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书丨我准备一本正经，我准备胡说八道

翁贝托·艾柯的作品总是异常“极端”。他那充满古老知识的长篇大作让人难以下咽；他的理论著作又极其科学和非人性化，他试图在排除语言交流的条件下研究语言本身，在他的符号学中语言被极致的纯化为信息与符号这样的东西，在语言不可抵达的地方研究它幽暗的本原；他的随笔却精悍充满俗世气息，比如宾馆冰箱里发臭的鲑鱼，如何与出租车司机斗智斗勇，琐碎诙谐，似乎不具有任何决定性意义。

还好，他留下了《试刊号》。像一位长者临终前向后代坦率地交待些显白之事。《试刊号》讲述了一个形式离奇，内容却日常的故事。包括主人公在内的废柴写手们被神秘人士招募，神秘人士要求他们编辑一份不会出版的《明日报》。但为了某些隐藏利益，编辑部必须真实地运转起来，因此他们需要运用自己的知识组织出一批试刊号。以便刊物显得足够有杀伤力，尽快吸引利益方注意，从而使得刊物最终的搁浅理所应当。为此，这群废柴写手们必须做些不一样的事情。而这“不一样的事情”：就是让新闻成为一种预言行径。

在语言学常识里，语言被基于两个向度来思考：对于外界事物的描绘，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对于语言学家而言，两者究竟哪个更接近于语言的根本，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历程中充满争议。“世界大战”之后，这样的思潮完全倒向了前者。战争是新闻传播最重要的培养皿：它表面上关于事实，但对于事实的接受，对于信息的交流又总是被控制的。甚至可以说，新闻体制是战争留给人类的危机宣泄模式，表面先锋的姿态往往满足的是人们对于世界的恐惧。

这样一份虚拟的“试刊号”搁置了新闻界表面的争议——关于事实真伪的争议。而试图寻找那些已经被认定为事实周边的灰色地带。小说中指出：新闻实际上就是旧闻。重拾预言能力的区域就在那些被新闻体制放逐的时刻，也许是午后四点，也许是午夜前的时分。小说中写到：只要能在这样的时间点说出一些预兆，那么就有让新闻成为预言的可能。这时，人不是目击者，而是预言家。

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也有翻译成“翁贝托·埃科”）

《试刊号》的魅力正在于其中的编辑们以闲谈的方式来谈论历史事实。这种对于闲谈本然的揭示在哲学家海德格尔那里已是一个重要命题。但是在艾柯的时代（尤其是他的晚年），抽离于新闻事实之外的闲谈不仅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生存方式，而是可能逼近真相的唯一手段了。

在艾柯看来，如今所有的话语空间都已被新闻式的事实所占据，所有出于人类本性的猜测都会被贬损为阴谋论或臆想。《试刊号》中，编辑部设计了一个“为什么”游戏，规则是给出言之成理而实则荒谬的因果关系。他还例证了如何通过表面舆论的平等来灌输一种指定的观点：给予预设观点更充分的表述，并将它放在某句貌似对立却毫无内容的表述之后。这两种模式在“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不断吞噬着语言的两个基本范畴。当它们占据了所有舆论空间的时候，我们被限制在无历史也无未来的当下。于是，闲谈中的臆想就是被剩下的、唯一得以穿越时空的预言虫洞了。

在《试刊号》中，艾柯把小说的核心交给了一位编辑对于墨索里尼之死的历史幻想。对于编辑而言，尸检报告中的矛盾促成了幻想历史可能性的根源：他发现那具面目全非的尸体没有之前体检报告中提到的胃溃疡。他以墨索里尼并没有死为基础，开始搜集那些被忽略的史料，最终提供了一种对于意大利战后诸历史的新叙事。揣测基于史料，但没有个人闲谈式的幻想，没有对于新闻体制本能的反抗，他决然不会有这样的动力投入到个人史的重塑当中。而最终这位编辑的死亡与试刊号的无疾而终暗示了上述这一切的历史逻辑：编辑的死亡正如墨索里尼之死的官方叙述一样，标志着新闻体制对个人亲知的扼杀和收编。虽然我们无法证实他是否还原了真相，但是他解放了很多不被注意的历史材料。在书中，官方就不得不制作一部纪录片来消除他的个人幻想对新闻体制的冲击。

《试刊号》也许琐碎，但它所反映的问题却也是很多宏大题材的主题。根据特德·姜作品改编的《降临》被看作科幻电影，但这个故事的内核却是一个古老的主题——预言。从古希腊悲剧到时间机器，直到地外文明，人们对神诋的崇拜，对智能的欲求无外乎是为了改变命运。许多科幻作品实际上也一直在进行一种零和游戏：掌握智能就意味着支配命运，否则就会被能够支配命运的智能摧毁。《降临》改变了这种固有的科幻意识。而是尝试告诉我们：掌握预言能力，意味着人们能够欣然接受自己的命运。诗人顾城说过：“为了避免一切的结束，我避免了一切的开始”。在我们已有的无数文学表达中，遗憾与伤痛总是能够与美和快乐交融在一起，对于这种悖论的接受是人类的尊严所在。而《降临》似乎在告诉我们，也许我们并不具备预言的能力，但是对于预言的正确用法已经在我们天然的人性当中。

电影《降临》一幕

翁贝托·艾柯不是科幻作家，但也证明了表达这一切并非科幻不可。在古老的预言悲剧中，俄狄浦斯在已然知晓预言的情况下百般努力也无法改变命运。古人由此安抚的，是人类对于命运的恐惧和躁动，希望能够教育人们对命运要泰然处之。同样，《创刊号》的编辑之死虽然是悲剧性的，但却表达了一种微弱的希望：也许每个人的编撰都会以失败告终，但是总有些曾经被埋没的真相会被释放出来。对于每一个具有语言能力的人而言，即便前途暗淡，也应不惜失败，去做一个有预言能力的、本然的人。

把过去带入未来，这也许就是文字工作者们对“现在”的工作最本然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