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而治之、瓦解中国的建交策略
早期的苏联对华外交，实质上很大程度上是苏联世界革命政策的一部分。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布尔什维克（Bolshevik）国家，苏维埃在成立之初遭遇了巨大的外交困境，她不但面临着外国的武装干涉，也不被国际社会所承认。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并争取外部世界的承认，更为了推动所谓的革命事业，苏联的早期外交实质上是一种输出意识形态的革命外交。
关于这一点，在《列宁全集》第27卷中，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导师列宁（Lenin）阐述得非常明白，“（我们的）俄国革命，正面临着一场外交和军事上的灾难，而摆脱这一灾难，除了推动国际性的革命之外，是没有其他出路的。”在这一政策思路的驱动下，苏联先后推动了1918年的芬兰布尔什维克革命，1919年的匈牙利苏维埃政变和同年的德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然而，1920年8月苏俄红军向西方的进军在华沙战役中被波兰大元帅毕苏斯基(Pisudski)所打垮，从此苏联向欧洲输出革命的热忱逐渐消散，到了1923年，曾经接受苏联援助的土耳其凯末尔将军（Kemal）开始全面清除国内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意味着苏联早期在欧洲输出革命政策的彻底失败。
无独有偶，苏联早期对华政策，同样是以输出革命为主。1919年7月23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布了第一次对华声明，宣言称：“我们不但要解放俄国人民，也要推动中国人民的解放”，“苏维埃政府建议中国人民了解我们的主张，通过自己的政府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这表明，早期的苏联对华外交基调，基本秉承了列宁所标榜的输出革命策略。
随着苏联在欧洲地区输出革命的全面失败，苏联领导层逐渐将目光瞄准了中国，并试图在此寻求外交突破与革命输出的契机。1921年5月，苏军驱逐外蒙的中国驻军，占领外蒙，这标志着苏联政治势力开始向远东渗透；1921年7月，在第三共产国际支持下，以舆论领袖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中国gcd成立，意味着中国gczy思潮的崛起；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记载，1922年7月被任命为苏联驻华全权代表的越飞（Joffe），在土耳其“革命”局势逐渐恶化的情况下，向苏联领导层提出拓展对华革命外交的重要性，“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无论如何都不亚于土耳其。难道所有这一切（中国革命）不值得我们有所付出吗?”
1922年8月，越飞代表苏联与当时的北洋政府谈判，试图达到建交的目的，但由于北洋政府坚持苏联撤出外蒙，归还中东铁路的使用权，使得双方的建交努力出现停滞，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开始在北京政府之外，寻求能够满足自身利益的合作对象和输出革命的目标。
1923年5月26日，孙中山与许崇智、苏联顾问游波罗庙。前排右一为许崇智，右二为孙中山，右三为苏联顾问
1923年1月，越飞与南方政府首脑、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在上海会晤，会后，双方发表“孙越宣言”，孙中山同意同意苏军留驻外蒙，国民党从此开始与苏联及gcd进行合作；据大陆学者袁南生的《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记载，1923年12月，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Karakhan）开始同北方军阀冯玉祥进行接触；另据历史学家唐德刚的《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记录，1924年，试图自立的奉军大将郭松龄为了争取苏联援助，通过gcd北方领袖李大钊，与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进行了密集的接触。
苏联的外交政策很快迫使北洋政府与苏联无条件建交。到了1924年，随着苏联援助下南方国民党广州政府实力日趋增强，逐渐对在中苏建交问题上奉行强硬态度的北洋政府构成了挑战，使得北洋政府不得不与苏联寻求谅解；而且，当时同情苏联革命的部分中国舆论界，也对北洋政府的对苏政策感到不耐：据《顾维钧回忆录》记载，彼时北京大学曾经派遣李大钊为首的代表团，向外交部请命，声称“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1924年3月23日的《晨报》文章《中俄交涉破裂后各团体态度》，更清楚地记载了当时部分大学生的态度，北京学主联合会在致外交部信中赤裸裸地威胁道：“倘先生（顾维钧）犹执迷不悟，则敝会一息尚存，势必力争，赵家楼故事可为殷鉴”——事实上，就在中苏建交谈判期间，中方代表顾维钧的家中就遭到了炸弹袭击，而肇事者就是两名北大学生。
