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这里，我们首次接触到《道德经》里的又一个重要概念
“无为”。许多人根据字面意思，想当然地认为“无为”就是指“不要作为”。这种解释是不通的，如果老子想表达的意思真是“不要作为”，那他直接说“圣人无为”就好了。既然说“圣人处无为之事”，那就表示圣人是要处事的，这个要处的事就是无为之事。又有人见“不要作为”解释不通，便解释成“不妄作为”，意即圣人不做妄为之事。这在逻辑上似乎更加顺畅，可却增添了太多想当然的延伸。如果老子所要表达的的意思真是“不要妄为”，那他为何不说“圣人处无妄为之事”？更何况，尤其之后各章提及的“无不为”、“无以为”等又该如何解释？其实，要想真正理解什么是“无为”，首先就得理解什么是“为”。
“为”的繁体字写作“爲”。《说文》记：
“
爲，
母猴也。其爲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爲母猴形。王育曰：
“爪，象形也。”
，古文爲象两母猴相对形。”
段玉裁注：“
上
既
从爪矣
，
其下又全象母猴头目身足之形也。王育曰
：‘
爪象形也。
’
此博异说
，
爪衍文
，
王说全字象母猴形也。
”
“为”字的小篆是这样写的：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关于
“爲”字的两种解法，这两种解法都认为“爲”字的本义是母猴，只是许慎和段玉裁所认为的，“爲”字上半部分是母猴的爪子，下半部分是母猴的身体，而王育从“爲”字的另一种古代写法中得出，爪子即代表母猴。我们姑且不论这两种解法中哪一种更像母猴，我们需要质疑的是，为什么母猴会具有“为”的意思，又为什么要用母猴来表达“为”的意思？显然，持此观点的学者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而在此后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学者们却又都无法给出其他说得通的解释。直至晚清至民国期间，随着甲骨文的大量发现和深入研究，才完全颠覆了前人的说法。
在甲骨文中，
“爲”字是这样写的：
罗振玉在《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中写道：
“‘为’字古金文及石鼓文并作
，从爪，从象，绝不见母猴之状。
卜辞作手牵象形，知金文及石鼓文从
者乃
之变形，非训覆手之爪字也。意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马以前。微此文几不能知之矣。
”在罗振玉看来，“为”字的下半部不是母猴，而是象；
上半部不是动物的爪子，而是人的手，意指人用手牵引着大象劳作，故其本义为“做”、“干”。
罗振玉的这种解释，相较于许慎和段玉裁无疑是更加合理的，尤其
“为”字的下面是象，这是没有疑义的，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象”字的甲骨文写作：
与
“为”字甲骨文的下半部完全相同。
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论证了
“从仰韶文化时代到河南安阳殷墟时代，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C左右”，其所推测的五千年前气候变迁走势如下图所示：
竺可桢在文中列举了众多的文献资料，指出在殷商末期之前的两千年间，有许多原本只能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生存的动物，却在黄河流域留下了生存痕迹，其中就包括大象。文中引述胡厚宣在《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一文中所指出的
“在武丁时代（公元前1324年？—1365年？）的一个甲骨上的刻文说，打猎时获得一象。”进而论证殷墟发现的亚化石象必定是土产的，而不都是从南方引进来的，河南省古称“豫州”，这“豫”字的本义就是一个人牵着大象。
然而正如上图所示，到了许慎（约
58年——约147年）所生活的东汉时期，气温已经大幅下降，相较于现在尚且要低1°C，相较殷商时更是要低3°C以上，故而大象早已无法在黄河流域生存。因此，许慎在《说文》中写道：“长鼻牙，南越大兽，三秊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盖以当时气温之寒冷，大象就只能在炎热的南越地区（今两广一带）生存了。这或许就是“为”字虽在先秦的金文和石鼓
文中都记作
，下半部与
“象”字的小篆写法已然完全一样，可许慎却仍不将其视为大象，却穿凿附会成母猴的原因所在。
以上，我们论证了罗振玉所称之
“为”字下半部是“象”的正确性，然而其所称之“（‘为’字）意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马以前”却值得商榷。华夏人役使大象的时间，绝不可能在牛马之前。华夏人役使牛马，是早在公元前27世纪的黄帝时期就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了。
《世本
·作篇》记：“胲作服牛”，宋衷注曰：“胲，黄帝臣也，能驾牛”。《易经·系辞传》记：“黄帝尧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在黄帝领导华夏人抗击蚩尤军入侵的涿
