的存在物，服从做循环运动的宇宙时间的存在物。人还是历史的存在物。历史生命是和自然界不同的另外一个意义上的现实。当然，历史服从宇宙时间，它按照年和百年计算时间，但它也知道自己的历史时间。历史时间是由这样的运动和变化产生的，它们同宇宙循环中所发生的事件不同。历史时间不是以圆周为特征，而是以直线为特征，这条直线指向前方。历史时间的特点就在这个对将来的目的性上，历史时间在将来里等待意义的揭示。历史时间携带着新东西，在历史时间里，未曾存在过的将变成存在的。是的，在历史时间里也有复归和重复，可以确定类似性。但历史时间中的每个事件都是个体的独特的，每个十年和百年都带来新生活。

反对历史时间的斗争自身，反对历史的诱惑与奴役的斗争自身不是发生在宇宙时间里，而是发生在历史时间里。和宇宙时间相比，历史时间和人的积极性联系更大。但是，个性按照新的方式被历史时间所伤害和奴役，它有时甚至在向宇宙意义上的生存的过渡里寻找对历史奴役的解脱。在宇宙里比在历史里更能反映神，但这里指的是人通过客体化的自然界和客体化的时间向它突破的那个宇宙。历史时间也是客体化的时间，但是在历史时间里有从人的生存的更深层次产生的突破。历史时间指向将来。这是历史时间的一个方面，是它的产生的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历史时间也同过去和传统相关，传统决定时间联系。没有这个内在意义上的记忆和传统就没有历史。“历史”是由记忆和传统构造出来的。历史时间同时是保守的和革命的，但这还没有涉及生存的最深处，因为生存不属于历史时间。历史时间产生幻想：在过去里寻找最好的、真正的、美好的、完善的东西（保守主义的幻想），在将来里寻找完善的结局，意义的完成（进步的幻想）。历史时间是分裂的时间，它不知道任何现在之中的完满（过去和将来同时永远就是某种现在）。在现在里，人感觉不到时间的完满，他在过去或将来里寻找这个完满，特别是在过渡的和令人痛苦的历史时期里寻找。这是历史的诱惑人的幻想。在现在里有完满和完善，但这个现在不是时间的部分，而是时间的出口，不是时间的原子，而是永恒的原子，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样。在这个生存瞬间的深处所体验到的东西将被保留，消失的只是以后的那些瞬间，它们包含在时间的序列里，并且代表更少深刻性的实在。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都是客体化的和服从数的，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服从数。除了这两种时间外，还有一种生存的时间，这是深刻的时间。不能完全脱离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来思考生存时间；存在着由一种时间向另一种时间的突破。蒂利希喜爱谈论的Kairos（希腊语，相应的时间、地点、生存处境）仿佛是永恒向时间的介入，是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里的中断，是时间的补充和实现。与此相关的是弥赛亚—先知主义的意识，这个意识从生存时间的深处谈论历史时间。

生存时间最好是用点来表示，而不能用圆周和直线。这恰好意味着生存时间完全不能用空间来表示。这是内在的时间，没有被外化在空间之中的时间，没有被客体化的时间。这是主观性世界的时间，而不是客观性世界的时间。生存时间不能按数学的方式计算，不能叠加，也不能分解。生存时间的无限性是质的无限性，而不是量的无限性。生存时间的瞬间不服从数，它不是客体化时间序列上的分裂的时间部分。生存时间的瞬间是向永恒的出路。说生存时间与永恒是同一的，这是不正确的。应该说，生存时间参与永恒的某些瞬间。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内在经验都知道，他在自己的某些瞬间里参与永恒。生存时间的持续性与客体化时间、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的持续性没有任何共性。生存时间的持续性依赖于人的生存内部体验的紧张程度。在这里，从客观观点看的短短几分钟可能被体验成无限，而且是相对立的两个方向上的无限，痛苦的方向和喜悦、欣喜的方向。任何神魂颠倒的状态都使人走出客体化的数学时间的计算，走进生存的质的无限。一个瞬间可能成为永恒，而另外一个瞬间则可能成为恶无限。所谓的幸福之人忘记时间，就意味着走出数学上的时间，忘记钟表和日历。

人们的大部分生活都是不幸的，所以被束缚在数学时间上。痛苦是生存意义上的现象，但它被客体化在数学时间之中，并显现为量的意义上的无限。关于永恒地狱之苦的荒谬绝伦的学说就根源于痛苦的生存体验，是生存时间和客体化的、数学上可以计算的时间混淆的结果。人把地狱之苦体验为无限的、没有终结的，这是十分强烈的痛苦的标志。但是，这个幻想的无限与永恒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正好意味着滞留在恶的时间之中，不能走向永恒。痛苦的主观性在这里具有本体论的客观形式。生存时间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按照垂直线发生，而不是按照水平线发生。在生存时间里发生的事件，按照水平线看只是点，在这个点上发生的是从深处向表面的突破。生存时间中的事件从平面上看是线，这是与从深处发生的突破相关的那些点运动的结果。这是对不应该外化的东西进行了外化，对在客体里不能被表达的东西进行了客体化。一切创造行为都在生存时间里发生，只是投影在历史时间里。创造的高潮和神魂颠倒位于客体化的和数学的时间之外。创造高潮和神魂颠倒不是发生在平面的维度，不是按照横向发生的，而是按照纵向发生的。但是，创造行为的结果却被外化在历史的时间流之中。生存时间在历史时间里发生突破，而历史时间反过来作用于生存时间。

