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 王洪岳 教授 ‖ “元思维”下的“元现代文论”前瞻

“元现代文论”问题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以下四个因素：一是西方文学理论和艺术思潮已经发展到文化理论阶段，纯粹的文学理论不能用来观照当代文艺发展状况了。二是西方现代文艺处在后现代状态已半个多世纪了，以解构主义为表征的理论早已进入自我解构、自我戏仿的境地，甚至有自我消亡的趋势，面临着“后现代之后”以及多元现代性理论的出现。三是中国文论延续至新时代，面临主体性的建立、消解以及西方后现代等三重情势的挤压，需要抓住机遇，弥补短板，赶上整个世界文论的步伐。四是在全球化时代，中西文论屡屡发生遭遇并互相影响，逐渐到了一种“化学裂变”式反应的临界点，应该也能够产生富于新质的文论了。正是在这一情势下 ， 本文以 新世纪文论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新契机为突破口，探讨新时代的文论该如何发展和创新。

一 与“元现代”相关的概念群

(一)“元”的多重含义

关于“元” (西文为meta-)，中西方有多重意涵。

在中国，“元”指的是初始、创生、元首、长大、包蕴之意。《易经·干卦》曰：“干：元，亨，利，贞。”作为十翼之一的《文言》谓：“元者，善之长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子夏传》曰：“元，始也。”又引《九家易》解《彖》曰：“大哉干元：‘元者，气之始也。’”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元，为施生之宗，故言‘元者，善之长也’。”今人周振甫将之断为“元亨，利贞。”解“元”为“大”。这就意味着，“元”含有包容、孕育之义。按照章秋农的观点，《文言》的这种解释，“将经文引向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元”为促进仁善的源泉，符合大道礼仪的君子之德。刘纲纪认为，“元者，善之长”就是“把生命的产生、存在提到本原性、始基性的地位，赋予它以最高的哲学意义”；并进一步认为，《周易》之“元”与美学、文艺发生着重要的关系，而且与“亨、利、贞”相联，包含和深刻触及了“美与生命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他的观点可以归结为，“元”为包孕、本原，是美和生命的发生或孕育、成长。《说文解字》《尔雅·释诂》皆认同《子夏传》：“元，始也。”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曰：“元者，善之长也，故从一。”《广韵》释“元”：“长也；又，大也。”《康熙字典》载《精藴》曰：“天地之大德，所以生生者也。‘元’字从二从人，‘仁’字从人从二。在天为元，在人为仁，在人身则为体之长。”《尚书·益稷》：“元首明哉。”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此处“黎元”之“元”又有“基本”“根本”之义，指构成社会基础或基本细胞的百姓、民众。

在西方，“meta-”(元)有“高于……”“后设的”“在……之后”“带着……一起”之意；同时，又由“后设的”“在……之后”基础上引申出“超越……”“综合”等多重意涵。它与某一学科相连所构成的名词，就意味着一种“更高级的”语言表达和逻辑形式，并分为两层含义：一是指这种逻辑形式具有超验的、思辨的性质，探讨的是超经验本体的世界终极原理，如“metaphysics”(形而上学)；二是指这种更高一级的逻辑形式，以一种反思和批判的姿态来审视原学科的性质、结构及其他表现特征，如“metaphilosophy”(元哲学)，在美国还有以“元哲学”命名的杂志 ——“ Metaphilosophy ”。在利菲尔 (Gregory Leffel)看来，西文的前缀“meta-”并不意味着永远处于新的复数的现代主义序列之中；在“元现代主义”(metamodernism)的使用中，该前缀更接近于“中位”(metaxis)，是社会、文化、艺术的想象力在左右两极之间不停摇摆。这种“中位”意识和思想，以及前面提到的“后设的”“超越……”等意，正是建构元现代文论的一种恰当而适用的思维方法论的几个层面，而且在整个元现代文论方法系统中占有重要位置。

