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擅长分析国际关系、中国外交和地缘政治；思维缜密，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在中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杜平笑称自己是“中国出产、新加坡加工”的国际化产品。早年供职于中国国家级电台，任首席外交记者、驻欧盟和北约总部记者。1995年开始供职于新加坡《联合早报》，任社论执笔者之一，前后长达十多年。其署名专栏评论，曾在中国政治和学术界受到高度关注。至今出版的评论文集包括《现代中国的面孔》、《中国新面孔》，及译著数种。
《我在媒体这些年》这本新书就是杜平先生的“我的前半生”，把他参加工作以来的四个阶段——派驻布鲁塞尔、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加坡联合早报、凤凰卫视——做了一次彻底的回顾与总结，毫不保留地分享了他在媒体这些年的酸甜苦辣。我们会连续推出几期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2010年春节之后，我离开新加坡，正式加入凤凰卫视，成为评论员队伍中的一名新兵。四十八岁的年龄，说老不老，说小不小，为了个人的事业兴趣，竟然让全家放弃安安稳稳的生活，去重新适应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环境。现在说起来很是轻松，但当时做起来真可谓伤筋动骨。在我的大学同学中，凡是事业有成者，都已经开始考虑如何享受奋斗之后的成功，而我却在不停地挪窝，在人生的某个节点上总要来一次折腾。说好听一点，这是永不自满的勇气；说不好听一点，那就是不知安分的躁动。但无论如何形容，我还是蛮佩服自己的。我从不害怕挑战，也从不吝于放弃。当初离开北京去新加坡，现在离开新加坡来到香港，最难决定的事情，并非是斤斤计较于未来之所得，而在于是否舍得放弃眼前之拥有。时至今日，我都一直认为每次做出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因为我放弃了过去，所以才获得了未来。
杜平在李克强总理的记者会上提问
在我来到香港整整一年之前，凤凰卫视总部已经搬离红勘，迁至新界大埔工业邨。这座围墙里的建筑原是摩托罗拉的厂房，凤凰卫视将整个大院买下之后，对厂房进行了内部设计和装修。从外面看，名闻遐迩的凤凰卫视竟然是那么地朴素低调，但一旦置身其中，便发现此地处处生辉。不愧是电视台，整座大楼的装潢和布置都充分调动了光影、色彩、空间和形状等电视元素，而所有元素又利用得那么地恰到好处。
上班的第一天，我去人力资源部办理入职手续和员工证，再到主持人事务部报到，接着拜会资讯台和中文台的各级业务主管和编辑同事，随处都能够感到亲切、体贴和温馨。主持人事务部的副总监沈蓓蓓和她的助手Phoebe，早已把所有能够想到的事情都替我做到了，而且做得井井有条。中午，资讯台的钟大年、董嘉耀和田甲申特地把我带到风景如画的大美督，为我接风洗尘，让我感到非常温暖。有趣的是，在拜访中文台副台长程鹤麟时，他从柜子里拿出一盒家乡的茶叶递给我，说：“没什么送给你，这就算是见面礼了。”这些小细节都是七年之前的往事了，也许这些同事早就忘记，但我一直把它们留在脑海里。我想要说的是，在我所服务的三个地方，凤凰卫视是令人感到最温暖、最受尊重、也最有归属感的媒体。
不仅如此，对评论员而言，凤凰卫视的管理模式更是让人倍受信任。刚才提到，我第一天上班就是办理入台手续，熟悉内部电脑网络系统，紧接着在第二天，我就以评论员的身份正式上了直播节目，包括上午十点的正点新闻、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下午二点至三点持续一个小时的直播新闻节目。很显然，在管理层看来，我以前多次上凤凰卫视的直播节目，已经不是新人了，召之即来，来之能战。难怪，我来香港之前，董嘉耀再三叮嘱我要经常看凤凰卫视资讯台，尽量把每个时段的节目都看熟悉，以便立即进入角色。我曾经很自豪地对外面的朋友说，凤凰卫视很精明，所挑选的评论员或多或少都有上电视的经验，入台之后不需要接受额外的培训就可以无缝对接，真是“多、快、好、省”原则的最佳实践者。
重回新加坡河畔，录制关于新加坡的系列专题片
