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子产在郑国执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成文法公布于众，让老百姓知道，就是子产做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唐朝的韩愈写了一篇文章来歌颂，叫作“子产不毁乡校”。
那时，有个地方叫“乡校”，人们在里面议论。你一句我一句，话多是非多，恐怕有时也难免也会脸红脖子粗。
于是，有人跑到子产那儿说，毁了这个乡校，就可以清静了。
子产说，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就算看上去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每个人发表自己的观点，哪能说议论多了呢？言论和河流一样，是不能堵塞的，如果堵塞了，国家就会衰败。
跑过去跟子产提“毁乡校”建议的人，也许也是出于一片公心，在他的眼里，毁了自由纷纭的乡校，会有好的安宁秩序。但是，显然子产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心里清楚，好的秩序的基础是什么，长治久安的根本是什么。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他很清楚“自由与秩序”的关系。
在子产的执政下，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欣欣向荣。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子产的眼光更为深远。
所以，韩愈写了文章歌颂“子产不毁乡校”，说他自己第一个崇敬的古人是子产。大唐盛世，气魄宏大，不太拘泥于一家之说，而且就算以古非今，子产也是比孔孟更古的古人。因此，韩愈说他第一个的崇敬的古人是子产，是过得去的。
要说子产，人是标准的古人，但这种思想，却可以说是现代的思想。思想的古今，是不可以时间早晚来论的。
“子产不毁乡校，有话但说无防。传统文化复兴，不止孔孟老庄”。如果有一种学问叫作“国学”，那么，它当然不能只指一家学说，甚至不单单是指先秦诸子百家的经典，在乡野之中，老百姓中间，也有许多传统的学问和历史的经验，可供现在的人借鉴参考。
“秩序比自由更重要，或曰责任先于自由”，这种命题判断，有没有道理，有多少道理，既使从概念到概念，抽象而论，也先要看怎么样来定义“秩序”“自由”“责任”，譬如自由和责任，就并不是一个先后的关系，自由不是不负责任，相反，自由是每个人为自己的言行承担责任。但是，抽象而论，还是不如看历史经验来得直接。
从“子产不毁乡校”这个历史经验，便可以看到“自由与秩序”的关系，其实也可以看到“民主和民生”的关系。子产保留了乡校，老百姓有了议论民生的自由，这个民生问题，便能够通过老百姓自己的努力，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而法律，便是去保障老百姓自己努力的种种权利，这种种权利的基础，便是“乡校”议论、表达自己想法的权利。
顺着上面这两个命题说下来，再来看下道德与法律。
民生问题，就是老百姓吃饱穿暖的问题。不少地方耕地有限，光靠种田，靠天吃饭，要养一家人还是有问题，要过上好生活就更难。自然条件差的地方就更不用说了。除了种田，老百姓便自己想办法养鸡养鸭，养猪养羊，甚至挑担经商，来补足家用。这其实便是经济上的民主。
但是，有一段时期，不允许老百姓自己养鸡养鸭。这样一来，老百姓就不能靠自己动脑筋想办法来解决自己的民生问题。因为自己动脑筋想出办法也没用，想出来没用，说出来没用，因为没有法律保障的权利让你去付诸实施。于是，一家一户出问题，整个民生也就出问题。
为什么不允许老百姓自己想办法谋生呢？
归根结底，其实也就是因为一种道德观或者价值观。这种道德观认为，由着老百姓自己谋生，养鸡养鸭，养猪养羊，鸡生蛋蛋生鸡，不仅鸡会生蛋，鸭也会生蛋，母猪也会生一窝小猪，发展成经商办企业，会导致一种不道德的结果。由此，这种老百姓自己谋生的做法，也便是不道德的行为。世界上很多地方，欧洲，亚洲，都曾经有过这样一种道德观念。相应的便会有一种维护这种道德观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说，在这种民生大问题上，就不是什么“道德比法律更重要”的问题。
与上面这样一种道德观相对的，也是一种道德观。这种道德观认为，不让老百姓自主创业是不道德的，经商办企业，追求物质财富是一种个人权利，也是一种社会责任。而老百姓要能够自主创业，就必须得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哪种道德观更有利于民生。
所以呢，抽象的说“道德比法律更重要”，就是看上去站在道德高地，实际上这种话没有太大意义。
人类社会历史几千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早就已经证明了，没有法律保障人的基本权利，“道德”往往会成为人压迫人、人迫害人的工具，例如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裁判所，十七世纪的美国塞勒姆审巫案等等。
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其实也与上述问题相关。人要想办法谋生，要过好日子，这些办法首先便是出现在脑子里，出现在精神世界里面。要科研，要创新，要想出不同的办法，要敢想敢干，先便得没有精神上的顾虑。否则，四个字“奇技淫巧”，就可以让人的创新想法歇菜。
现在社会比较丰富的物质，得益于精神世界的自由。精神世界里面的想法，虽然无法直接产出物质，但是能够更有效地运用现成的物质资源，产生更大的效益。没有精神的自由，就没有物质的丰富。单就企业家的创业而论，虽表面看是“物质主义”，但到了一定阶段，精神的满足就变得更重要，精神与物质是互相交融。
当然，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去做生意、去创业，有人想画画，有人想唱歌，有人想写小说，有人就喜欢自己付出、助人为乐。人除了要有追求物质财富、创业的精神自由，还有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精神需求。但问题也不是精神与物质相比，哪一个更重要；真正的问题是，当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个人权利受到贬低和限制，没有法律的保障，同时期人的精神世界也会受到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