由此可见，中文的“元”与西文的“meta-”，包含了在时间上的“初始”“中间”“后设”，空间上的“萌发”“中位”“居于……之后”等义。在整体时空上，“元”(meta-)具有了“始基”“包含”“后设”“超越”“带着……一起”“高于……”“在……之间”等义。演化至今，还有“回望”“承继”等义。例如，杨守森称，“文学传统，是文学艺术研究领域时常为人论及的重要‘元问题’之一”，这也就是文学传统的连续性、稳定性，及其不断的突破和创新。总括言之，“元”(meta-)最基本的语义是“始基”“中位(居间)”“在……之后”“超越”，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反思”之义。这“4+1”的语词构成意义群，正是构建“元现代文论”“元现代主义”的五个支撑性维度。

(二)“元批评”和“元理论”

“元”与某一术语或学科搭配，构成的新概念或学科自然就带上了“元”本身的语汇基因；但是，在结合时也会发生语汇的变异。“元”最基本的含义之一是“在……之后”，当它与“文学批评”搭配，也就是一种回到何为文学批评的论域当中，探究“批评的批评”或“批评的理论”；再加上其具有的“初始”“反思”“自反”等义，所以，“元批评”就是对批评、评论本身的回返观照，即进行反思性的批评、评论。美国左翼批评家詹姆逊 (Fredric Jameson)专门写过《元评论》一文，认为“象征”“隐喻”不值得在后现代语境中尊奉，甚至“寓言”“反讽”也无足轻重。他的“元评论”是旨在“对问题本身存在的真正条件的一种评论”，即评论能否发生、产生有益效果或正确阐释是元评论得以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元评论是“每一个单独的解释必须包括对它自身存在的某种解释，必须表明它自己的证据并证明自己成立的理由：每一个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元评论”。元评论不仅是对他文本(作品)的评论，而且也是对自己评论本身不时的回返观照。詹姆逊在此文中对桑塔格(S. Sontag，1933—2004)的“反对阐释”、对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进行的评论，恰恰是一种评论之评论的“元评论”。

而所谓“元理论”，也就是对理论本身进行反观或反思的理论 —— 元批评、元评论、元理论、元叙述除了具有总体性意义外，还应该具有反思性维度 —— 上述以“元”为前缀构造的概念恰恰与反思性密不可分，是人类对于自己所创造的文化 (包括文学和理论、文化理论等)的反思。

(三)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

“元现代文论”等概念是与“元话语” (meta-discourse)的上述语义紧密相关的，带有对“后现代之后”的文论如何重建的思考；最重要的，是它对既有的现代、后现代文论进行反思的结果。

作为现代性之一的“元现代性”概念群 (包括元现代、元现代主义)，在原初意义上，都与“元”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与“现代性”概念群息息相关。因此，这里还要明确几个包含“现代”的概念群。

“前现代”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指西方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前的社会或历史时期，它处于一种蒙昧而稳定的形态。这在其他地域也有类似情况，如东亚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基本属于前现代。“前现代性”乃是社会处于一种稳定或停滞状态中，体现为守旧、压抑、等级制、专制等性质。“前现代思潮”则包括各种古典主义以及复古主义，最后归结为神本主义。

“现代”的发生，除了社会、经济、文化的演变等因素外，还与瘟疫的发生有着密切关联。正是瘟疫带来的危机，促成了中世纪走向文艺复兴，即现代的开端。中世纪末期，黑死病 (鼠疫)的暴发为幸存的人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自我的关繋被置于一个必须重新审视的境地；于是，个体的独立性问题日益凸显，“现代”概念和观念由是逐渐产生，并由此而产生了现代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这是“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现代社会带有开放、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现代性特征，人权代替了神权。“现代性”正是在反叛和超越“前现代性”的基础上产生、发展和丰富起来的概念。从社会现代性母体中分化出来的逆子贰臣般的“审美现代性”，侧重于文化、艺术和审美范畴，发展了被社会政治现代性所压抑的个体的自由，艺术家和理论家希求通过文化、艺术、审美领域的不断变革和创新去重新获得不断丧失的自由和权利。“现代”现象是人类有史以来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秩序重排，延续至今。从结构层面来看，现代事件发生于三个结构性题域：现代化题域 —— 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题域 —— 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与重构；现代性题域 —— 个体 -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由之，所谓“现代化”，即整个社会全方位地实现了以现代性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和人的现代共存结构与状态；其文化艺术，呈现为人本主义和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要是指现代社会发展到信息化、后工业化之后的形态，大致是 1945—1990年这一时期。后现代社会不再存在政治、经济、法律的大一统体制，社会变得价值多元，等级被进一步缩小，鸿沟被进一步填平。“后现代性”作为后工业社会的特征，被认为是现代性“之后”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带有不确定性的存续状态，其特征是全球化、消费主义、权威瓦解、知识—精神商品化、价值碎片化、多元化等。“后现代主义”就是体现了上述社会状况和社会性质的去中心、离散化、铲平鸿沟、消除等级、空间性取代时间性、尊重差异、主体多元化、生态主义等文化艺术思潮和感性结构，是包含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各种技巧、理论和主义的拼贴、戏仿、反讽型思潮或文化形态。简言之，文本主义取代了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

