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遇见多少悲剧，我们才愿意跟孩子好好地谈一谈性？

中国的父母们大概很少有人跟自己的孩子认真地谈“性”。但今年，却有两件事情把中国人的性教育提到了风口浪尖。

一件事情是杭州萧山一位家长发微博称，学校通过“读书漂流”活动，发给正在读二年级的女儿一本性教育读本，出现部分过于直白的词汇；另一件事情则是台湾美女作家、长篇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作者林奕含4月27日于家中自杀，结束了她年仅26岁的生命。

林奕含的遭遇无疑是悲剧的，家境优渥、成绩优异的她在幼年时被老师性侵，成为她无法摆脱的阴影，哪怕是后来成为作家、步入婚姻的殿堂也无法让她释怀。

林奕含绝非个例， 这背后，是性教育的缺失，是家长不愿意正面面对性教育的后果。性教育不应该是羞耻的，我们不能一方面要求孩子懂得性，一方面又躲躲闪闪。

今天的这篇文章选自 一位父亲回 忆起自己在孩童和青少年时期的性困惑，感慨良多，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8岁时，我的父母没有和我谈过“性”，我周围的孩子们的父母们也不和他们谈“性”。大家只是在朦胧中感到男女最隐秘区域的区别和对这种区别的好奇；再有，大家认为有了妈妈就能生孩子了，为什么还得要有爸爸，不明白爸爸对生孩子的意义。但是，中国的父母们很能沉得住气，没有人告诉自己的孩子，婴儿是如何从妈妈肚子里诞生的。

我的青春期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是一个几乎不公开谈“性”的年代。那时，常常有一些公判大会，对一些强奸犯公开宣判。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们，只是隐约感到强奸和“性”有关系，这很容易地让我们把“性”和“有罪”联系在一起。

我工作以后，是在北京的一家工厂，厂里常有一些职工犯“生活错误”。我终于清楚地知道了，“生活错误”就是男女之间在“性”上有问题，这加强了我对“性”即犯罪的认识。

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客观原因，让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常常对“性”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罪恶感。

我的青少年时期很少能看到有“性”描写的公开读物，记得我最早看到的和“性”有关的小说是柳青的《创业史》，那里有一段公公强暴儿媳的描写。再有，就是20世纪50年代翻译的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小说《俊友》。当然，还有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原版的《三言二拍》，其中《醒世恒言》的“性”描写相当露骨。还有一些手抄本，如《少女的心》。

在20世纪70年代初，北京一些机关的礼堂常常放映一些内部电影，当时内部放映的一部最有名的影片是《处女的脚》。这部影片的写实描写，让那个年代的很多中学生彻底知道了什么是“性”！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北京的一所职业学校当老师，我们班上的学生都是高考落榜生，年龄在十七八岁左右。有一天，我管的班正上自习课，我到教室一看，班里空了一大半座位。我问：“同学们哪去了？”班长告诉我，很多同学到学校旁边的一个种马场看种马交配去了。

我气急败坏地跑到种马场一看，学校里有上百个学生在看种马交配，其中有近一半的女生，我和其他几位老师把同学们轰回了教室。

事后，我们几位老师私下讨论，孩子们正值青春期，可能缺少适当的“性”教育。我们商量，该给学生们讲讲生理卫生课了，但是，商量来商量去，讲课的事最终不了了之。

我找朋友借了一本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父母必读》，但最终也没敢拿给同学们看。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在“性”教育上还心有余悸，我怕被扣上“性”教唆的帽子。

十多年之后，当时的一位学生告诉我，那次在种马场，很多同学才彻底知道了什么是“性”！

我在自己的儿子8岁的时候，也没有给他讲“性”。我总觉得孩子还小，怕他太早知道“性”不好。好在孩子当时只是觉得我这个爸爸多余，没有我，妈妈也可以生下他。

儿子11岁时，班里的一些女生开始来月经，儿子总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和他妈妈讨论的结果是，那是女孩子的事，他可以晚一些知道，讲“性”的事就这么拖着。

儿子13岁进入青春期，我们给他看了一部《宝宝是如何出生的》的光盘，但是，由于其中的一些关键情节是用动画的形式描述的，孩子并没有看得很明白，提出了一些困惑和问题，我推说让妈妈告诉他，他妈妈张不开口，“性”的事又拖了下去。

后来，家里有了电脑，很快，孩子学会了上网。终于有一天，我们发现孩子常常喜欢上一个“小男孩”网站，我们看到孩子浏览过一些色情照片；慢慢地，我们发现孩子浏览过一些小说的色情描写片段。网络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我的孩子在网络中才彻底知道了什么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