最近几年，我每次到国内大学去讲课，学生们总要问我，最初上电视紧张不紧张？我回答说，不紧张是假，有时候紧张得头脑短路，但在关键时刻，还是要记住那句话：“我就是专家，有什么好怕的？”在节目中与主持人面对面地谈话并不是什么问题，因为节目由他们主导，他们的提问会自然地引出你想要说的内容。比较考验人的事，就是一个人枯坐在演播室里，面对着遥控摄像机，等到时间一到，就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把观点说清楚、说通顺。比如晚上九点钟的“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最初都是把想说的话事先想好，可是，较长时间地坐在炽热的灯光下，耳朵里充斥着扩音器传出的新闻片配音，就会导致注意力不知不觉地被分散。快要轮到我点评的时候，偶尔会突然忘记了腹稿，霎那之间就有点心慌。很幸运地是，我从来没有出现过张口结舌的窘境，每次都能临时发挥几句，说着说着就回到了先前准备的台词。直到很久之后，我总结出一个诀窍：对于类似这样的点评，我只在事先想出几个要点，基本不打腹稿，而是临场发挥。这样做反而心情轻松，更加自然流畅，也更有口语化的特点和逻辑。
事先不打腹稿，其好处体现在可以随机应变，点评时间可以根据节目的需要，做到长短自如。有很多次，节目导演原本在耳机里告诉我可以点评两分钟，但后来，由于前方记者的连线时间经常超时，结果导演又通知我必须缩短点评时间，有时候压缩到一分钟，甚至有几次只给我留下50秒。在这么短时间里把观点说完整、说清楚，确实是一个高难动作，非常考验灵活应变的功夫。
直播之前
有人会说，就连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可以对国内外大事头头是道，难道在电视上点评几分钟就那么难吗？我只能这么说，其实也没有那么难，但若要做好还真的没那么容易。我做了近二十年的时事评论，多少还有一些切身的感受。我的体会是，对于很多话题的评论，并不是越做越容易，反而是越做越难，关键是难与易的标准是什么。不说报纸，单说电视评论，我们的好多主编都开玩笑说，凤凰卫视的评论员都是橡皮筋，导演需要把评论时间缩短，他们就能缩短。反之亦然，导演要他们把评论时间尽量拖长，他们照样能够拖长。我也曾经调侃说，凤凰卫视的评论员永远是被“双规”的对象，时刻都要准备着在规定的时间里就规定的话题把事情交代清楚。
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在突发新闻的直播中，由于新闻事件的事实尚不完全清楚，或者没有足够的现场画面，或者编辑部来不及制作相关的背景片，评论员就成为撑场子的大橡皮筋。比如，资讯台有一档突发直播节目，通常延续半个小时，如果新闻片和背景片的时长不够，评论员就必须把节目时间填满。遇到这种情况，唯一可用的办法就是经验和常识。难不难？至少不算容易。没有经验，没有阅历，知识面不够宽，那就很难凭借有限的最新新闻事实去对事件本身做出符合逻辑的分析与判断。我们年轻的主编经常说：杜老师真牛，遇到突发事件，竟然可以张口就来。我知道这当然是恭维之词，但也多少能够说明，在必要的时候，经验、知识和阅历可以弥补所知最新信息的不足。在过去多年的新闻采访中，特别是在十多年的评论写作中，无数的新闻事件、无数的新闻话题，我都曾经涉猎过，这些积累就是从事时事评论的宝贵基础。我有时候觉得，各种世界大事，尽管各不相同，看上去似乎互不相干，但只要举一反三，就能发现它们之间其实都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不同之处就是换了个时间，换了个地点，换了一些人物。至于其他要素，大致都可以融会贯通。
在开始做新闻直播的第二个星期，我曾经发生过一件糗事。那是下午两点至三点的正点新闻，主持人搭档是萨文。第一节新闻点评之后，便是大约两分钟的广告间歇。我当时的状态是，由于精神状态稍微松驰下来，大脑就有点开小差，注意力已经分散。萨文的主持风格很自然，不是那么地一本正经，所以当广告结束、节目重新开始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时，萨文转过头来问我：美国准备从阿富汗撤军，你怎么看这件事？听他的语气和音量，我误以为他只是在私下沟通，所以我就很随意而扼要地回答了几个要点。由于回答的内容太简要，后面还有好几分钟时间需要填补，于是萨文便接着追问一句：“还有别的看法吗？请你详细说一下。”我说：“就这几点，待会儿再详细说。”