鹿之战中，对牛马的使用至关重要的，这极大地增强了华夏军的后勤补给能力。可若果真像罗振玉所说的“古者役象尚在服牛乘马以前”，那何以黄帝不用大象来抗击蚩尤？古文献中记载人类利用大象打仗最早是在殷商时期，《吕氏春秋·古乐》记：“
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
。”人类最早使用大象耕田，当是始于舜帝。
舜帝姓姚，名重华，又称
“虞舜”。“舜”，是其死后的谥号，谥法曰：“仁圣盛明曰舜”。“虞”，是舜所建立的国名。“虞”在古代常用来指代猎人或者掌管山泽禽兽的官员，如《易经·屯卦》记：“即鹿无虞”，意即逐鹿而无虞人的帮助。舜称“虞舜”，极可能是因为舜本虞人。舜既为虞人，则必定熟悉山泽地形，故《史记·五帝本纪》记：“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同时，舜也必定擅长驯服禽兽，《史记·秦本纪》记秦人的祖先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在舜驯服的诸多禽兽中，其中就有大象。《国语·鲁语》记：“商人禘舜而祖契。”商人既尊舜为先祖，其服象的技术亦当是源自于舜。
《孟子
·滕文公上》记：“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盖远古先民在开荒种田时，必先用火焚烧树林。焚林之后，地下仍留有许多巨大的树根。在那个金属农具还没有普及的年代，若单靠人力来清除，则必定费力极大而难见成效。可这时如果能够利用大象来清除，就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奇效，因为大象的鼻子可以非常轻松地卷起350至400公斤重的树木，而一位普通成年男子大约只能举起35至40公斤的物体。于是，那些需要数十名男子辛苦劳累才能清除的巨根，只需要大象的鼻子一卷就能拔起了。今天，在泰国、缅甸和中国的西双版纳地区都建有大象学校，大象毕业后就会被分配到深山老林去服役做搬运工。
《史记
·五帝本纪》记：“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段话历来被用作彰显舜的道德感召力，却很少有人对其真实性进行推敲。据《史记正义》引《周礼·郊野法》注：“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也。”按照这种算法，一邑就是36夫，一都就是9216夫。假设平均每夫家里有四口人，那么一都就有36864人。这三四万人之所以抛弃自己的故土，就是为了接受舜的道德感召？那这骤然增加的三四万人要想生活下去，所需要的粮食又该从何而来呢？事实上，真正吸引这三四万人迅速聚集的，绝不只是道德的感召，更主要的是利益的驱使。正是由于舜掌握了驯象的技术，可以大幅提高人类开荒种地的能力和效率，遂使得四方百姓纷纷前来投奔，以期能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甚至获取属于自己的耕地。
《尚书
·尧典》记：“（舜）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国语·鲁语》记：“舜勤于民事而野死。”《史记·五帝本纪》记：“（舜）
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
”可知舜在即天子位后四处巡狩，极力向天下诸侯推广驯象垦田的技术，以致在巡狩南岳时因积劳成疾而死，故《越绝书》记：“
当禹之时，舜死苍梧，象为民田也。
”
象耕虽然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起到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可却最终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其原因除了后来的气温下降，使得大象无法在黄淮、甚至江淮地区生存外，亦与大象自身的特点有关。
大象最理想的生活环境是临近水源或湿地的空旷森林。一头成年大象的体重约为
3至5吨，每天需要消耗约250kg的食物，以树叶、野香蕉和嫩竹叶为主。可是随着耕地日辟而森林日减，大象无法获得足够多的食物，为求生存就只能去吃人类的庄稼。因此，史书上留下了大量关于人类为保护庄稼而抵御大象的记载，如《宋史·五行志》记：“乾道七年（1171年），潮州野象数百食稼，农设阱田间，象不得食，率其群围行道车马，敛谷食之，乃去。”“建隆三年（962年），有象至黄陂县（今湖北黄陂北），匿林中，食民苗稼；又至安（今湖北安陆）、复（今湖北天门）、襄（今湖北襄樊）、唐州（今河南唐河）践民田，遣使捕之。明年十二月（964年一月），于南阳县（今河南南阳）获之，献其齿革。”明·李文风《月山丛谈》记：“嘉靖丁未（公元1547年），大廉山群象践民稼,逐之不去。太守胡公鳌拉乡士夫率其乡民捕之，预令联木为簰柵，以一丈为一段，数人舁之。俟群象伏小山，一时簰柵四合，瞬息而办。柵外深堑，环以弓矢长枪，令不得破簰机而逸。令人俟间伐柵中木，从日中火攻之，象畏热，不三四日皆毙，凡得十余只。象围中生一子，生致之。以献灵山巡道，中途而毙。生才数日，已大如水牛矣。”清《太平府志》记：“洪武十八年（1385年），十万山象出害稼，命南通侯率兵二万驱捕，立驯象卫于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