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不尽责的父母比不孝顺的子女更可恶

我常常会问她们的家庭情况，听着听着就恨得咬牙切齿，我恨社会的不公不正，但更恨他们的父母竟然把十三、四岁的孩子送出来打工，更恨他们之后就“坐等”孩子送钱回家为他们“养老”。

文 | 杨恒均

21日新闻：民政部等正在着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父母失责或被诉，通过司法程序剥夺父母对年幼子女的监护权。看到这条新闻，我有些感叹，中国终于又与文明世界走近了一步，这种“接轨”我是坚决支持的。

中国是一个讲“孝”的国家，把子女对父母的抚养与孝顺看成是最重要的品德，甚至有人要把这种孝顺的品德用“法律”规定下来。每年都有大量媒体报道各地子女对老人的虐待、弃养和不尽孝道。这一点正好和西方相反，西方的子女没有尽孝的义务，但任何一个父母则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与社会规范来抚养子女。在西方这么多年，我没有看到起新闻报道“不孝”的事，但每天都有法律部门介入父母虐待子女，剥夺父母对子女监护权的新闻报道。

有人说这是中西文化的不同。其实不尽如此。我们研究西方历史的也可以看到在工业文明之前，欧洲等地的家庭观念同样非常之强，儿孙满堂，家长享受子女的尊重与孝顺也是必须的。而且未成年子女基本上都是家长的“私产”，国家与社会对父母如何抚养子女很少干涉，更不用说法律了。可见，到了工业文明社会之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才倒转过来： 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可有可无，尤其是对老人的抚养，是国家与社会的责任；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则必须是父母的责任，是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的。

我新书《伴你走过人间路》记录了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尤其是父母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爱，感动了很多读者。很多读者认为说我的“孝顺”是受到中国文化的潜移默化，但我更认为，我的孝顺来自于对父母的报答。 我青年时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对父母异常叛逆，几次想离家出走，但长大后，当我想起父母对我的种种恩情，尤其是同身边朋友、同学的父母对比后，我发现父母对我的抚养投入的精力与金钱超过了很多朋友的父母，甚至超过了父母当时能够承担的能力。我对他们的孝顺与感激更多的是来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