对此，据大陆学者林军的《中苏外交关系》记载，苏方建交使团成员伊万诺夫不无得意地向上级报告称，“整个中国社会，从极左分子到极右分子……第一次在要求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问题上统一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内外交困的北洋政府被迫于1924年5月31日，在承认苏联对外蒙和中东铁路的占领之下，与其签订了建交条约，这无疑是苏联初期外交斗争的一大胜利。
南北两面下注的输出革命与苏联内部争执
受中苏建交的成就所鼓舞，当时正在苏联领导层中逐步取得主导权的斯大林，致力于扩大革命外交的成果，迅速增加了对华革命外交的投入，同时扶持南方亲共的国民党和北方的亲苏军阀。
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在斯大林的倡议下，苏联中央政治局专门设立了负责对华外交的中国委员会；5月，为了帮助南方国民党巩固实力，斯大林签署命令“为组建部队（国民党）拨出必要的资金……为同样的目的拨出2万支步枪1000挺配备子弹的机枪、一定数额的掷弹炮和手榴弹”；在随后的1926年5月、10月、11月，斯大林多次召开会议决定给中国委员会拨款和批准中国委员会的半年预算开支，截止1927年4月之前，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资金超过541万卢布；截止1926年1月，仅广州地区就有超过一百四十苏联军官作为国民党军队的顾问；这些来自苏联的资金、武器和人才，极大地增强了国民党的力量，使其具备了北伐中原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就像《美国对华军事情报报告》卷11中引述苏方一篇《广东政府的发展》中所言：“（广东国民党之）创立之初，所需皆仰赖我方（苏联）援助。”
与此同时，苏联同样加大了对北方亲苏军阀的扶持力度。3月13日，斯大林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孙中山去世和援助冯玉祥国民军问题；4月17日，苏联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举行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专门讨论援助冯玉祥等问题；6月5日，在中国委员会会议上，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龙芝（Mikhail Frunze）提出在蒙古境内组建国际部队以便支援冯玉祥的建议，该部队的组建及其军事器材的供给完全由苏联负担；从此，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北方军阀冯玉祥一跃成为全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
冯玉祥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表演天赋，却没有多少原则的好汉
苏联对中国亲苏力量的全面扶持，很快造成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中国国内政治势力的均衡很快被打破，亲苏力量迅速取得优势。据《中国gcd党史》记载，1925年11月，在李大钊的推动下，奉系大将郭松龄与冯玉祥结盟。郭松龄随后在滦州发动了对张作霖的突然袭击，11月30日，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不但拒绝为张作霖运兵，还威胁入侵哈尔滨，公开介入事变，帮助亲苏的郭松龄、冯玉祥军队进军东北，而此次攻击行动也几乎瞬间使得北方最强大的军阀奉系濒临崩溃；1926年7月，苏联扶持下的广东国民党军队开始北伐，并迅速攻取南京和武汉，取得了全国范围内的政治领导地位。
郭松龄叛乱之所以失败的外部原因，就在于英日两强因对苏联在华势力的急剧扩张而恐惧，采取了干预政策
不过，任何事物都有着内在的平衡，斯大林不惜物力扶持中国境内的政治势力，推动革命输出，打破的不仅仅是中国本身的政治势力平衡，也动摇了苏联扶持政治势力的内部平衡，不但引发了当时中国主流政治力量普遍的恐慌，更导致了远东地区其他强国的介入，这反过来威胁到了苏联本身的利益，并打击了斯大林自身的政治威信。
国民党和北方军阀冯玉祥实力的迅速增长，不但使得其摆脱了原有的外部威胁，也让其内部矛盾得以愈演愈烈，并展现出强烈的反苏倾向。
