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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闻报道
看到2017年9月18日《财经》蔡婷贻文章“德国大选前瞻，告别还是留住默克尔”，说默克尔政府“执着于财政平衡，相应造成政府投资过少”。
2017年1月3日《人民日报》冯雪珺、敬宜文章“德国基建投资也有‘大缺口’”：据德国财政部统计，2016年德国税收收入将创新高。然而，高额税收并没有转化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老旧的学校、铁路、网络等公共设施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德国《南德意志报》评论称，德国基础设施落后的程度不符合人们对一个富裕的发达国家的期待。德国《世界报》认为，这是一个“体制性错误”。“德国亟须制定强有力的财政计划刺激投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16年11月的一份报告中敦促道，这样“既能有助缓解欧元区需求疲软的问题，又能消除现有经济的结构性弱点”。高尼希建议，在经济运行良好的年代，为支持公共部门的长期投资项目，应当建立“投资储备金”。数字基础设施也是未来的发展重点，政府可发展新型、高效技术，并加强与私人投资者的合作。
这个批评由来已久，比如2013年6月国际在线的文章“德国专家批评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过少”：有德国专家指出，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过少。虽然目前欧洲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德国仍可保持每年1.5%—3%的经济增长率。相比之下，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的增长率仅为0.6%，大大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专家们表示，出于长远的利益考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刻不容缓。因为“不完善的基础设施会影响进外资本进入德国，削弱德国的国际竞争力。任何投资者面对这样的基础设施都会心生犹豫的”。目前，这一提议已引起联邦政府重视，“议会将专门研究讨论这一问题”。
看来德国政府效率够低的，2013年就说议会要专门研究这问题，4年过去了，基础设施投资也没啥改善。当然也有体制的原因，西方国家基本上都很难和中国比基础设施投入。不过德国是不是也太不擅长财政投资刺激了？
二、相关数据
1.一般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
WIND里来源于IMF的数据。默克尔从2005年开始执政，所以比较一下德国2016年和2005年的比重变化，确实是下降的。
数据来源：WIND（转自IMF）。本表以2016年一般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从高到低排列。
表中24个国家，一般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2016比2005年下降的，有意大利、德国、加拿大、英国、瑞士、马来西亚、印尼等7个。下降幅度都不大，最多的瑞士下降了3.5个百分点。此指标2016年比2012年下降的，有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英国、日本、美国、墨西哥、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10个。政府支出占比本来下降就很难。中国这指标2005年较低，2016年比2005年上升较多（13.7个百分点），仅次于阿根廷（14个百分点）。不过法国、意大利、德国尽管近年来看来政府在努力节制支出，但还是政府支出占比最高的三个国家。
2.政府部门债务占GDP的比例（也被称作政府部门杠杆率）。
41个国家中，2016年比2012年此比例下降的国家有捷克、丹麦、德国、匈牙利、爱尔兰、以色列、卢森堡、荷兰、新西兰、瑞士、土耳其等11个。上升的国家和地区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希腊、香港、印度、印尼、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挪威、波兰、葡萄牙、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典、泰国、英国、美国等30个。当然上升的多，下降的少。各国差距很大，有超过100%的，也有原来低至个位数（沙特）和十几（俄罗斯）的（原来政府有石油美元，不缺钱）。
政府部门杠杆率下降的国家中，有的只下降了几个百分点，德国下降得较多，11.7个百分点。可见政府还真没怎么举债投资。德国的政府部门杠杆率低于表中所有国家平均，更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
数据来源：BIS
事实上，不光政府，整个德国对负债都非常有节制。德国也是2016年和2012年相比非金融部门（含非金融企业、居民、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也被称作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下降的少数国家之一，从196.2%下降到181.3%。同期中国是从194.7%上升到257.0%。德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2016年末仅为53.1%（美国72.3%，欧元区平均104.0%，中国166.3%）！
三、德国这样好不好？
综合以上两个指标看来，德国的一般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在默克尔执政期间明显下降，但在世界上仍处于较高水平，德国的政府负债近年也在下降，而且在发达国家中属于较低水平。可见德国的支出主要靠财政收入，不太靠负债。
马里旦有句名言，权力“总有着一种越出它自己的范围而发展的本能倾向”。不管从政府扩大自己权力的内在动力，还是从增加投资和社会福利、迎合选民的外在要求，政府支出增加、债务膨胀似乎是个以遏制和逆转的趋势。但看来这虽然适用于很多政府，但有些政府还是有理性去克制约束这种趋势。德国真是个典型代表。
拉詹在《断层线》中指出，相比其他推动困难和见效慢的改革，信贷是更速效、味道更甜的药，“宽松信贷真是好处多多，它收益大，见效快，受益面广，而且成本到未来才需支付。它的收益结构正中政客们的下怀”。但德国从政府到民众，却都能以史为鉴（不过被下文作者认为片面强调通胀的历史，忘了通缩的历史），抵制过度信贷的诱惑，其自律精神可嘉。但可能它又走向过于节制的另一极，使得基础设施等投入不足。有人认为德国对财政约束、反通货膨胀的执着，还影响了欧元区的复苏。
如有篇文章“见智速译|德国的紧缩偏好是欧洲的灾难根源？”（译自LevyEconomicInstitute工作论文HowGermany’sAnti-KeynesianismHasBroughtEuropetoItsKnees）：在德国，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被归结为两个事实：紧缩（财政自律）与价格稳定。当然，近年来德国一直被诟病在陷入萧条的欧元区内推动紧缩政策，声称紧缩政策增强了信心，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Schauble2010，2011）。国际上，这种假设被称为“扩张性的财政收缩”。根据广泛持有的观点，德国人比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国民都要更关心价格稳定性。“魏玛式通胀幽灵”似乎引起了对债务的普遍恐惧（Schulden，德国的债务，与内疚有关）和一种特殊的德国“稳定文化”。德国经历了两者的困扰：恶性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事实上，大萧条造成的经济困难在德国和美国一样糟糕，希特勒的纳粹运动没有得到普及，直到失业在1929年后飙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