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冲突演进与应对之策——以中俄边境村落室韦为例》以田野调查和访谈数据为基础,深入剖析内蒙古中俄边境室韦在旅游扶贫进程中的个体应对与冲突演进。
从对室韦旅游扶贫进程的剖析中,可归纳出冲突应对模型, 模型要点包括:
旅游扶贫社区的冲突应对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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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政府还是村民,甚至外来开发商在旅游扶贫进程中都受到“非理性因素”的“诱惑”,在低谷时趋向于把实际情况想象得更糟而观望不前,在高峰时又表现得过于
乐观而盲目加速。“知识储备”和具有约束力的“制度设计”是抵御“非理性因素”的重要保障。政府作为权利的拥有者,其人才聚集,应成为“非理性因素”的管理者,把握好发展的节奏。从对室韦的长期观察看,大的冲突常在快速发展期之后。
扶贫进程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适度的冲突可以维持社区连贯性与变革的平衡。科塞认为冲突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功能,只有在发生极端恶性冲突的情境下才有可能将社区置于“病态”。政府的作用是将冲突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发挥冲突的正功能。从政府主导到村民自觉参与市场竞争,有赖于政府对村民在经济、心理、社会、政治等多角度的授权和能力培育,从而最终实现个体和社区整体能力增强。
发展是硬道理,但独木难支。旅游业进入贫困社区后,其远高于传统产业的收益很快让村民趋之若鹜,接踵而至的供过于求以及旅游业本身的脆弱性成为诱发恶性冲突的根本原因。因此保护甚至补贴传
统产业,谋求社区经济多元化发展是应对冲突的关键。
延伸旅游产业发展链条、谋求旅游业多元化发展是共同选择,其发展路径根据当地村民所具有的整体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强弱可分为“精英式”和“大众式”应对路径,政府要针对不同人群予以差异化管理。
室韦新建的旅游客栈
肖明娜/摄
边远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初衷是促进经济发展,但伴随剧烈的社会变迁,在新的利益平衡中,冲突也相伴而生,从探索期的群体内冲突升级为参与期的群体间冲突,旅游发展加速的参与期也成为恶性冲突的高发期。固有观念中,旅游业应是风景优美、文化异质的民族村寨发展的“救命稻草”,但不期而至的冲突使其更像是暗藏杀机的“特洛伊木马”,如何化解在此进程中的恶性冲突,促进少数民族村寨社区能力与村民生活满意度的切实提高,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因此必须强调作为旅游发展受益方的政府、协会、村民、外来商人等积极合作、共同努力,把握好发展节奏,谋求多元化发展。
室韦旅游社区
肖明娜/摄
【作者简介】
李燕琴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莉萍 夏威夷大学茂宜分校助理教授
本文节选自《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冲突演进与应对之策——以中俄边境村落室韦为例
》
【摘要】
本文以田野调查和访谈数据为基础,深入剖析内蒙古中俄边界室韦村在旅游扶贫进程中的个体应对与冲突演进,从“精英式”和“大众式”的不同应对过程,归纳旅游扶贫社区的冲突应对模型。发现在旅游扶贫村寨社区参与过程中,社会冲突从探索期的群体内升级为参与期的群体间冲突,参与期出现了村民收入增加与生活满意度相背离或双低谷现象,是社会冲突高发期,严重威胁了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冲突应对要充分认识社区生态的“非理性”,通过授权把握发展节奏,发挥主体能动性,注重多元化发展和差异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