谁都知道，在直播状态下，萨文无法直接提醒我“正在直播”，所以就只好给我做了几个不易被观众察觉的手势。可悲的是，我还是没有察觉。萨文很无奈，只好转过头去，对着镜头改播下一条新闻。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大事不妙。
可是，更“悲催”的事情还在后头。这一节内容结束之后，又到了广告间歇时间。萨文转过头来，冲着我说，刚才为何没有注意到已经进入直播？我反过来问他为何没有事先提醒我。我们两人平常老是开玩笑，所以就趁着广告时间就毫不顾忌地互相指责了一番。这时，广告时间结束，重新进入直播。就在此时，我犯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当他转过身去准备播下一条新闻时，我来不及闭嘴，一句脏话脱口而出，竟然在他读新闻之前出街：“他妈的，你根本没有提醒我。”
几天之后，我到化妆间去吹头发，发型师阿Ray笑着对我说：“杜老师，你才来两个星期就已经在全公司出名了！”我听得莫名其妙。他接着说：“您还不知道啊？您那天骂萨文‘他妈的’，导演把那个视频放在内部网络系统里了，所有同事都看到啦！”这句话把我吓得失魂落魄，心里难堪之极。很长时间之后，我才鼓起勇气跟其他同事谈起此事，他们开玩笑地说：“可惜那是下午的节目，观众不是很多。要是在黄金时段，杜老师可就一炮而红了。”自从那次事故之后，我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不想再给自己丢脸了。
在过去七年时间里，我做过凤凰卫视所有的时事评论节目。若要问最喜欢哪一档，我的答案是，首先是《时事开讲》，其次是《总编辑时间》，原因是这两档节目的风格很适合我。我个人的看法是，《时事开讲》最能代表凤凰卫视的定位，它就像报纸的评论版，可以扮演“一台之魂”的角色。就像报纸，如果没有评论版，即使其他版面办得很好，那这份报纸还是缺乏足够的份量。电视台也是如此，若有一档广受看重的评论节目，其份量就能得到充分体现。至于其中的道理，其实不难理解。任何一个主流媒体都必须拥有一个反映自身立场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其影响力的主要来源。
2014年，公司高层委托我独自担任《时事开讲》的主讲，并对节目形式进行了大幅度改版，包括注入了更多的电视元素，但评论的内容和风格不变，保持一贯的高格调。后来因为整个频道的节目要重新编排，《时事开讲》被暂时融入到其他节目中。我很希望，这档持续十多年的老牌评论节目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再次出现在观众面前。
《中国战法》节目现场
2015年元旦，凤凰卫视中文台开设了军事题材的《中国战法》节目，公司安排我担任这个节目的主持，在北京节目中心录制。军事题材不是我的强项，所以我趁此机会开始学习新的知识，并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风格，逐步塑造成了这档军事评论节目的个性。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制作团队的细心摸索，《中国战法》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强，口碑也越来越好。我们后来得知，在播出一年之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传播系就把《中国战法》作为研究电视专题节目的对象，其主要结论是，与中国内地军事题材的电视节目相比，《中国战法》的形式、内容和深度都是独树一帜。
电视节目是集体劳动、集体智慧的结晶，需要台前幕后的无间合作，需要所有细节浑然一体。作为在幕前抛头露面的人，我对幕后的所有同事始终充满敬意和感激，包括主编、导演、摄像师、灯光师、音效师、化妆师和服装师。主持人和评论员在电视上的光鲜亮丽和良好表现，代表了所有这些幕后同事默默无闻和兢兢业业的奉献。举一个很小的例子，由于我皮肤黝黑，每次和女主持人搭档做节目时，厂棚工作人员都要花更多时间来调试灯光。我起初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直到那一年北京举行APEC峰会，我先后与几位女记者在演播室里搭档做直播，才发现我自己的肤色对灯光师或摄像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那次参加报道的几位女记者，包括张凌云、胡玲和陈琳，她们的皮肤都是出奇地白皙，我和她们任何一个人搭档，都有肤色反差的问题。每一次，灯光师或摄影师都要反复调试光线对比度。而在室外现场直播连线，情况同样是如此。我觉得实在有点对不住大家。