二 元现代、元现代性和元现代主义

对经过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屡次转型的文化和审美心理结构的当代文论重构来说，又面临着新的转型或新创的需要。“元现代文论”正是这样一种最为重要的文论话语。它既是针对现代主义的，也是随着后现代衰微 —— 后现代之后应运而生的一种哲学、美学和文化领域的理论话语。

(一)“元现代”“元现代主义”的提出和论证

作为术语的“元现代”“元现代主义”最早出现于 1975年，当时马祖德·扎瓦扎德(Mas'ud Zavarzadeh)用来描述从1950年代中期出现于美国文学叙述中的美学倾向。扎瓦扎德虽然还只是孤立地使用这组概念，但他把元现代、元现代主义与文学审美联系起来，却体现了这组概念近乎天然的感性、审美价值。1995年，多伦多大学的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教授认为，用一种“新标签”来指称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化状况将成为必然。然而，她并未明确这种“新标签”到底是什么，只是含混地用了“后现代主义的反讽和戏仿”“历史书写元小说”等概念，试图突破后现代主义的拘囿；但她对反讽、戏仿、元小说的阐释，呈现出了对后现代主义的强力突破。1997年，布鲁斯·塔克(Bruce Tucker)在论文中提出，“(音乐)艺术合奏的元现代主义”，把非洲音乐及其幽默感与芝加哥一些音乐家的创作结合起来，从非洲艺术的共生性即艺术的多门类的原始结合出发，重构现代音乐艺术。1999年，奥克迪基(Moyo Okediji)再次用“元现代”这一术语来探讨当代非裔美国人的艺术，把“元现代”界定为：“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扩张和挑战，其目的是超越、破裂、颠覆、包围、质疑、瓦解、逼迫和迫击现代性和后现代性。”2002年，富拉尼(Andre Fulani)在分析作家达文波特(G. Davenport，1927—2005)的文学作品时，把“元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永远否弃现代主义之后的审美趋势，认为元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并不是为了表达敬意，而是为了处理超出现代主义范围和兴趣的主题。2007年，杜米迪斯库(Alexandra Dumitrescu)把“元现代主义”描述为，在一定程度上与后现代主义同时发生、经由其出现和对其反应的产物；并认为，只有在相互联系和不断修正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抓住当代文化和文学现象的本质。阿兰·科比(Alan Kirby)则认为，后现代主义及其流行文化陷入了可笑的境地，有学者称它是八岁以下儿童所欣赏之物，因此，需要有超越或走出这种肤浅的后现代主义的新理论。

在当下这个异常复杂的时代和世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论话语的命名陷入了尴尬。例如，“后后现代主义”名词概念的出现，就属于不伦不类。在中国，王建疆的“别现代主义”的提出，不无创新之意，其论证也消除了与“另类现代主义”“变现代主义”的等同性、含混性，但语感上仍有“洋泾浜”英语的味道，其理论前景尚需观察。

