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黄老之学、释学撑起中华道德根文化“生命树”——儒学文化堪称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根文化的辅根文化之一（六）

孔子儒学主要讲的是如何做人，做普通人、做庶人或做贤人。

而要真正地做一个有超常的大智慧的人，做圣人，则绝对离不开修身求真，否则就无法克服自己意识的障碍而洞穿自然的奥秘，也就无法以大智慧的状态立世处世、为人示范。

所以，道德修身文化与儒学的分界点，也就是修身求真实践的层次和深度。

虽然当年孔子本人和他的学生们也都曾经强调求真，可惜孔子多次问道于老子，都未能参悟到进道的真正秘诀，因而孔子一生都是在“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而游于艺”，而不能像老子那样“居于道，用于一，推于二，演于三”，真正地把宇宙的奥秘了然于胸，挥洒自如地阐释出宇宙大自然的根本规律和其中的变化之道。

儒学要求如何做人？是继承了古代根文化时期甲骨文“人”字所包含的精神。

五帝时代的“人”字，弯着腰，两手合抱施礼地垂放在胸前，举止彬彬，谦恭有礼，说明古代根文化倡导做好一个庶人、贤人必须要抓住根本的一点，就是修心持礼。

到了春秋以后，孔子儒学突出地强调了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黄帝四经·道法》篇曾揭示要守道法，孔子可以说是准确把握了这个规则，把握住对心的规范和制约，秉规持范地按照圣人和真人们揭示的自然规律和规则去做人，遵循道法而不是人的智识所制定的后天之法去做人。

古代中华民族特别重视如何做一个庶人——老百姓，以及如何做一个贤人。基本的做人准则是要谦恭有礼，这也是中国在世界上获得“礼仪之邦”赞誉的一个重要原因。

“礼仪之邦”的精神，实际上就含在“人”字的甲骨文形态当中。

当然，这个“人”字在后来发生了演变，随着社会整体的离道失德，现在已经象形到了会飞的“人”字——两脚一张八字开，拦在大道横着来，要想得到认可，首先要把钱拿来，要满足利益才可以。

人性的这种自私、贪欲，从“人”这个字的演化上就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

所以，对于如何实现道德的复兴，如何去做人，儒学领域主要强调的是把握心中的礼——深层次的是抓住礼德，浅表是抓住礼仪。

我们在研究道德根文化的修身特征的时候，一方面必须看到孔子儒学注重用礼仪规范心和身，用礼德去修持心和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儒学修心身的肤浅之处，孔子儒学并没有掌握道德根文化中的根本修身文化。

从孔子所教的七十二贤人的谈话记录和他们的行为举止当中，也可以验证到他们是如何运用仁义礼来学会做一个贤人的。

七十二贤人中最聪明、最具有智慧的一个学生叫颜回，颜回能够在静坐当中达到天人合一而忘其身、忘其心，连孔子都赞叹“我要随乎其后”。

颜回沿着天人合一之路进入到一定的深度，但他是仅凭个人先天的慧性误打误撞，达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基础状态，并没有全面完整地掌握法道文化和德道文化当中的系统理论和求证方法，稳定地提升自己的性和命，以达到性命双成。

因而颜回虽然具有智慧却英年早逝，使孔子非常痛苦地哭叹白发人送黑发人，感叹颜回的去世使自己丧失了一个得力的臂膀。

所以，在研究传统文化的时候，一定要立足在“修之身”的完整性上面去进行考古、研究、分析、辨识，这样才能够不离开道德文化之根而纵览中华历史文化的全貌。

儒家的以“仁义礼”修身和道家的以“道德”修身，两者存在着重大层次的区别。

例如，白玉蟾和朱熹较劲的“偶中尔”的故事，说明二者的差异在于，道德文化是通过象、数、理、气（炁）四个领域整体把握的文化。

任何人都可以取象、数、理、气（炁）这四大系统的某一个分支来作为学说发扬，但其都不是道德根文化的全貌，都只是取了大海的一瓢水而已。

再如，程朱理学虽然曾经盛行，但是它却残缺了一个宝贵的参数——“炁”学。

没有内证于身心的道德能量，那么再精美的理学理论也是口头禅，没有实际的作用，不仅不能真正地改造自己的心身和命运，而且也不能有益于家庭和社会。

所以，对于道德文化与儒学（以及以后的宋明理学）这两者之间的异同，一定要分辨清楚。

既要肯定孔子儒学的优秀部分，也要洞察其中的不足。中华道德文化的主根，必定是伏羲的易道文化、黄帝的法道文化和老子的德道文化。

分清主辅异同，才能真正全面地认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大系统，并且把握住其中“修之身”内证德道这样一个根本特征。

