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读书和写作，二者确实有莫大的关系，不会阅读是写不出像样文字的。
但这关系绝对不是“输入”与“输出”。“输入输出”是去年最流行的口号，不知掏钱报班的学员们知识变现了没有？所谓的“输入输出”，花那样多的时间去读那些粗浅劣质的畅销书，再坚持日更变成文字熟练工，于个人学识的提高、反思的深度并没有任何助益。长远来看，对读书写作的体验与情感，简直是种伤害：数据奖励的肤浅快感褪去之后，只剩苍白和空虚。
什么是“读书——写作”的浅与深，我举个解读《红楼梦》的例子吧。
1．十三个大和十一个家
以《红楼梦》的主旨为何为例，先举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的见解：
原来在雪芹书中，他自称的“大旨谈情”，此情并非一般男女相恋之情。他借了他对一大群女子的命运的感叹伤怀，写了他对人与人之间应当如何相待的巨大问题。……他借了男人应当如何对待女子的这一根本态度问题，抒发了人对人的关系的亟待改善的伟思宏愿。因为在历史上，女子一向受到的对待方法与态度是很不美妙的，……
假如对待女子的态度能够有所改变，那么人与人的关系，定然能够达到一个崭新的祟高的境界。
倘能如此，人生、社会、国家、世界，也就达到了一个理想的境地。（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工人出版社，1989年）
简单来说，周先生认为《红楼梦》的主旨是谈人际关系的——“大旨谈情”。至于为什么会将“大旨谈情”理解成人际关系，后文还会介绍周先生的高见。在这基础上，他认为改善人际关系即可以改善文化拯救民族，这是曹雪芹之所以伟大的所在。
看到如此博学的学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来，是让人哭笑不得的。周先生擅长的领域是考证，尽管时有“高鹗续书是政治阴谋”这样匪夷所思的结论，但对《红楼梦》考证的功绩还是有目共睹的。只不过，离开考证本身，一旦要总结出什么“大义”的时候，则不免令人皱眉。
比如《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这本书往后翻一翻，能看到他对曹雪芹的吹捧：“大思想家、大诗人、大辞曲家、大文豪、大美学家、大社会学家、大心理学家、大民俗学家、大典章制度学家、大园林建筑学家、大服装陈设专家、大音乐家、大医药学家”。这就是“十三个大和十一个家”的著名笑料，连同“改变人际关系就能改变世界”的观点，难以想象一个著名学者对于人生和哲学居然可以隔阂到如此这般的程度。
2．人之大患在我有身
《红楼梦》是人人爱读、很多人写过读后感的作品，但读后感的角度和深度却各不相同。解读《红楼梦》的方向有很多，自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之后，开了一路以哲学解读《红楼梦》的方向。《红楼梦》中包含着人生解脱的思考，是毋庸置疑的，将这思考以哲学的语言去表达，王国维是第一人。今天相信《红楼梦》中包含着某种“哲学”，已经是普遍的认识了。
试举王先生的原文：
《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峙也久矣。夫生者人人之所欲，忧患与劳苦者，人人之所恶也。然则讵不人人欲其所恶而恶其所欲欤？将其所恶者固不能不欲，而其所欲者终非可欲之物欤？
人有生矣，则思所以奉其生
。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夫人之于生活也，欲之如此其切也，用力如此其勤也，设计如此其周且至也，固亦有其真可欲者存欤？吾人之忧患劳苦，固亦有所以偿之者欤？则吾人不得不就生活之本质熟思而审考之也。
王国维先生是最早学习叔本华和康德哲学的国人，并就二人的哲学留下了“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名言。叔本华讲意志哲学，以人的欲望为统摄其他人生问题的根本。生的意志，折射为欲望。
欲望的囚笼，是人生最大的不自由
。叔本华指出所谓的“世界”，不过是我们肉体自身的欲望局限的认知构造。
王国维将叔本华的意志哲学称作“
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
”，在哲学上，他认为两千年来只有叔本华回答了人为何受此
意志之桎梏
。人生之不可避免的悲剧与苦痛根源在此，解脱亦在此。
在乱世动荡中的，王国维开始寄情于叔本华的意志哲学。而在文学上，则当属《红楼梦》。王国维认为此书：“非徒提出此问题，又解决之者也。”今人喜欢说“《红楼梦》的哲学”云云，王国维实开此先河。《〈红楼梦〉评论》写于1904年7月，开篇即借《老子》语点明了宗旨：“
人之大患在我有身！
”
从顽石思凡的寓言出发，王国维认为：
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此欲之发现也。此可知吾人之堕落由吾人之所欲而
意志自由之罪恶
也。
在王国维看来，《红楼梦》一书所写的，就是由“意志自由”而带来的种种罪恶。因为人欲的不可遏，所以众生在苦海中无法自拔。而唯一的解脱，就是如贾宝玉般出家。王国维先生读《红楼梦》而感受到作者的人生苦痛，进而思及自身的苦痛，曹雪芹对他来说不是“十三个大和十一个家”，而是引起人生苦痛之共鸣的知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