(二)“元现代主义”的登堂入室

有了三十余年的积淀，以“元”为基础构造的“元现代理论”“元现代主义”，在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正式登堂入室的标志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 2010年，荷兰的两位“70后”文化学者佛牟伦(Timotheus Vermeulen)、埃克(Robinv. d. Akker)在《元现代主义札记》一文中，集中地把元现代、元现代主义看作是对“后现代之后”争论的一次介入，认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特点是，典型的现代立场的回归但并未丧失20世纪80—90年代的后现代思维模式。根据他们的看法，“元现代感性”(metamodernsensibility)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有见识的天真，一种实用主义的理想主义，是对最近全球事件(如气候变化、金融危机、政治不稳定、数字革命)的文化反应特征。他们断言：“相对主义、反讽和混杂的后现代文化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强调参与、影响和讲故事的后-意识形态。”这里的前缀“meta-”，主要指的不是重复的沉思，而是指柏拉图( Πλατών ，前 427—前347)的“metaxy”(中位；在……之间)，表示的是在两极之间的运动。作为一种“感觉的结构”(structureof feeling)，元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参与、影响和讲述”。也就是说，“元现代感性”参与了新的审美、新的价值的创构，它是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钟摆似的摇摆，而不是固守一端。佛牟伦、埃克认为：“规划师和建筑师不断以环境‘绿图’替代我们的环境‘蓝图’，而新生代的艺术家也日渐抛弃解构、并置(parataxis)、拼贴(pastiche)这些美学观念，转而更青睐重构、神话、中位(mataxis)这些美学—伦理学(aesth/ethical)范畴。这些趋势和潮流再也不能用后现代主义来解释了。它们表达了一种(通常伴有谨慎的)希望和(时常是伪装的)真诚，暗示着另一种情感结构和话语。”“重构、神话、中位”无论从理论还是方法来说，都不再是此前的后现代那种调侃、反讽、戏仿、拼贴，而是寻找和生成一种新的有机性整体的努力。亦有学者认为，这种振荡或摇摆“必须包含怀疑，以及希望与忧郁，真诚与反讽，热情与冷漠，个人与政治，技术与技艺”，这也是认为在两极之间的不断回返、激荡、漂移才产生出新的意义。根据佛牟伦的观点，对于元现代的一代人来说，“宏大的叙事是必要的，如同它是有问题的；希望不是简单的不信任，爱不一定是被嘲笑的东西”；并断言，元现代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哲学(意味着一种封闭的本体论)，毋宁说是一种方言的尝试，或者说是一种开放的档案，可以使我们周围的包括政治、经济和艺术中发生的一切得到解释。在他看来，元现代主义就是接地气的、带有民间气质的、向着未来开放的，既真诚又反讽、既严肃又滑稽、既怀疑又抱有希望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艺术观、美学观；而浪漫感性的回归，被断定为元现代主义的关键特性。因此，在《元现代主义札记》一文中，作者还专门用相当的篇幅来论证“新浪漫主义”(Neoromanticism)与“元现代主义”的关系。此文虽然只是一篇“札记”，但可谓元现代主义发展中的里程碑。

其二， 2011年，英国艺术家卢克·特纳(Luke Turner)发表了《元现代主义宣言》，认为它同时定义和体现了“元现代精神”(metamodernspirit)，将其描述为“对我们危机重重的时刻的一种浪漫反应”。这一看法，显然承继了稍早佛牟伦、埃克的观点，指向了元现代主义及其所蕴涵的新浪漫主义精神。不过，特纳在对现代主义进行了批判和挖苦，反而对后现代主义有所忽视；他声称，要以元现代主义来终结“一个世纪以来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幼稚，以及其不为人知的私生子的愤世嫉俗的不真诚”。因此，特纳以元现代主义作为超越幼稚和不真诚的现代主义及其派生观念的新理论，认为唯有它具备雄辩机智的身份，可以在反讽与真诚、天真与城府、相对主义与真理、乐观与怀疑，以及多元的追求与难以捉摸的视野之间穿行、摇摆并超越之。显然，这个《宣言》强化和扩大了“元现代主义”的影响力。