在国民党内部，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大佬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人领袖，逐渐对国民政府内部不断壮大的gcd和苏联势力日趋敌视。1925年11月，国民党元老林森、居正、邹鲁等人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要求国民党“清共反苏”；1926年3月，蒋介石以武力平息中山舰事件，迫使主导广东事务的苏联顾问鲍罗廷（Borodin）和中共屈服，并在该年5月通过了限制中共的《整理党务案》；据大陆历史学教授朱洪的《陈独秀风雨人生》记载，1926年6月，苏联顾问鲍罗廷、驻华大使加拉罕曾通过中共领袖陈独秀，要求蒋介石延缓北伐，但遭到蒋介石拒绝。
这些迹象实际上表明，苏联一手扶植的广东国民党民族主义力量已经羽翼丰满，并尝试挣脱苏联的控制，且将苏联对其的钳制等同于英日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凌。这一点，曾经备受鲍罗廷信任的国民党军人领袖蒋介石，在其1927年1月20日的日记中说得非常明白，“苏俄（自称）解放被压迫民族之主义，（余曾）深信其不误，然而来华如鲍罗廷等最近之行动，徒使国人丧失人格，倍增压迫，与其主义完全相反，国人有知，应驱而逐之。”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被苏联寄予厚望的北方军阀冯玉祥身上。为了获取苏联援助，冯玉祥言必称马列，甚至在会议室中挂列宁像，但实际上，这位军阀时刻担心苏联顾问控制他的军队。随着北洋军阀威胁的解除和苏联武器的到位，冯玉祥开始排挤苏联顾问。而苏共也不得不承认，“实际效果与我们预期的目的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我们的希望犹如肥皂泡破灭了”。
事实上，在斯大林援助南方国民党和北方亲苏军阀，推动中国革命输出的过程中，围绕着权力争夺和意识形态论战的苏共内部领导层也在进行着激烈的路线争执。
1925年1月，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主要领袖之一托洛茨基（Trotsky）在斯大林、加米涅夫（Kamenev）和季诺维也夫（Zinoviev）的威逼下，被迫辞去苏联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开始在党内失势；1925年9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与斯大林之间的分歧公开化；1926年6月，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联合起来反击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苏联输出革命的方式和北伐战争成为争论热点。
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中记载，早在列宁去世前的1923年1月,托洛茨基就在关于如何针对中国输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策略上，就提醒自己的密友越飞要更注重意识形态的教育,“仅仅靠物质吸引是无济于事的,如果得不到这些东西,他们（国民党）就面向美国,把自己的好感转向那里,这一点我们通过土耳其的例子已经多少看到。物质恩施所取得的那点好感是非常不稳固的,因为我们的敌人（西方）可以提供多得多的恩施。”1927年4月，在苏共权力争夺的最后阶段，斯大林的另一位主要反对者季洛维也夫提出，“中共必须退出国民党,必须马上提出苏维埃口号,否则资产阶级将握住整个革命,它（国民党）将比凯末尔更残酷地扫灭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不过，由于斯大林与其短暂的政治盟友布哈林（Bukharin），逐渐在党内取得了权力上的优势地位，这些反对派的声音始终遭到压制。面对政治对手要求与蒋介石或国民党决裂的呼声，斯大林认为蒋介石代表着实现gczy革命唯一可以借助的力量，在1926年11月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斯大林表示，“中国的革命军（即蒋介石的军队），是中国工人和农民解放斗争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广东军队的进展，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它的中国走狗的打击，与此同时，中国革命分子（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工人，也因此会得到jihui、bagong、出版与组织的freedom。”当蒋介石发动消灭zhonggong的“四一二政变”之后，面对上文中季诺维也夫将国民党比作凯末尔的刁难，斯大林又开始以尚未与苏联决裂的武汉国民党汪精卫政府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声称“不能把凯末尔和武汉左派国民党相提并论,正像不能把土耳其和中国相提并论一样,……把凯末尔革命和国民党的土地革命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并坚决要求zhonggong与国民党合作，反对其退出国民党。