中华民族陷入因果律的四大循环周期，四大历史链环惊人地相似，纵览历史的时间表，我们不难看出从周幽王“背天之道，国乃无主”败国之时起，整个中国就陷入了自然因果律的周期性自残自虐，反复在四分五裂中兵戎相见，自相残杀，然后在专制一统的平静时期又自虐式地相互摧残。

孟子曾经说“春秋无义战”，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五百年连番不歇的非义之战造成的罪因，才导致了长达两千五百年循环不息的不义之战，使中国社会深陷于自然因果周期律之链中滚动。

两千五百多年以来，这个自然因果律的周期性极为惊人地相似。

两千五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这个自然因果周期律怪圈，一直像羊癫疯的痉挛一样定期发作，时间一到就将整个社会抛入周期性的大震荡中抽搐挣扎。

这个因果周期律的共性特征是“兴短衰长”，尽管汉、唐、明三次大的封建专制一统都有三四百年之久的时间，但是每一个周期律的兴盛期却是短暂的，而且都是仅仅在开国之初平息权争之后才开始兴盛。

汉朝的兴盛在第三、四代皇帝时期；唐朝的兴盛在第二、三代皇帝时期；而在明朝时能够称得上平静的日子在三代帝；满清入关后统治中国所带来的平静，同样也是在前三代帝。

封建专制一统的历史规则似乎是大因果周期律中的小周期律，普遍都是从第四、五代时就开始迅速腐败变乱，然后进入长期的相互自虐式的内耗，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与苦难之中，直到演变成大规模的自相残杀，或者落入外族人之手。这就是封建专制的周期律和不治之症。

在长达两千五百多年的几次自然因果周期律的无情滚动中，伴随着腥风血雨，中国的文化也曾经试图寻觅社会的出路。

第一次长期大战乱，春秋战国五百多年，文化阵营诞生出了儒、道、法、兵、墨等诸子百家。

但是由于整个社会的离道失德，道学、儒学皆遭冷遇，相反文化基因缺失和异变的法家和兵家反而成了座上宾。人道以兵为先，文化学术成了封建统治者的帮凶和奴才。

大周期律中的第二次战乱中，魏晋南北朝共约四百多年时间，佛学与佛教吸取大量道学的内容和儒学的内容，从而在社会上获得了一次大的发展，但是却仍然未能给当时社会或者后世带来历史命运的改变，杀戮似乎反而更凶残。

大周期律中的第三次战乱中，五代十国辽宋夏金将近四百年期间，理学将佛学、道学和儒学的内容加以糅合，弄出了一个“四不象”的学术，使根文化基因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文化系统中完全消失，从而导致文化产生了基因异变。

在四大周期律的反复出现之中，有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当大道昌盛行世之时必定预示着大治的盛世出现；但是每当佛学在社会上畅行兴盛之时却又常常昭示着社会上将会大乱；而异变型儒学在社会中大行其道之时，却总是必然会将好端端的治世引入乱世之中。

这种现象粗看起来似乎难以理解，特别是佛学兴盛时总是伴随着社会乱象的同时出现，使许多学者难以解析。

其实从因果释放的规律性而言，这种现象的责任并非在于佛学本身，而是因果释放关键期的必然需求。

道学、儒学、佛学这三大学派，在中国历史上像一个铁三角一样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大体系。

这个铁三角，不论是顺转滚动还是逆向滚动，当它们进入社会主流文化领域彰显以后，都会昭示和伴随着整个社会的“治——由治入乱——乱”三部曲的滚动性变化循环。

这种规律性足以令人警醒和深思，我们应当透过文化现象的表象而进入文化基因中进行综合解析，才能寻觅到正确的答案。

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反复重演，是在无情地告诫后人：只有复兴道德根文化，才是中华民族社会长治久安的出路。

近代我们可以看到，异变型儒学其实始终稳居于主导地位，同时佛学又开始在民间光大兴盛起来，但是道学却始终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之中。这种铁三角滚动的情况同样值得人们的深思和重视。