(三)近十年元现代主义的影响

元现代主义虽然仅具有理论的雏形，但已经在学界和艺术界产生了影响。这除了特纳的《元现代主义宣言》与佛牟伦、埃克的观点呼应外，也与宣言者及其追随者自身的艺术实践有关。 其一 ， 2011年11月，纽约艺术与设计博物馆在举办名为《不再有现代气息的展览》的展览时，承认了佛牟伦、埃克的元现代主义的影响。 其二 ，2012年3月，柏林的瓦格纳画廊与佛牟伦、埃克合作，策划了一场关于元现代的讨论，并举办了据称是欧洲第一个围绕元现代主义概念的展览。 其三 ，2013年，《美国书评》杂志组织发表了专题文章，研究推介元现代主义作家，包括智利诗人和小说家波拉尼奥(R. Bolaño，1953—2003)、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等。克努森(Stephen Knudsen)在“艺术脉冲”( ArtPulse )网站发表文章指出，元现代主义“允许后结构主义对主体性和自我的解构 —— 利奥塔将所有的东西都揶揄成互文本的片段 —— 但它仍然鼓励真正的主角和创造者，以及恢复一些现代主义的美德”。 其四 ， 2014年，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的元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融合、适应、重新启动和复杂化了早期文化的审美特权。此外，也有电影学者根据佛牟伦和埃克的元现代主义观点描述了美国导演安德森(WesAnderson)等人建立在“新真诚”基础上的作品，它们体现了“真诚参与”(sincere engagement)与“反讽超然”(ironic detachment)的平衡中所蕴涵的“元现代情感结构”(themetamodern structure of feeling)。它已经不是现代主义的真诚和天真，也不是后现代主义的纯然反讽，但却保留或重拾对周围环境或语境的真诚参与的情怀。它析离出了反讽所造成的距离感和隐藏的严肃意义，而在与“真诚参与”的结合中又生成了具有超强创新价值的“新真诚”，从而使建立在元现代主义基础上的“新真诚”(New Sincerity)艺术理念及其实践在西方世界得到长足发展。在拥抱与距离中，元现代主义游刃有余地保持了一种带有反讽的严肃和真诚参与之间的姿态。这种姿态，正是新千禧年的元现代的情感结构和审美状态。2014年5月，英国乡村音乐家辛普森(Sturgill Simpson)的专辑《乡村音乐中的元现代声音》( Metamodern Sounds in Country Musi c)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艾布拉姆森(Seth Abramson)的关于元现代主义文章的启发。辛普森表示，“艾布拉姆森的家庭生活方式让每个人都痴迷于怀旧，即使科技的发展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根据威尔施(J. T. Welsch)的说法，艾布拉姆森把前缀“元”看作是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极化的知识遗产的一种手段。 其五 ，2016年，利菲尔发表演讲和文章，将元现代主义引入传教学，试图对美国当今社会和信仰文化的极端化进行基于元现代中位策略和摇摆的变革。其六，2017年，意大利文学批评家维多里尼(Fabio Vittorini)在论小说的元现代主义的论文中指出，自1980年代末以来，模仿策略的现代与后现代的“元-文学”(meta-literary)策略相结合，表现出在前者的天真和(或)狂热的理想主义与后者的怀疑和(或)冷漠的实用主义之间的“钟摆一样的”(pendulum-like)运动。

近年来，亦有中国学者尝试运用元现代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当代文艺进行研究。例如，桑翠林在《英国“元现代主义”诗歌与 中的“中国风”》的论文中，将“元现代主义”用来描述新世纪文化艺术领域的“感觉结构”，认为这是当前艺术的一种“时代精神”，并以英国诗人萨拉·豪(Sarah Howe)的近作《玉环》为例，作了深入分析，认为该诗作所呈现的正是现代主义的真诚、担当与后现代主义的反讽、虚无之间的“摇摆”状态。萨拉·豪深受当代美国反思后现代的文学思潮的影响，如美国作家华莱士(David F. Wallace)、戈德史密斯等。这两位美国作家分别从前现代主义、技术主义两个维度反思后现代思潮，一个祈望式的回返，一个直面技术桎梏的虚无。萨拉·豪的写作，正是在这两者之间的选择或摇摆，而这正是英国诗歌的元现代主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萨拉·豪身上还有一半中国的血统，体现在诗歌中就是与“中国性”或“中国风”(Chineseness)密切关联的“元现代性” —— 一种不同于后现代拼贴、反讽的消解性和破坏性的新的文学风格。在她的作品中，“混搭”“采撷”体风格，正是她作为连接中西、以研究文艺复兴文学为职业的博学诗人诗作的特点。混搭虽然不同于后现代的拼贴，但与后现代的启发不无关系，博学又有庞德 (E. Pound,1885—1972)、博尔赫斯(J. L. Borges，1899—1986)的影子，借助于想象构筑了一个中国，精致、博学而汲取了其精髓，从而既采撷了欧风美雨又承继了华夏风韵，生成了一种元现代的中国性，一种电子网络时代的新式“中西合璧”。

