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极简军阀混战史(四)
中我们提到,武昌起义爆发了。
武昌起义这事其实出乎了所有人意料,朝廷没想到这事居然能搞这么大,革命党人没想到这事居然真能搞成,所以一时间双方都很尴尬——不到半年前,孙中山等人筹谋已久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刚刚失败,大家都觉得这次武昌起义要组织没组织要严密筹划没严密筹划,怎么看都不像个能成功的样子,结果偏偏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起义大成功的革命党人群龙无首,大家忽然发现虽然这旧秩序被打破了,可新秩序到底怎么建,谁也不知道啊!于是商量来商量去,大家觉得还是得找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来做领导。
于是大家想来想去,有人表示我看咱们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的统领黎元洪这人不错,平时对咱们当兵的比较和气,人也挺好,也有进步倾向,干脆就他吧!
妥当!
于是一个原本跟革命毫无瓜葛、甚至曾经多次出手镇压过革命党人的旧官僚,就这样被革命党人拿枪逼着做了新出炉的湖北都督。
就在起义军用枪逼着黎元洪大都督上位领导他们造反的同时,真正的革命党精锐——比如黄兴啊、宋教仁啊这些人正在星夜兼程的往武昌赶。而大清朝廷……大清朝廷则急着调兵遣将,派人去清缴武昌义军。
不过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武昌起义之后,关税被断了。
当时大清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四大块——一块是传统的田赋,也就是农业税;一块是盐税;一块是厘金,也就是过路费;还有一块,就是关税。
这四大块里,农业税最没搞头——我大清圣祖康熙他老人家当年掐指一算,自觉我搞定了三藩又弄死了葛尔丹,这大清江山必然牢固万年永无后顾之忧啊,所以干脆咱们来个“永不加赋”,把农业税基本固定下来,彰显我大清之仁德。
当然,我大清作为一个要脸面的大国,祖宗说了永不加赋,那做子孙的谁也不好意思去打祖宗的脸。可问题是日后白莲教起义、鸦片战争、天平天国作乱乃至甲午大败、庚子拳乱那都是要钱的买卖,你这边永不加赋了,那边钱从哪来?
好办,咱们可以加“捐”嘛,捐这东西,名义上是大家为了促进大清又好又快发展而自愿捐献的,那就没法归到赋税上了不是?可捐来捐去,总也有民力耗尽的时候,然而这时候大清猛然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关税这种玩法——你往我国内运输货物,竟然还要给我交钱!?
更可喜的是,由于我大清连吃败仗,在列强那边几乎把内裤都输掉了,于是海关极其屈辱的被洋人给把持了。但把持来把持去,朝廷却惊喜的发现,这洋人恪尽职守,为了查关税兢兢业业,在他们的把持下这关税竟然收支详实,全然没有我大清官员上下其手、偷税漏税的弊端!这可真是意外之喜。
于是清政府很开心的把关税给了洋人,而洋人也很开心的把持着大清的关税,于是到了武昌起义这会儿,一个大问题出现了。
当年的武汉,是通商口岸。
是通商口岸,自然就有海关。
于是这边一革命,那边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就指示手下把关税给扣下,都汇到上海汇丰银行——他的理由十分冠冕堂皇:之前各种条约跟外债大多是拿关税进行的抵扣,你现在起义了,这帮人把关税挪用了损害咱们在华利益怎么办?所以这关税必须扣下来,我放到汇丰银行里,帮你们看着。
你应当将税款设法付入汇丰银行我的帐内,等候事态发展。让税款跑到革命党的库里是不行的。——安格联对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的指示·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
这下问题复杂了。
虽然全国的叛军捆到一起未必是北洋六镇的对手,可现在的问题在于朝廷并不能够如臂使指的调动这六镇部队,因此调动北洋军南下攻打武昌的进程并不是特别顺利;而洋大人们觉得你这拖延下去恐怕情况不妙,咱们是不是赶紧找个管得住北洋六镇的铁腕人物来出面镇压叛乱?
怎么办?
没招了,载沣捏着鼻子来请袁世凯:那什么,你回来吧,回来就是湖广总督,剿匪这事由你全权负责……
袁世凯表示,呵呵。
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门都没有啊!我也不是谦虚,你们另请高明吧!我有严重的足疾,这事我干不了!
实际上此时无论是朝廷还是袁世凯,他们都对剿灭这些革命逆党有着绝对的信心——前面咱们讲过北洋六镇对其他新军有着决定性的优势,更不用提各地旧军其实还颇具实力了。因此大家担心的只是其他省份的革命党人会不会群起响应、这次剿匪如果操之过急会不会导致革命军四处流窜。所以袁世凯的别扭也并没有维持多久,他很清楚的认识到这对自己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假如自己再继续推辞下去的话,朝廷真的另寻他人、或者干脆剿灭了武昌叛军怎么办?所以很快他就决定出山剿匪去也——不过出山归出山,朝廷你可得把军费给我配足了!
此次变起仓猝,武汉已失。……兄断不能辞。昨已具折谢恩。惟沥陈病状,云急切恐难就道,并须一面妥筹布置等语。另又开具节略八条,大意谓无兵无饷,赤手空拳,何能办事。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编练二十四五营,带往湖北,以备剿抚之用。又拟请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如各事照办,兄自当力疾一行。——袁世凯.《覆湖南提法使张镇芳函稿》(1911年10月18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