历史上一切重大和伟大的事件，一切真正新的东西，都是生存层面和创造的主观性中的突破。历史上任何著名人物的出现都是如此。因此，在历史上有与这个突破相关的中断，而不存在连续不断的过程。在历史里有元历史，元历史不是历史进化的产物。在历史里也有奇迹。从历史进化和历史规律性出发无法解释奇迹；奇迹是生存时间中的事件向历史时间里的突破，历史时间不能完全容纳这些事件。上帝在历史中的启示就是生存时间中的事件（向历史中）的介入。基督生活中所有充满意义的事件都是在生存时间中发生的，这些事件在历史时间里只是通过沉重的客体化环境才显露出来。元历史的事件永远也不能容纳在历史之中，历史总是歪曲元历史，使之与自己相适应。元历史对历史的彻底胜利，生存时间对历史时间的彻底胜利将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在宗教的意义上，这将意味着基督的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来临重合。在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元历史的来临之间是紧张的历史时间，在这里，人经历所有的诱惑与奴役。这个历史时间自身不可能结束，它追求无限。这个无限永远也不能变成永恒。从历史时间里有两个出路，它们朝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宇宙时间的方向和生存时间的方向。历史时间向宇宙时间的陷入是自然主义的出路，它可能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历史向自然界复归，进入宇宙的循环之中。另外一条路是历史时间向生存时间的陷入。这是末世论的出路。在这里，历史过渡到精神自由的王国。历史哲学最终永远或者是自然主义的（尽管也用精神范畴），或者是末世论的。历史时间以及在其中发生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个意义在历史时间自身之外，在末世论的前景里。历史是精神的失败，在历史里不能形成上帝的国。但这个失败自身是有意义的。对人的巨大考验和人所体验到的诱惑经历都是有意义的。没有这些考验，人的自由就不能被彻底地体验。然而，乐观主义的进步理论是没有根据的，它和人格主义处在深刻的冲突之中。进步完全处在携带着死亡的时间统治之下。哲学从来没有严肃地提出历史和世界的终结问题，甚至神学也没有足够严肃地关注这个问题。这是关于时间是否可以被战胜的问题。只有在下面的情况下，时间才是可以被战胜的，如果它不是客观形式，而只是与自己异化的生存的产物。这样，从深处发生的突破能够结束时间，克服客体化。但是，这个从深处发生的突破不可能仅仅是人的事业，它也是上帝的事业，是人和上帝的共同事业，是神人的事业。在这里，我们遇到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上帝的天意在世界里和对世界的作用问题。这里的全部秘密在于，上帝不在客体化的自然界决定论秩序上起作用，而是在自由中，只通过人的自由而起作用。

三

启示与时间的悖论相关，对启示的解释的巨大困难就在这里。而且说实话，解释启示的象征在很大程度上是无聊的事。我根本不想解释启示，我只想提出历史终结的哲学问题。时间的悖论在于，人们在时间中思考历史的终结，与此同时，历史的终结是时间的终结，即历史时间的终结。历史的终结是生存时间上的事件。但这个事件又不能在历史之外思考。历史的终结发生在生存时间里，既在“彼岸”，也在“此岸”发生。历史的终结不能被客体化，对它的理解和解释的困难就在这里。在生存时间里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在历史时间里都表现为悖论。对启示有两个理解：消极的和积极的。在基督教意识的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消极理解。在这里，人们消极地预感和等待世界的终结，这个终结完全由上帝决定，只是上帝对世界的审判。或者，世界的终结是由人积极—创造性地准备的，也依赖于人的积极性，即世界的终结将是神人的事业。消极地等待终结伴随着恐惧感。积极地准备终结则是一种斗争，可能伴随着胜利的感觉。启示的意识可能是保守的和反动的，而且常常是如此，但也可能是革命的和创造性的，而且也应该如此。对即将来临的世界终结的启示预感遭到可怕的滥用。任何一个正在结束的历史时代，任何一个正在终结的社会阶级，都很容易把自己的死亡与世界终结的到来联系在一起。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都伴随着这种启示的情绪。俄罗斯帝国的终结也伴随着启示情绪，许多人都预感到了这个终结。索洛维约夫、列昂季耶夫所代表的是消极的启示意识类型。费奥多罗夫代表的是积极的启示意识类型。费奥多罗夫对启示录的积极解释是天才而勇敢的，尽管他的哲学并不能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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