作为元现代主义的方法，“采撷”与“混搭”可以重新挖掘和整合被“现代”“后现代”所忽略、鄙视的“前现代”的遗产，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而促成一种新的复杂的美的不断诞生。如此说来，对于元现代主义文艺创作的理论研究，必须注意这一复杂甚至矛盾的特征，从而在推进理论探讨的同时，也把理论成果与在艺术变革下的审美感性结构的表达结合起来。可以预见，随着元现代主义文论研究的深化和相关艺术活动的日益增多，这一理论和创作实践相结合的趋势还会愈演愈烈，从而在更广范围、更大程度上推动一个“元现代主义”文化艺术和感性 (美学)思潮的到来。

三 元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前景

从元现代主义文论和文艺实践的发展来看，如今已成为欧美、日本等国一个愈来愈热络的现代性与文化艺术、感性结构关系的重要方面。然而，元现代主义文论和实践，还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发展的空间。特别是在中国，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趋冷的情况下，“后现代之后”的文论如何与文化、艺术、审美、感性结构结合的问题，应该提到一个新的层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文论本身与中国本土的既有资源和思维方法不无内在关联。因此，它与中国文论界及艺术界的结合是迟早的事情。

首先，“元现代主义”的倡导者不以对抗、对立、否决一切为鹄的，而以包容、中道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为目标。“元现代”是站在“现代”与“后现代”之后，适当汲取中西关于“元”的语义资源，对整个现代性或现代化历程进行反观和勘察；尤其是在经过了后现代的洗礼之后，它是对社会思潮、感性表达方式、艺术审美方式再造的理论建构。“元现代文论”则是继承了原初人类所创造的文论资源特别是其中的基本原则 (所谓“善之长也”)，继承了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价值观，同时又吸收了后现代洒脱率性、奔放不羁的精神，重思和再构的一种新理论。至于“元现代性”概念，从整个现代化历程来看，西方文艺复兴以降的现代性要求至今仍在进行中，可视为“现代性”之一种，但却是一种特殊的带有反思性、超越性的现代性，是“复数的现代性”中的一种由于处于其他现代性之后的新现代性。其“新”在它带着天然的综合性、包孕性，又有强烈的反思性、自反性，还具有某种摇摆性、超越性。

元现代主义是把“元现代”“元现代性”的基本思路、特征、方法进行系统化的思想产物。它既是以累积自人类社会和人性复杂性、全息性的文化建构资源，以善于包容和吸纳的当代姿态、自由潇洒又不无担当的自由精神，在严肃和幽默、真诚与游戏等两极之间摇摆状态中进行观照而创设的一种新的文论话语；也是在中西方乃至全球范围内对于已然处于“后现代之后”人类处境的一种理论观照。

元现代主义虽然是由欧洲学者所提出，但发扬光大和进行系统化的理论研究极有可能出现于中国。这是因为，“后现代”在中国蔓延已经约三十年，思考“后现代之后”的问题是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方向之一；而中国自身丰厚的元思维、元叙述的传统，对于克服现代、后现代的诸种弊端，建立元现代文论，也有着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

