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出大师，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映照在讲台上，他们的课堂文化也各不相同，各具味道。
王国维上课从不迟到早退，上完课就走，风雨无阻。有回，王国维讲《尚书》时，当堂告诉学生：“这个地方我不懂。”可当讲到他研究有素的问题时，他则说：“我的研究成果是无可争议的。”这种有一说一、认真求实的态度很让学生们佩服。
语言学家黄侃在北大任教时，每次授课讲到精彩要紧处，便戛然而止，说道：“这里有个秘密，仅仅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才行。”他平时只管讲课，从来不给学生布置作业。临到期末考试，他不肯看考试卷子，也不打分数。教务处不同意他这种做法，最后，黄侃被逼急了，就给教务处写了一张纸条，“每人80分”。意思是，80分最合适，弄得教务处无可奈何，也就随他去了。
钱玄同每次上课，总先在课堂外等候，钟声一响，立即走上讲坛，用铅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也不细看学生们是否全到齐，就立即开讲，口讲指画，滔滔不绝，而且从不带书本，也从不考试，每学期批定成绩时，他是按点名册的先后，60分、61分……如果学生有40人，最后一个就得100分，40人以上，就重新从60分开始。
“哈佛三杰”之一的吴宓教学极其认真，每堂课必早到教室10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从不缺课，也从不早退。给学生修改文章时，用毛笔蘸红墨水写，字迹工整，涂改一字，必涂四方满格，免被误认。他对女学生百般呵护，在西南联大讲红楼梦研究课时，他见有些女生没有椅子坐站着听，他停止讲课，马上从旁边的教室搬来椅子，等女学生坐好，才开始讲课，足见他的绅士风度。
文史大师刘文典去教室讲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讲《月赋》时，他选择明月当空的氛围下，摆一圈坐椅，自己坐在中间对着一轮皓月“颂明月之章”，形象生动，令学生们沉醉其中。
金岳霖教授上课时要提问，学生太多不可能都叫得上名字，于是，他就叫道：“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就都有些紧张，又有些兴奋。因为，能够流利地回答出金教授的提问是件很出风头的事。
叶公超教课一上来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段落，他便大喝一声：“停！”然后问大家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就让学生继续读。后来，学生们摸出了规律，谁愿意朗读就坐在前排，否则就往后坐。
大师们的教学方式各有千秋，从中也彰显着各自的性格与教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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