不过，斯大林对蒋介石与国民党的宽容，并非出自善意。据著名亲共记者伊罗生（RobertIsaacs）的记载，在1927年4月5日，当时蒋介石尚未与苏联决裂，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三千名布尔什维克干部大会上，阐述了他妥协背后的真实目的，“蒋介石正在服从命令……为什么要采取突然袭击（国民党）的做法？为什么要在我们优势不断扩大和右派听我们的话的时候赶走右派呢？……当右派对我们没有用处时，我们会把它抛弃。目前，我们需要他们（扩大革命）……当这些右派被利用完了之后，就将他们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
列宁死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因中国革命问题发生争执，这只是党内路线斗争的一部分
令人遗憾的是，仅仅7天之后的4月12日，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对gcd的袭击，掀起了旨在摧毁中国国内亲苏力量的反gong序幕；6月22日，斯大林视为苏联北中国屏障的北方军阀冯玉祥迅速倒戈，也开始驱逐苏联顾问和gcd；7月15日，被斯大林和布哈林寄予厚望的武汉国民党左派政府发动了反g政变，开始清除内部的gcd力量;更为糟糕的是，在华亲苏势力北方负责人李大钊，也于该年4月6日被张作霖于苏联大使馆搜捕，并随后被处决，而苏联在北方的联络网络几近中断。至此，斯大林的对华输出革命政策，可谓完全失败。
更让斯大林尴尬的是，他对蒋介石的反戈一击实际上毫无防备。1927年4月初莫斯科筹备的五一节游行，为了庆祝国民党的北伐胜利，已经为蒋介石制作了一座大型模拟像，而斯大林也刚把一张带有自己亲笔签名的相片寄给蒋介石；当斯大林收到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开始在上海铲除中共的消息后，斯大林尚不敢相信，他立即回电鲍罗庭确认“是否属实”，并试图做出更多的让步争取蒋介石。
因此，蒋介石突如其来的反苏行动以及随后中国各个亲苏势力的倒戈，甚至使得斯大林刚刚建立的党内威望遭受了重挫。5月，在共产国际第八次会议上，斯大林受到党内干部乌尤维克（Vuyovitch）的挑战，他要求斯大林对其中国政策作出解释；而斯大林的反对者托洛茨基在同一次会议上趁机发难：“（仅仅）几天之后，（斯大林口中）被挤碎的柠檬掌了权和控制了军队……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我的痛苦和努力落了空。”
另外，斯大林在中国输出革命的扩大化，也迫使其他远东列强为了自身利益更深程度地介入中国事务。从1924年到1927年，随着苏联在华势力的不断扩张，西方大国中国的“赤化”将影响到其在华商业和远东地缘利益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多次要求日本采取积极的干涉政策，限制苏联在华势力的扩张，但都遭到当时奉行“不干涉”政策的日本外交大臣币原喜重郎之拒绝；1925年11月，郭松龄与冯玉祥在苏联支持下发动对张作霖的突然袭击，奉系濒临崩溃，奉行“不干涉”政策的日本为了维持自身在东北的利益，不得不出兵介入，并威胁苏联不得入侵哈尔滨；1927年3月24日，亲苏的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洗劫了英美日等国领事馆，造成英美日等列强侨民的大量伤亡，事后，英美炮击南京报复，但日本军舰谨守不干涉政策，没有参与，不过，此次事件也标志着币原不干涉政策和文官外交威信的破产——仅仅1年之后，日军就在济南攻击了北伐的国民党军队，制造了济南事变。
偷鸡不成与中苏断交
1927年下半年，共产国际多年对华革命输出的成果，在一系列政变中几乎毁于一旦，这使得决策者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自身的政治优势地位，斯大林迫切需要中共立即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反击，以此在党内证明其中国政策的正确。
不过，8月的南昌起义和9月的湖南、广东、江西、湖北等省的起义都先后失败了，12月广州起义，乃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外交人员亲自参与并指挥的一场规模最大的暴动，不过，此次起义也终归失败。事后，苏联领事馆遭到搜捕，苏联驻广州副领事郝史（AbramHasis）等五人被处决。12月14日，国民党政府指责苏联发动了广州起义，宣布与苏联断交，并驱逐苏联侨民，关闭上海、汉口、长沙等地的苏联领事馆和商业机构。不过，苏联以北洋政府仍然存在为借口，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的断交令。
1929年7月，国民政府东北当局试图强行收回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引发中苏之间的“中东铁路战争”，18日苏联宣布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对苏联宣战。
至此，中苏之间进入断交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