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几年，全世界又开始动乱，从南美到北美，从南非到北非，从南亚到北亚，从南欧到北欧。中国也不太平，否则也不会强力“维稳”。历史从来都不会在形式和内容上重复，但我感兴趣的是世界各国政府陷入治理困境的原因。因此，我以“世界的治理危机”（global crisis of governance）为题陈述自己当下的认识。半个世纪前，全世界陷入治理危机，各地区的原因颇不相同，相互推波助澜，形成世界性大动荡。但在眼下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地发生社会治理危机明显有共同原因，与社会治理体系是否“现代”无关。
第一，世界范围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发达国家，这种政策起初加速了低端第二产业的外移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了经济活力。然而在最近十来年，欧洲和美国逐渐陷入困境，主要是互联网金融资本崛起导致的教育水准差距和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中产阶级开始萎缩并陷入生计困难。在欠发达国家，由于苏联的崩溃，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被奉若神明，彻底扭转了效法社会主义政策的大局。少数有能力建设基础设施的穷国出现了制造业繁荣，也催生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但在最近十来年，贫富差距急速扩大，市场化渗入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领域，新兴中产阶级养小送老日渐艰难。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之际，坚定推行新古典自由主义政策的印度莫迪政府也陷入了经济政治危机。
第二，让资本颐指气使的崭新技术。伴随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资本的流动性和集中性大为增强。快速流动不仅意味着资本量成几何级数增长，而且这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资本严重挑战了国家疆界壁垒、传统产业壁垒、文化差异壁垒，乃至一切现有的政治权威形式。一切原有的社会组织在资本面前都成为“僵尸”。资本市场把踏实做正当职业的人变成“傻瓜”，把国家金融管理者变成“同谋”或者“笨蛋”。这种资本还在全球制造了一个个拥有数十万上百万亩良田的巨大农场，使用令人惊悚的技术，让小农种养什么都破产。这种资本对一切道义规范乃至法规都嗤之以鼻。在网络“众筹”的旗帜下，重金突然砸入出租车市场，无情地冲击了传统出租车工人的生计。在互联网资本面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盛行，人们以自由的名义变成“奴隶”。除了睡觉时，几乎每个人都被移动互联网里的手机屏幕支配。
第三，人类前所未见的代沟。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00后，几乎没人经历过封闭的农业和工业，没经历过对抗饥饿。在互联网时代，东方和西方的官方意识形态体系丧失了吸引力，民主、自由、法治、阶级斗争等抽象概念在课堂上成了大学生们的“催眠曲”。权力层与年轻人的沟通出现了严重的思想和语言障碍。新一代人使用的网络语言和象形符号，不仅老一代人看不懂，更让呆板的官方用语成为笑料。谎言和忽悠随处可见，生计的安全变得极不确定，什么都遭到怀疑，而且所有人都在焦虑，苦苦搜寻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于是，信仰碎片化降临了，信什么的都有，绝不仅是求神拜佛。于是，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也来了，给绝望中的地球边缘人带来生存的意义。尽管还有些中国大陆的青年在幻想，幻想自己能成为“马云”，但台港的青年们早就没了幻想。无论李嘉诚还是马云，终究只是极少数，而养不起小，送不起老，买不起房，甚至结不起婚，才是现实。在信仰的碎片中，不同世代的人们日以继夜地去各种推特或微信小群里抱团取暖，或以心灵鸡汤相互安慰，或讽刺谩骂，甚至形成极端和反智的小圈子。社会就这样成为一地碎片。
除了上述三大共同原因，世界各地还有五花八门的具体原因催化本地的治理危机。台港的反共传统，加上不适应中国大陆暴富，成为那里发生危机的催化剂。中国新疆南部的近千万维吾尔人大多从事沙漠绿洲农业，产业规模小，运输距离超长，农业几乎没有利润，加上语言隔阂和宗教传统，融入制造业劳动大军也很困难。那里不少人认同伊斯兰复兴运动里最极端的部分，于是暴恐事件在南疆多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