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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04年举办亚洲杯后，日前，中国足协再次向亚足联提出申请，承办2023年亚洲杯。唯一的竞争对手，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奎表示，2023年亚洲杯，中国能提供原计划3倍的资金援助，“他们处于有利的状况。”
国足的水平、亚洲杯的“鸡肋”本质，并没有影响中国足协承办此项赛事的热情。事实上，除了2004年，中国足协还申请过2000年、2019年的亚洲杯承办权，算上此次申办，这已经是中国足协第四次向亚足联抛出橄榄枝了。
虽然亚足联宣布，2023年亚洲杯的举办国要在今年5月份才正式揭晓，但面对只有韩国足协一个竞争对手的局面，中国足协的胜算颇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拿到了举办权就是胜利，恰恰相反，那只是个开始。
作为亚洲级别最高的足球赛事，亚洲杯在国内从未得到过与它身份相匹配的关注，不论是从球迷层面来说，还是从赞助商层面来说。
抛开亚洲杯过往63年历史中，从未有过中国品牌的赞助商不提，即便是19年前在中国举办的亚洲杯，球迷的上座率也被时任亚足联主席的维拉潘公开批评，他希望亚洲杯的赛场“要像欧洲杯一样场场爆满”，但2004年首场比赛只有一半的上座率，令亚足联颜面尽失。
19年过去了，亚足联早已从维拉潘时代过渡到萨尔曼时代，但亚洲杯的整体水平，并未因亚足联主席的更迭而有所提高。尽管这期间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人挤进了亚足联，但袋鼠军团也并未给亚洲杯带来实质性的水平提高，伊朗、日本依然是亚洲最强，国足在这19年中，不进反退，从二流球队掉档至三流球队，距离叨陪末席，仅一步之遥。
虽然以国足目前的水平，问鼎亚洲杯冠军颇有难度，但只要有中国队在，相信上座率不会太差，而一旦国足中途止步，那么亚洲其他国家的球队对中国球迷还有多大吸引力，殊为难料。毕竟，经历过世界杯和欧洲杯数十年洗礼的中国球迷，很难再对亚洲杯这种既没有大牌球星，也缺乏精彩配合的赛事提起兴趣。更何况，从举办时间来看，2023年的亚洲杯对赞助商有多大吸引力更在未知。
2023年亚洲杯前一年，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在2018俄罗斯世界杯尝到甜头的7家中国赞助商企业，将会发挥良好的示范效应，为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带来更多的中国企业赞助商。
不过，2022年不只有世界杯，还有杭州亚运会。这项综合性体育赛会虽然无法与奥运会媲美，但它同样会提前释放中国企业的赞助热情——作为亚运会当仁不让的金牌霸主，中国军团的实力，就是收视率和品牌曝光率的保证， 有志于借助体育赛事进行品牌营销的企业，是绝不肯放过这个机会的。
除去球迷的观赛热情和赞助商的入场力度这两点充满了不确定性因素之外，承办亚洲杯能为中国带来怎样的经济收益，同样不容乐观。
在过往几届亚洲杯的举办历史中，有数据可查的，能为举办国带来收益的，是2015年的澳大利亚亚洲杯。当届亚洲杯举办期间，累计有28万外国球迷入境，为澳大利亚带来了总计2300万美元的GDP收入。而中国在2018年举办的U23亚洲杯，非但球队没有享受到东道主的待遇，更被《每日新报》曝出江苏政府亏损1000万左右的消息。
虽然中国一旦成功申办2023年亚洲杯，将会面临多重挑战，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当多的利好消息。
首先，2018年10月，A股上市企业当代明诚与亚足联签署了《关于亚足联赛事全球独家商业权益》的正式合约。合约期内，当代明诚将负责2023、2027年两届亚洲杯；2022年和2026年两届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2022和2026两届女足亚洲杯，以及期间全部8届亚冠比赛的商业开发。
