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之后，随着南海军事化引发的中美南海竞争加剧，美国逐渐开始与日本和印度等国协调对华立场，三大国外交在外交政策上愈来愈有联合对华的倾向。
此次中印边境事件以及随后的孟加拉湾美、印、日大规模联合军演和印俄远东联合军演，实际上恰恰是中国最需要警醒之处。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最大地缘噩梦为何？
中国周边强国因恐惧中国不可测之居心，而逐渐放下陈见，联合起来，形成遏制中国之联盟，最终在地缘上扼杀中国崛起的空间。这是任何大国崛起过程中之最大禁忌。
中国外交的噩梦
17世纪晚期，强大之法国君主路易十四的雄心因何破灭？欧洲强国对入侵荷兰的法国极度的恐慌，矛盾重重之列强被迫团结起来，组建了庞大的奥格斯堡反法大同盟，使得路易十四的霸业尺寸难进，最终郁郁而终。
篮圈为奥格斯堡反法同盟的参与国，1689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参入同盟
20世纪初期，武威赫赫的德意志帝国因何破灭？德国皇帝二世的巴尔干政策和世界扩张，迫使英、法、俄三个尖锐对立的大国联合起来，组成旨在遏制德国之战略联盟，并最终消减了德国的崛起之梦。
20世纪初，随着德国扩张政策越来越明显，英、法、俄三大国联合起来遏制德国，组成扼杀德意志的强强三角
前苏联的命运如此，一旦西方列强与地区大国如中国、沙特等放弃成见，结成阻遏苏联扩张之联盟，则苏联之强势亦到此为止。
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标志着套在俄国脖筋上之绞索，开始收紧
今天中国“四战之地”的地缘处境，决定了其外交政策必须谨慎行事。俄罗斯在中国之北，印度居中国之西南，日本临中国之东方，美国以超强之兵力控驭西太平洋，威胁其沿海诸城市和海洋生命线，这样的战略处境，决定了中国最恐惧的地缘形势——在于这些矛盾重重之周边强国联合起来，组成遏制中国之战略同盟，则时中国之崛起将万无可能。
所以，中国外交如果必须有一个最优先、最明确的原则的话，那么这个原则一定是防止周边形成对华战略联盟。但是，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达成这个看似简单的目标却并不容易。
危险的地缘处境
一方面，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增强，远东地区的实力均衡必然会发生改变，失衡的国力对比使得中国有能力通过实力改变现状。这就使得那些与中国有领土争议和历史宿怨的周边强国，很可能因对华恐惧之心而团结起来。
中国的人口是日本和俄罗斯的9倍，GDP是印度四倍。单纯从国力上看，无论是俄罗斯、印度，还是日本，都没有单独面对中国的实力基础，而且更为不幸的是，俄罗斯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国力失衡程度，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加强。
更重要的是，中国对领土的要求，是以其标榜的历史继承为依据的，由于中印、中日和中俄之间具有因历史纠葛而争议颇多的领土宿怨，这就使得印度、日本和俄罗斯对实力持续增强之中国的外交企图不可避免的心怀忧惧；况且，中国国力的增强也极易对各个大国原有地缘格局构成冲击，中国在中亚各国、斯里兰卡、尼泊尔和南洋等国的外交行动，也很容易被视为是对俄国、印度甚至美国等国在自身势力所属区域传统权威和国家安全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外交缺乏原则和节制的话，那么中国的周边强国就很难不陷入“中国以实力谋求改变现状”的忧虑之中，即中国将被周边实力相当雄厚的诸强国视为地缘均势的潜在破坏者，而这种恐惧足以将这些矛盾重重之大国联合起来。这种恰恰是古往今来一切崛起之大国走向毁灭的根源。
“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实力不断增强的雅典为何会走向毁灭？因为她不断增强的实力，在无节制地对中立邦国的欺凌外交印衬下，引发了其他强国城邦的恐惧，底比斯、科林斯、叙拉古和斯巴达等，这些矛盾重重的强大城邦最终因恐惧雅典而团结起来，埋葬了雅典。
17世纪后期的欧洲第一强国法兰西同样如此，该国对荷兰的突然入侵，以及对西班牙的吞并企图，引发了欧陆列强的极度恐慌，并联合起来反击法王路易十四的侵略性外交，若不是法王的军事体系着实先进，恐怕拿破仑的悲剧将提前一百年上演。
19世纪初期的拿破仑帝国以超级强横的实力和统帅意志，对盟国西班牙发动突然袭击，引发了欧洲列强的恐惧，并不得不联合起来扑灭之。
20世纪初期的德意志帝国，凭借强大无敌的军事力量，在1905年的摩洛哥危机中恐吓法国，在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中恐吓俄罗斯，在1909年的海军竞赛和1912年的巴格达铁路中威逼英国，使得相互猜疑的俄罗斯、英国和法国竟然团结起来。