元现代主义之于文论，具有超越性和包容性禀赋，可以应对当代超级复杂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同时，它试图超越中西方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超越旧的、落后的思维方式和观念，超越“唯我独尊”的主体膨胀，吸收主体间性和文化研究的成果又不放弃精英意识，以洒脱的情怀、自反的思维、担当的精神来引领文学和文化的创新再造，而反讽 (包括自我反讽)是其文化和艺术的显著特征。作为一种经历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之后的文论和方法。它在吸收“前现代”建立的信仰基础上，着重汲取现代主义的那种开掘、探索、担当精神，以及后现代主义那种洒脱、自由、自我反讽精神。它既怀抱希望和真诚，又拒绝无条件地虔信未来或信奉某种绝对真理，也拒绝后现代主义那种刻意的破坏性和消极性，而是取其包蕴性、柔韧性、生成性和自反性。这种自反性(自我反讽性、自我反思性)体现了阿多诺(T. W. Adorno，1903—1969)所说的“在美学中，只有一种方式在今天有望理解艺术，即通过批判性的自我反思”。这里“批判性的自我反思”就是一种善于吸纳和不断更新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它源自古希腊的中道、中国道家的“无为”和儒家的“中庸”“中和”，发展到当代积极的“包容性”“对话性”，显示出当代文论的建构性。而自我反讽性、自我反思性则是元现代主义最为精华的思想。

在全球化、互联网、多媒体、自媒体时代，新出的理论话语令人眼花缭乱，已有的文论话语纷纷失效。而元现代主义文论有一种后发理论的优势，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 —— 它是继承和吸收了人类那些优秀文化和理论之后的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理论、新话语、新方法。尤其是当今中国学术界，不仅面临如何汲取自己本土传统、创造本土新文论和新文化的重任，也面临西方文化霸权的挤压，如何在这个“后现代之后”建构起自己的文化信仰，既超越“粗鄙的利己主义”也超越“精致的利己主义”，元现代及元现代主义文论的提出正是为了应对这一系列文学和文化问题。

其次，在中文语境中，使用“元现代文论”或“元现代主义文论”之“文论”，而弃用“文学理论”“文艺理论”“文化理论”，是考虑到当代或“后现代之后”的理论界在经过了文化研究之后，对于理论的一种选择；同时，也力图表明，在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之间，寻绎到一种可能的最为恰当的理论术语。

自 20世纪中后期以来，欧美国家的福柯(M. Foucault，1926—1984)、乔纳森· 卡勒(Jonathan D. Culler)都在 力图打破文学理论的边界，使之走向跨学科和学科融合，即“理论是跨学科的，是一种具有超出某一原始学科的作用的话语”。这也就是西方后现代理论的特征，有学者称之为“大理论”。但是，这种跨学科的大理论很快又被“后理论”或“理论之后”的话语再造所取代。按照邢建昌对英国文论家塞尔登(Raman Selden)等学者关于当代文学理论新动向的概括，这种“理论之后”或“后理论”的特点有三：一是对“理论”(实为文化理论)本身的反思；二是对文学理论回归文学及经典的强调；三是对美学政治维度的强调。这三个“后理论”特征，触及了文论本身的反思性、文学性、文学或美学的政治维度。寻找本体，虽然对于反本质主义的文论界来说反感已久，但是一种理论如果没有一个立足点，那就不会有来路和去处，这对于“后理论”亦然。重新阐释“后理论”的政治维度，是一个良好的传统，但在中国当下那些深受解构主义影响的理论家那里被中断和放弃了。后现代主义重新注意到这一点，但却往往陷于碎片化和戏拟当中。因此，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此加以重申，甚至希望恢复“政治批评”的传统。这是至为重要的。

中国的文化理论 (文化研究、文化政治学、文化政治美学等)，是一种“理论之后”甚或“后理论”的中国语境下的反思性理论话语建构。它主要承续的是中国既有的“元思维”“元叙述”“元话语”与西方“后现代”“后现代之后”的理论话语。这种建立在西方“后现代”和中国“元思维”基础上的元现代主义，将具有“一种非常积极的预示未来的幻景”。它不仅维护这种对未来积极而美好幻景(艺术、审美)的要求，而且其超越性和包容性使它立足于曾经踏实的过去和当下社会生活实践的土壤之中，真正的现代的审美就是如此生成的过程。而元现代文论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责任编辑、校对：田卫平 ]

编者注： 此文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元现代文论研究”(19FZWB039)的阶段性成果， 发表于《南国学术》2021年第1期第51—60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发邮件到“[email protected]”信箱，索取文章的PDF版；如果您想查看《南国学术》以往的文章，请到“澳门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网站，点击“学术期刊-南国学术”后，可以下载所有文章PDF版。网址是：https://ias.um.edu.mo/2020-cont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