当代明诚既然敢于拿下两届亚洲杯的商业开发权益，必定握有后手。虽然目前一切尚未明朗，但如何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和杭州亚运会的双重封锁下继续为2023年亚洲杯寻找到匹配的赞助商，当代明诚显然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其次，与申办2019年亚洲杯时，中国足协并未得到各地方足协充分响应不同，此次中国足协申办2023年亚洲杯，很快便得到了北京、天津、广州、南京、西安、武汉、成都、青岛、沈阳、长沙、宁波以及洛阳等12家地方足协的积极响应，而它们的背后，恰是当地政府在起主导作用。
虽然亚洲杯与顶级赛事IP差着行情，但随着体育产业日益成为带动GDP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出于“赛事搭台，经济唱戏”的需要，也势必会在如何利用好亚洲杯这一赛事IP，推广城市、带动当地旅游、以及拉动内需等维度大做文章。地方政府的支持虽然不能保证国足在亚洲杯上走得更远，但对于推动当地足球运动的普及和发展，继而盘活当地体育产业大有裨益。
第三，继张吉龙和张剑之后，国际足联最高层迎来了第三张中国面孔，杜兆才出任国际足联理事会理事，毫无疑问将从赛场外为国足争取到更多权益，以保证国足在2023年亚洲杯上走得更远。
足球从来都不只是赛场上的22名运动员决定最终的冠军归属，关于这一点，从每一届大赛的抽签分组中便能看得出来。杜兆才成为国际足联理事会理事，不但能帮助中国坐实2023年亚洲杯的举办权，更重要的作用，将会体现在下一届亚洲杯开打之后。
第四，从2014年国务院46号文件颁布到2023年，正好是一个10年，在这样的特殊节点，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成色，也需要被拿来检验一番。足球作为中国最早开始职业化发展的体育项目，在国务院46号文件颁布后，迎来了其堪称“疯狂”的增长期，2023年亚洲杯，将为这10年的增长作出一次总结——没有人希望那张纸上，写下失败。
虽然亚洲杯的含金量与精彩度仍有待提高，但对于中国足球来说，举办亚洲杯依然具有其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对于各国家队来说，洲际杯的比赛，都是仅次于世界杯的重要赛事。国足2002年亮相世界杯后，再没有在世界顶级赛场上出现过，从这个层面来说，亚洲杯已经是国足能踢的最高级别赛事。
虽然在这个赛场上，国足无法与世界一流球队交手，但能与亚洲一流球队交锋，仍然十分重要——如果无法在亚洲杯赛场上与日本、伊朗、韩国等球队抗衡，那么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我们依然无法期冀国足取得重大突破。因此，把亚洲杯当做国足闯进世界杯的必经之路，这是中国举办2023年亚洲杯的首个现实意义。
对于中国足球来说，举办亚洲杯的另一层现实意义，是它有助于中国足球产业的发展。所谓产业发展，它将具体到赛事组织、商务、青训、场馆建设、草坪维护等诸多层面。2004年亚洲杯后，国足整体水平不佳是事实，但我们缺乏举办国际A级赛事的经验，也是事实。2023年亚洲杯的举办，有助于体育产业人才的培养和挖掘，更有助于国内目前如雨后春笋的各类别自主赛事IP，从“江湖草莽”向“正规军”过渡。
最后，当杜兆才面对媒体，表示“对中国来说，亚洲杯和世界杯都是我们的梦想，中国足协也愿意在未来举办世界杯”时，申办2023年亚洲杯，无疑将为中国申办世界杯打下良好的基础。
2006年，德国世界杯让东道主获得超过200亿美元的收益；2014年巴西世界杯则让东道主获得了150亿美元经济收益；2018年世界杯期间，仅来自全球194个国家和地区的球迷，便在俄罗斯消费了15亿美元。由此可见，亚洲杯对于中国足协乃至中国来说，都只是餐前的开胃小菜，真正的大餐，将是申办世界杯，而在那之前，以亚洲杯暖场和试错，是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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