20世纪中后期，苏联对东亚、欧洲和中东无休止的革命渗透，取得了同样的效果。
危险的国家心态
另一方面，中国国家的实力急剧增强，赋予了凭借实力改变地缘现状和国际地位的实力基础。由于中国国内对当前地缘现状极不满意，这就使得中国外交面临着重重的内部压力。
事实上，一个实力迅速变强的后起大国，其国民心理最容易走向激进，并驱使其外交政策热衷于强硬。后发大国渴望获得与其实力向对应的国际地位，希望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尊重和认可。对过往国际处境的不满和对当前国家实力的迷信，使得国家心态既自卑又自负。拥有强大的实力却不被广为认可的国际地位，又使得后发强国在处置国际问题时，既缺乏真正的自信，又没有成熟的原则，外交上的小问题会被视为国家灾难，小胜利则被当做实力地位的体现。
1911年7月2日，德国与法国因摩洛哥危机濒临战争边缘，民众狂热要求动用武力，《莱茵日报》（Rheinisch Westfalische Zeitung）鼓动说：“大哉此举！终于有所行动，大快人心，使各地的阴霾一扫而空。”《慕尼黑新新闻》(Munchener Neueste Nachrichten)建议政府全力向前冲，“即使因此一政策造成今日无法预料的状况”，亦在所不惜
与国家实力不相称的国际地位直接诱使后发强国在面对外交问题时，倾向于通过实力而非原则来解决；敏感的国民心态又往往经不起外交挫折，外交上习以为常的妥协被认为是背叛，无谓的强硬则被当做爱国，毕竟，在国民眼里，优势的实力使得外交家在谈判中更缺乏妥协的理由——这种心态必将在政治上影响决策者。
这恰恰是后发强国现代外交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现代外交史上为何鲜有成功崛起的后发大国？
因为在现代外交中，后发大国的崛起，所要对抗的并非对手的实力，而是实力均衡的地缘政治准则。后发强国那些看似勇猛却缺乏原则之“以实力改变地缘现状”的外交政策，在取得小胜利的同时，将在周边列强中种下恐惧的种子。所谓“不可测之恐怖远甚于可见之恐怖”（阿道夫希特勒1938年与张伯伦会谈苏台德之语），原则的破坏意味着后果的不可测，这必然会引发实力均衡原则的反弹，并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
黎塞留告诫他的后继者，法国切不可轻易侵略荷兰，否则此举不但将激起列强的围攻，同时荷兰的削弱也将促成英国的崛起，并对法国的海外利益构成不可控制的风险，后者恰恰是法国无法威胁的对象。历史见证了黎塞留的远见卓识。
“俾斯麦承受着国内舆论的恶言，并保持与德国民众极度厌恶之俄国的交好。因为他深知与俄国的友谊，对于保持德国的安全至关重要，因为德国之宿敌法国无时无刻不在筹划法俄联盟。考虑到德国民众完全缺乏对这一问题的理性认识，威望不足的后继者实际上很难保持这一政策”——历史学家艾密尔·鲁特维克
“在品尝了最初的甘甜之后，时间最终证明了这一外交政策的全部后果……德国发现她陷于孤立，她以战争威胁获得的优势在会议桌上烟消云散……这些事端种下严重后果的种子，最终促成了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相互协调其对德立场”——丘吉尔评价1905年摩洛哥危机德国威胁法国的外交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在对华外交中，民间纷争不断，使得国内对华大规模动武的声音日趋激烈，政府稍有缓和则被视为叛国，甚至有性命之忧……由此引来西方的干涉与战争。”——日本外交大臣币原喜重郎
中国需要深思
梅特涅曾经说过，“国家与人一样，都会因为犯错而遭受惩罚，唯一的不同就是，国家犯错的后果来得虽晚，却也更严重。”世间万物并非完全以实力为尊，实力亦受实力规则的制约，滥用实力者必遭反噬。
19世纪40年代，当沙皇尼古拉逼迫腐朽无能之土耳其出让达达尼尔海峡时，几曾想到这将在未来逼迫欧洲列强联合干预（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1937年7月，当日本大军长驱直入，扫荡中国的时候，几曾想到这将引发英美列强的联合干预（1941年石油禁令）。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自现代外交以来，大国崛起，成于地区守成，毁于世界扩张（与之相反，英国应阻遏法国的称霸野心而走向强大，美国因奉行孤立政策而奠定霸权）。黎塞留因重荷兰而被看作媚荷，俾斯麦因亲俄而被视为卖国，币原喜重郎因友华而被当做叛逆。大外交家之深谋，岂是只懂得实力对比之报纸舆论所能领会？唯有这些外交家遗产被抛弃之后果逐渐凸显，残酷的历史方能验证先见之明的可贵。只是，这样的代价未免太过沉重。
今天，面对中印边境对峙难题和国内舆论的狂热，能否摆脱历史上那些后发大国的外交迷失，显然同样考验着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