我来到凤凰卫视一年之后，公司让我参与主持《有报天天读》节目。这对我而言，这是压力最大、也是时常让人感到沮丧的一个任务。《有报天天读》从一开始就是为杨锦麟量身定做，其主持风格早已获得了普遍接受和赞赏。有此成功先例在前，其他任何人主持这个节目，观众都不会轻易接受，所以挨骂是必然的事。我的风格和杨锦麟截然不同，若东施效颦，则会适得其反；若想树立自己的风格，又是谈何容易。可以说，接手这个任务，完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自己找骂的差事。
果不其然，从我主持第一期节目开始，杨锦麟的众多粉丝就在社交媒体上开口大骂，更有人子虚乌有地进行各种人身攻击。我心里非常明白，这个节目很不适合我，就如老杨身上的那件旧式中山装，穿在他身上可以，但若穿在我身上，就不是那么回事，甚至显得很滑稽。这是影视领域的独特之处，若观众习惯了什么风格，他们就会对这种风格产生矢志不渝的忠诚度，其他节目也是如此。比如《锵锵三人行》，大家都习惯了窦文涛，换做其他人代班主持，那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再如董嘉耀主持的《军情观察室》，观众早已习惯了他的风格，无法接受其他人代班主持。除此之外，我曾经长期在报社工作，早已养成了晚睡晚起的习惯，而为了做这个《有报天天读》节目，那就必须凌晨起床，睡眠严重不足，导致在录制节目时，整个大脑就成了浆糊。
节目组合影
尽管如此，这段经历对我是一个难忘的学习机会。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天，当我因睡眠不足而显得无精打采时，导播Ricky便走过来，通过讲述一个故事来鼓励我。他说，他以前为梅艳芳拍摄MTV时，经常发现她因过于疲劳而精神不振，整个身体就像一滩烂泥躺在沙发上。但是，只要灯光一亮，摄像机开动起来，她就像注射了兴奋剂一样，精神焕发地站在摄像镜头前，前后简直判若两人，令人非常钦佩。
说实在的，自从进入凤凰卫视之后，我就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电视学徒，而且就如上文所述，我确实是一个不曾懂得电视的人。从说话的音量到抑扬顿挫，从说话时的表情到肢体语言，从语言的组织到关键词语的强调，所有这些细节要领都是从零开始学起。前文已经提到“第一位电视师傅”张凌云，实际上，其他人，包括导播和摄像师，都是我心目中的师傅。我所受到的教益、启发和鼓励，大多都来自于很多同事在忙碌工作中所给予的只言片语的提醒，包括刘长乐、王纪言、钟大年、董嘉耀、程鹤麟、田甲申、黄海波和陈一宏。在他们当中，让我最感激的是主编部的总监陈一宏。由于我们平常相处的时间最多，所以他所提出的批评和建议也最多，最为直截了当。特别是在我独自承担《时事开讲》节目期间，他曾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把各种电视元素运用起来。也是在那段时间，我终于明白自己不再是一个报人，而是一个电视人。
同样令我感动的是，在最初那段时间里，旅居新加坡的好朋友、中国电影艺术界前辈郝知本教授天天守着电视看我的节目。只要节目一结束，他就立即打来电话，分析我的每一个进步，指出每一个不足的地方。他说，演艺界有句话说，只要你站在舞台上，即使天塌下来，也要把自己的角色演下去，而且还要演好。他说：“还有另外一句话，那就是‘心中有人，目中无人’。这是表演艺术家必须具备的素质，但同样适合电视，适合你。”
对所有这些朋友的提醒和教诲，我都一直铭记在心，并且心存感激。我不会忘记，当我在电视上蹒跚学步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也是毫无保留地伸出手来，提携和支持我走向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